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人在列強環伺下，逐漸意識到「朝廷」不同於「國家」

文／劉龍心

「中國上古史」一詞對今天任何一個習史之人而言應該都不陌生，而這個詞彙的出現其實和中國史開始以上古、中古、近古作為分期的方式有關。1918年傅斯年論中國歷史分期問題時曾說：

西洋歷史之分期，所謂「上世」「中世」「近世」者，與夫三世之中，所謂「支期」者(subdivisions)，在今日已為定論。雖史家著書，小有出入，大體固無殊也。返觀中國論時會之轉移，但以朝代為言，不知朝代與世期，雖不可謂全無關涉，終不可以一物視之。

傅斯年說這段話時還在北大文科就讀，在他看來當時中國史以上世、中世、近世作為分期方式還不是非常普遍的概念。事實上，這種以「時代」作為歷史分期的方式，不過是清末時人透過漢譯日籍才介紹到中國來的，如20世紀初梁啟超在以民史對抗君史的脈絡下，於〈中國史敘論〉中便仿習了這樣的分期方式，他說：

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在這個分期概念中，梁啟超以「中國民族」為單位，將歷史上的中國從一個「自發達、自爭競、自團結」的階段，一步步放進亞洲、世界的框架中，有意將中國史作為摶成民族國家的工具。

接續梁啟超的概念，20世紀初重編國史運動中有愈來愈多人也跟著主張以上古、中古、近古的方式重新分期國史，唯此時斷代史著作的時機尚未成熟，不少有關「中國上古史」的論述是以「國史第一章」的形式出現在通史撰作中，如夏曾佑(1863-1924)、劉師培(1884-1919)於20世紀初以時代分期方式分別寫成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以及梁啟超於1918年在〈中國史敘論〉的基礎上所寫的《中國通史》等著作皆為代表。

唯這類早期的通史性論著最後多半未能終篇，有好些是多年以後才陸續以斷代史形式重新出版的。換言之，晚清時人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逐漸意識到朝廷不同於國家，對照西方世界所謂的「國家」，今時今日的「中國」算不算一個國家？如果「中國」是一個國家──或想成為一個國家（這裡有實然和應然的區別），那麼它的時間（歷史）、空間（地域）範圍又該如何界定？在這些問題的牽引下，才漸漸有了國史書寫的需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何處理中國的「起源」之說，便成為國史書寫第一章無可迴避的課題。

由於受進化論的影響，晚清時人在處理中國起源問題時，經常好從人種學角度立論。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即特設「人種」一節，謂中國史範圍內最有關係之人種包括苗種、漢種、伯特種、蒙古種、匈奴種和通古斯種等六種。次年發表〈新史學〉時，又謂世界人種可區分為黃、白、棕、黑、紅等五色，這五色人種中，梁氏再根據「歷史」之有無劃分為黃、白二種，其中白種人可謂之為「世界史的人種」，黃種人則是「非世界史的人種」。所謂「世界史的人種」是指「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僅在本國之境域，不僅傳本國之子孫，而擴之充之以及於外，使全世界之人類，受其影響，以助其發達進步」者。

在這個定義下，梁啟超認為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暹羅人和其他亞細亞東部之人都只能位在「非世界史的人種」之列，而白種人因掌握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主權」，所以稱得上是「世界史的人種」，其中阿利安人中的條頓人更是當今世上「獨一無二的主人翁」。梁啟超根據膚色、歷史和文化武力的差別定義人種的方式，很顯然有意將著重體質遺傳特徵的人種學和19世紀以後世界強權國家的分布狀況混為一談，其目的不外乎要說明白種人除了在體質形態和遺傳條件上優於黃種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在文化、武力方面不斷擴充並向外延伸。

而這種能不能向外擴延的關鍵，就在於該人種有沒有「自結」的力量，梁啟超表示：「能自結者為歷史的，不能自結者為非歷史的」，「能自結者則排人，不能自結者則排於人」。這說明了在他的觀念裡，歷史才是聚合人種的重要力量，白種人之所以能夠占據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主權，就在於他們是「有歷史的人種」。

梁啟超有意將歷史與人種結合的論述，無疑創造了20世紀初國史書寫的需求，從人種切入的取徑，也讓中國歷史在溯源過程中，有了和世界其他人種相互較量的機會。前述夏曾佑、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便不約而同的在上古一章討論中國人種的起源。夏曾佑在〈上古史〉一篇中，即引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藉「物物相嬗」之理說明中國亦世界人種之一。他強調世界五大人種在上古時，大都聚居在亞細亞西北高原一帶，其後才散之於四方，因水土不同而有形貌之殊、文化之別，唯在語言文字上猶有相通之處，可藉此以觀分合之跡。

夏曾佑在此雖然介紹了中國在世界五大洲中，位處亞洲東部，屬蒙古利亞種，也看似同意世界五大人種最初都是從亞細亞西北高原向四方遷移的，但是當他提到「中國種族」的起源問題時，卻表示：「吾族之所從來，尤無定論」，他說：

近人言吾族從巴比倫遷來，據下文最近西歷一千八百七十餘年後，法德美各國人，數次在巴比倫故墟掘地，所發見之證據觀之，則古巴比倫人，與歐洲文化相去近，而與吾族之文化相去遠，恐非同種也。
對於清末盛行一時的中國人種西來說，夏曾佑抱持著相當保留的態度，他認為根據考古發掘，巴比倫人與中國人「恐非同種也」。在這個觀點上，劉師培的看法和他不盡相同。

本文摘自《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原篇名為〈國族起源與「中國上古史」的建構〉，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