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女書研究的一些契機

文／姜葳

第一次聽說女書，是一九八六年初，當時是在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班第一年，住在研究生宿舍裡，有些大陸來的學生訂了《人民日報》海外版，看完了放在宿舍餐廳的桌面上，我閒來無事也會翻翻，有天看到一篇短訊，說湖南南部發現了一種婦女專用的文字，稱為「女書」。

我中學開始就對文字感興趣，正好系上有幾位老師對文字與文化的研究也有興趣，如康克林教授(Harold Conklin)對菲律賓哈奴諾族(Hanunoo) 音節文字的研究；麥德莫教授(Raymond McDermott) 對文字與語言、文字與教育、文字與政治都有興趣，還編列了一本研究文字的書籍文章的目錄，讓我受益匪淺；隨德教授(John Szwed) 對文字與通俗文化的研究，後來並同意出任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顧地教授(Jack Goody) 對文字與思想、文字與邏輯有多本論著，經過一番考慮，我就將論文題目鎖定在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字上。

到了那年夏天，系上有一筆小額獎學金，專供研究生初步調查用。我就用這筆錢到大陸走了一趟，收集納西族象形文字、彝族文字、水族文字和女書的資料，最後決定研究女書，因為世界上古往今來各文化裡，男女使用不同文字的案例很少，女書是這樣的特殊案例，而我對文化研究的看法是，特殊案例往往標誌某一文化形態分布的邊界，如果把邊界弄清楚了，這個文化形態的輪廓也就清楚了。

如此我經過一整年的準備，也修讀了婦女研究和中國史學方法等課程，卒至於一九八八年初抵達湖南省江永縣展開田野調查，前後在江永待了一年，其間並為了籌措費用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一年半，於一九九○年夏返回耶魯撰寫論文。

人類學有一個傳統，除了就調查主題所寫的田野調查報告之外，還常會就調查經過也寫一本書，因為人類學是以人類學家為工具去探究文化，研究結果深受主客體互動的過程所影響，若是不了解這個過程，那對整個研究的了解也就少了一個重要的層面。

我的田野調查報告已於一九九五年以英文在美出版，其中部分內容附錄於本書之後，本書目標則在記錄當年調查的經歷。因為前後待過三個村子，就依時間順序以這三個村子的村名作篇章題目。希望本書對有興趣於女書、人類學或是大陸農村的人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