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子離群索書】不用找犯罪證據，我殺人，而我就是法律：《無敵之人》

讀了些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作品，再讀日本小說《無敵之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但兩者又相當不同，不同的時空。柳廣司的《無敵之人》描述日本「治安維持法」（1925─1945）施行期間種種殘酷、荒誕的事例，時間比台灣戒嚴早了一個世代。

「治安維持法」的制定，是為防堵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激化，打壓變更國體（否定皇室）否定私有財產制的訴求，防止國家遭到赤化。然而弊病叢生，凡閱讀紅色書刊，談話撰文時和共產主義有一點點交集，被檢舉者有之，被羅織罪名者有之，發揮正義感揭露社會問題而被打包成共產思想犯者有之。柳廣司以小說筆法寫出「治安維持法」與祕密警察組織「特別高等警察」（特高）的源起、擴權，以及對人權的侵害，也點出日本的社會問題。

四篇各有一位異議分子：《蟹工船》作者小林多喜二，川柳作家鶴彬，中央公論社與改造社編輯，哲學家三木清。而貫穿這四篇，負責偵訊緝捕的，是內務省的官員黑崎。黑崎代表情治單位。他們根據《治安維持法》監控逮捕共產主義人士。

對一般讀者來說，最著名的大概是小林多喜二吧，他寫的《蟹工船》堪為世界名著。以他為背景的〈雲雀〉也是全書四個短篇最好的一篇，敘事推進流暢，在緊張嚴肅中還帶一點喜感，故事背景融入情節中，輕重拿捏剛剛好。

篇名看不出意旨，但意有所指，這種愛唱歌的鳥，春日時，在空中鳴叫，宣告春天的來臨，代表一種希望。

蟹工船，是船工心目中的地獄，上船等於地獄走一回，因為船上環境惡劣，母公司派來的監工兇悍，動則持棍棒毆打。

沒有人想上船工作，但為什麼船上這麼多人？還不是為了錢。當時日本經濟蕭條，工作難找，即使大學畢業生也迫不得已上船捕蟹，但勞動條件太差，報酬分配不合理。這種勞動壓迫引來小說家小林多喜二的關切，他要以此為題材，揭發內幕。為蒐集資料，他採訪船上工作的兩個人。沒想到被視為無產階級主義文學旗手的他，早就被情治單位鎖定，受訪二人是情治單位安排來的。小說描述這些人的互動，從而刻畫小說家的性格與形象。

這部小說提到的地獄，除了蟹工船，還有當兵，入伍的義務役士兵常被長官拳打腳踢，所謂的軍中文化。另一個沒有直接寫出地獄兩個字，但其實跟地獄一樣的，就是政治黑牢。作者也藉由小說批判這種不人道的行為。

據統計，因為違反治安維持法而被捕的六萬多人，被判處死刑的，日本本土只有理查．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兩人，另有近兩百人在偵察階段死於嚴刑拷打，一千五百零三人因受虐或環境惡劣死於獄中。最後一篇〈自豪〉如此描述黑牢慘狀：牢獄的空氣中布滿汗臭、體垢、糞尿、嘔吐物等氣味混雜的惡臭，地上疊印著深紅色和污濁的黃色腳印。紅黃污漬是嫌犯身上的血和膿液，滴落在地板上，怎麼也擦不乾淨──不是刑求虐待，血是跳蚤、蝨子、蚊子、臭蟲咬的，還有犯人身染疥癬，拚命抓到鮮血淋漓，皮破膿流。這是進牢房的視覺震撼，而聽覺震撼來自於嫌犯吶喊：好癢，好難受，救救我⋯⋯，哀嚎聲此起彼落。在獄卒眼裡，這些以共產主義分子罪名羈押的人，不值得同情，何況凶手是那些蟲子，沒他們的事。

另外，柳廣司也不忘嘲諷整肅行動中的荒謬可笑之處。例如祕密警察徹底排除思想犯，績效不錯，共產勢力被清除到差不多了，以致無人可抓，沒有業績。軍方和首相譴責怎麼辦？於是使出垃圾步，故意讓嫌犯脫逃，再派人跟監，把嫌犯逃亡期間接觸的人都抓起來。這是濫捕中的濫捕。

跟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出現的問題一樣，以反共為名，卻反應過度，各執行單位爭功諉過，有時候抱持「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個」的心態，殃及無辜，弄得社會風聲鶴唳。日本的情況也有濫起訴、濫拘留的弊病。柳廣司不放過這個怪現狀，本書第二篇〈叛途〉直述遭高等警察逮捕的嫌犯，觀察期間若深刻反省，且提出拋棄共產思想的聲明，就可得到保留起訴處分釋放。不是寬大為懷，實為幾年下來，遭到檢舉的民眾大量增加，看守所空間不足，只好適度釋放。而所謂深刻反省，沒有明確標準，完全看當局高興。

以治安維持法對付思想犯，台灣雖有類似情境，但終究不同，日本年輕一代對此也不甚了了。《無敵之人》書前缺少導讀，小說讀來略有所隔。直到最後一篇，作者才把治安維持法、特別高等警察等相關知識一次寫足，但並未融入情節裡，百科條目般，讀來枯乾，本書小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