
她送的東西很真實,她的離去很殘忍
文/伊亞.茵貝里;譯/林巧棠
病毒在我體內數天後,我開始發燒,接著我有股衝動,想重溫特定的某一本小說。只有當我坐在床上,打開書本時,我才明白為什麼。書名頁上,有一段用藍色原子筆書寫、無法模仿的筆跡題詞:
1996年5月29日
早日康復。
費拉可娜有可麗餅和蘋果酒。
我在等著我們能再去那裡一次。
吻你(情願落在你的脣上)。約翰娜
那時我感染了瘧疾,大約幾個星期前,我被東非的一隻蚊子傳染,地點在塞倫蓋提的一個帳篷外,我們回到家後我就生病了。我被送入胡迪克斯瓦爾醫院,沒有一個人能理解為什麼我的所有檢查結果異常飆升。最終他們給了我診斷,醫生們紛紛排隊來看那位罹患奇異病症的女人。我的額頭像著火般燃燒,每天黎明時分,在醫院裡,我總是被自己的呼吸聲和前所未有的頭痛驚醒。我們完成坦尚尼亞之旅後,我直接前往海爾辛蘭探望躺臥在臨終病榻的祖父。結果卻是我生病了,差點喪命。我在醫院待了超過一週,但當約翰娜給我這本小說時,我已經蜷縮在我們位於海格什滕的臥室裡,那是我在烏普薩拉進行肝臟切片檢查之後,他們用救護車送我回來的地方。我不記得結果了──那個夏天我沒能回想起什麼──不過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公寓、那本書,或她。這本小說在發燒和頭痛中消失了,與它們融為一體,而在那混沌中的某處,有一條絲線蜿蜒伸展至今,那是被疾病與恐懼電擊般喚醒的情感之脈動,促使我在這個下午來到書櫃前,尋找那本特定的小說。無情的發燒和頭痛,惱人的思緒在腦海中翻湧,迫近的煩惱聲如同在耳邊呼嘯:我認識這一切,因為我曾經歷過──床邊的地板上堆滿無用的止痛藥盒,異常口渴的我狂喝著一瓶瓶氣泡水。我一閉上眼睛,畫面就開始翻滾:乾燥沙漠中的馬蹄聲、充滿幽魂的陰冷潮溼地下室、向我尖叫的長母音──這是我從小到大經歷過的標準噩夢,只是現在多了疾病的死亡和毀滅。
文學是我們最喜愛的遊戲。我和約翰娜互相介紹作者和主題、時代和地區、獨特的作品,還有舊書、當代的書以及不同類型的書。我們的品味相似,但觀點分歧足以使我們的討論饒富趣味。有些事情我們意見不合(奧茨、布考斯基),有些讓我們雙方都無動於衷(葛蒂瑪、奇幻文學),還有一些則是我們都喜愛的(克拉斯.厄斯特格倫、埃溫德.雍松的《克里隆三部曲》、萊辛)。我可以從她閱讀一本書的速度判斷出她對這本書的感受。如果她讀得很快(昆德拉的作品、所有犯罪小說),我就知道她感覺很無聊,所以急著看完。而如果她讀得很慢(《錫鼓》、所有科幻小說),她同樣覺得無聊,只是掙扎著要讀到最後一頁。她認為自己有責任讀完所有開始讀的書──就像她完成所有課程、論文和專案一樣。她內心深植著一種順從的意識,對於手頭的任務總是懷有一種敬意,無論那看起來有多麼無望。她一定是從父母那邊遺傳來的,遺傳了他們的創意,處變不驚的奉獻精神。在她看來,這種對於完成的承諾,使她能夠不受阻礙地邁入未來,這也是她所謂「新的開始」的維持方式。生活,在約翰娜的世界裡,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向前,永遠向前。這就是我們彼此的不同之處:我很少完成任何大事。在各地的普萊斯比雍便利商店打工一年後,我報名了許多大學課程,但接著我不是退選就是延期,直到我開始更認真地寫作。即使在那個時候,當我決心全心投入成為一名作家的時候,我依然無法遵循自己規畫的道路。我反而每天都在阿斯普登、梅拉倫高地、仲夏花環與阿克塞爾山散步。在這個時代,城市邊緣的鄰里區仍然帶著一種破舊襤褸的氣息,有摩托車俱樂部、刺青工作室,以及有日晒床的昏暗錄影帶出租店。地鐵站陰冷潮溼又髒亂。各種各樣的人住在一起,提著公事包的白領上班族,租下工業區便宜工作室的藝術家,毒窟經常被警察突襲的癮君子,整天在市鎮廣場喝酒的、皮膚粗糙堅韌的老人。這些人都住在蜿蜒的主要街道旁的三層樓建築中。這些建築物中,擁擠的店面販賣外國香料,還有裝潢樸素的餐館,我會坐在角落裡,眼前塑膠托盤上的盤子已經空了,我喝著殘餘的淡啤酒,觀察著下午兩三點的顧客。我面前放著一本筆記本,還有一支精心挑選的筆,但我很少使用這些用具。我可能給人一種投入的印象,事實則並非如此,我床頭的書堆裡總是有一兩本我讀到一半就放棄的書。我偏愛那些讓我無法自拔的書。生活中的大多數事情也是如此,結果我的責任很少,或許有點太少了,少到我無從去拒絕,這使得我幾乎沒有「重新開始」的機會,我想,約翰娜只能將我固有的惰性視為一種挑戰。她的速度和熱情讓我感受到一種速率,促使事情發生。也許正是這種特質,讓我在我們的關係中感到如此安全:她一開始就對我投入,並且不會放棄。她哪裡也不會去,她絕不會屈服於衝動而離開。我放鬆並臣服。她是如此細心、深情和忠誠。像她這樣的人會想到分手嗎?不會,我想。不會,絕不會。
我手中這本書是《紐約三部曲》。奧斯特的作品神祕與靈活並存,既簡單又複雜,既偏執又晶瑩剔透,字裡行間充滿開闊的天空。這一點上,我與約翰娜的觀點一致。幾週後,我的發燒退去時,我再次閱讀這本書,開始尋找其中的缺陷。我想知道這個系列是否真的清楚明白或無聊,但書籍本身沒有一點差錯。不久之後,我讀了《月宮》,再次感到著迷。奧斯特真正地成為我閱讀和寫作的指南針,即使在我忘記了他,不再關心他的新書時,他仍舊如此。他那種富有洞見的簡約成為一種理想,起初與他的名字緊密相連,最終則自成一格,獨立延續下去。有些書,即使書名和細節都已經從你的記憶中滑落,卻依然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中。當我終於第一次去布魯克林時,我查找了他的地址,彷彿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那是在新千禧年的幾年後,約翰娜早就毫不留情地離開我,投入了另一個人的懷抱,這分離來得如此突然且殘忍,冰冷無情。當我凝視著保羅.奧斯特和希莉.哈斯特維特居住並寫作的褐石建築門廊時,我與一個男人正處在一段認真的感情之中──他當時正在附近的咖啡館裡,與我女兒一起吃鬆餅。時間的多重折疊特性,讓我能聽到約翰娜說了一些關於機運的話,直到很久之後我才明白那些話;那也使得我們兩人都能以為自己看見了頂樓窗簾後有什麼東西在晃動。
就像我目前的高燒一樣,那次感染瘧疾在我身體裡設下了一種永恆之感,這種病痛似乎成為了一種永久的狀態。我們旅行,去拜訪了她的兩位朋友,他們從事「人道主義援助」,一個看似非常包羅萬象的世界。與他們相處了兩個星期之後,我仍然不明白他們的工作是什麼。其中一人正在為某個組織製作電影,這部電影有可能會在一場會議上放映,前提是這場會議確實會舉行,而且電影會拍攝完成。而另一個朋友似乎只是跟在旁邊,扛著攝影機的三腳架,沒有做太多其他事情。他們打算在那裡待三個月,然後向南出發,而那晚在塞倫蓋提之外,帳篷裡面,是我們在這個國家的最後一夜。沒有人注意到那隻叮咬我的蚊子,即使我們共用同一個蚊帳。但在回家的飛機上,我發現我的手肘上有三個腫癢的小包。約翰娜則一點都沒有被叮咬。嚴格來說,我並沒有超過兩到三週都在發高燒,燒燒退退的時間頂多是四週,我卻感覺像是臥病在床了好幾個月。約翰娜擦拭了我的額頭,她從廣場上的麵包店帶來了一些小點心,一口大小的那種,我的胃口很微弱。她說她很擔心我突出的髖骨,但我知道她其實對它們暗自著迷。她做了奶油濃湯,餵我吃她用烤箱烤的麵包,上面塗上大量奶油,奶油滲透到麵包鬆軟的部分裡。我對一切都心懷感激,對食物和禮物,以及她以詩意筆觸題字的平裝書。她來自泰比的一個親切上層中產階級家庭,這就是他們送禮物的方式:隨機的場合,優雅的包裝,放在緞帶下的精美卡片。贈禮時,即使是在午餐時簡單地將禮物滑過桌面,也有一種節慶的氣氛。在她的世界中,禮物不僅僅是內容和包裝,還關乎驚喜的程度,時機的掌握,以及對過去和潛在未來的暗示。每一件禮物都編織在典故、眼神和隱言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禮物的累積變成了負擔,我永遠無法追上。她的禮物太多、太貴重,而且充滿了太多承諾。此外,她對美的鑑賞力是我所缺乏的。她能在博物館商店找到完美的手錶,在面臨歇業的電影院買了一個印有電影海報《莫妮卡》(Summer with Monika)的托盤。這兩樣東西我都還擁有。我的孩子們問我關於這個莫妮卡的問題,關於她是誰,與誰度過了那個黑白的夏天。那個現已停產的手錶被塞進一個盥洗包裡,錶帶不見了,但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看的手錶。她離去的方式很殘忍,我把她的一部分禮物扔掉,其他的則收起來,放在閣樓的工作室裡,打算等我的情緒平復再拿出來。這從來都不是關於金錢價值的問題,金錢並不是我們談論的話題。她不像我們其他人一樣申請學生貸款(我們最初是在大學的新聞課上認識的),她有一張Visa卡,那個帳戶,父母會定期匯入款項。對於我這個十六歲就搬出去自立,輟學幾次的人來說,每一筆開支都需要有所犧牲。除了那些書籍,我懷疑她是否保留了我倆在一起時,我送給她的任何東西:像是口袋相機、仿絲睡袍,以及由當時很受歡迎但現在早已被遺忘的漫畫家創作裝裱的圖畫。我送給她的禮物,還有那種給予的行為,都讓我感到自己不夠好。我不禁注意到,我送的禮物相對便宜,寥寥可數。相比之下,我顯得笨拙,我突然意識到金錢的重要性,以及缺乏天生的品味可能意味著什麼。這些事情通常埋藏在我們共同生活的暗處,是我們不曾討論的話題。她送禮的方式可能帶著某種暴力,每次將長方形盒子滑過桌面(裝著不對稱銀吊墜項鍊)、在客廳中央留下巨大驚喜(長距離滑冰鞋)、將包裝好的新書放在我枕頭上(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哀傷貢多拉》),或從古納遜麵包店買回來一盒東西,放到我們茶杯之間的桌上之前,先在我面前晃動一下的勝利與優越之感。這是一種不需付出代價的慷慨,而她知道我永遠無法匹敵,因而悄悄占了上風。當我沒錢時,她是那個補滿冰箱和食品儲藏櫃的人,她從市場裡的起司專賣店買了起司,還有在林奈街上的專賣店裡,購買了新鮮現榨的果汁、放在棕色袋子裡的新鮮研磨咖啡。某個時刻,大概就在這一切結束後不久,我問自己,這是否就是一種結構性的暴力:不自覺地教導某人有關禮物的事情、在哪裡購買、如何遞送。教導別人不要像我以往那樣總是買最便宜的褲子、現成的香蒜醬、電腦或者平底鍋,而是要選擇最好的物品。幾年之後,我發現在我們的交流之中,任何潛在暴力的想法都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激發自被拋棄的經歷,再由一顆憤慨燃燒的心,事後曲解而成。約翰娜將《紐約三部曲》送給我,純粹出於善意,在書名頁上用藍色原子筆寫下題詞上的吻(情願落在我的脣上)之時,已經真實到不能再真實了。
※ 本文摘自 《小事(瑞典文壇最高殊榮奧古斯特獎作品)》,原篇名為〈第一章 約翰娜〉,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