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戰南北！

文／王世宗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明擴張已久，於是文化同中有異的狀況愈為顯著，這尤其表現於南北對比，此情固然與晉室南渡的變局關係密切，但其實卻是華夏文化長期拓展的自然情勢，否則原來「南蠻」之風絕不足以與中原傳統對照相較而可論及其間差異。

世族與寒門的對立不僅是權勢地位之別，也是文化教養之別，此種對立在南北二地均存在，但以南方尤為鮮明，蓋南朝士人之中既有世族與寒門的貴賤分別、又有北籍與南籍的優劣分別，兩者相互作用造成激化之效，以致世族在社會階級與思想態度二方面均與寒門相去甚遠。

北方漢人不論士庶皆淪為異族統治的臣民，相同的政治名分使世族與寒門高下之別減少（絕非平等），因其面臨共同的大敵，二者同情互助之處乃多，觀念也趨於務實而少玄思，雖然此景也與北方養尊處優的大族多已南遷有關。隨晉室南渡者多屬豪門，其物質條件或社會勢力既盛，精神立場或心靈意向亦較高傲，加以政權乃北人所屬而南方學術原從北方傳入，故南下的北方世族頗懷優越意識，南方原有世族不為所重，更遑論寒門土著。

東晉之前清談已成士風，而「敗兵之將不可言勇」，南渡的高門習氣難改，「逃難求榮」的事情又使其避談實政，故其心思乃愈加逃世，但因所求不是超越性真理而所據卻是世俗性優勢（出於現實而反現實），南方貴族的知性矛盾或靈性扭曲誠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病態。

相對而言，北方世族重視學以致用的經術，南方世族重視自我調解的玄理，前者論德而後者言美，似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分殊，然其實乃是程度的差異或是處境的影響，並非本質相反；因為南方世族來自北方，其說不是創於南方，而傳統學風本有務實派與致理派之別，南方世族的特色只是當時主流文化路數移植的結果──分類造成對比──不是固有的南北差異表現。

事實上世居南方的士人原與北方一樣，有注重論心或治物的不同流派，而其學且與北方交流相承（菁英文化少有地方主義），惟中國文化的現實精神強烈，傾心於玄學者絕非多數，故南方文化的哲學性特徵實是「比較」所致，或是南北兩方論道之人「齊聚一堂」所致。

總之，中國文明起源於華北，南北文化本來有異，但經秦漢統一與教化開展，華南在魏晉之時已與北方學術一致，只是文化層次仍有不及；然中國的形成本是北方同化南方，當南方足以在文化上與北方分庭抗禮時，這必是中國歷史已經長期進化之後，此事本身即為可貴的成績；即使此時南方整體素質尚不如北方，其重要性卻已大增，而且北方菁英的南下造就一時南勝於北的盛況，此乃無從否認的事實──其明證是南朝高於北朝的「正統」地位──可見「英雄不怕出身低」，精神貴族才是真正的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