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非洲》 平等的對決

文／張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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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帶著天長地久的意願到非洲來的。種咖啡，和當地人相處，雇用他們、醫治他們、觀察他們。她看上一個山脊，覺得死了以後埋在那裡好了，挺不錯。後來事情並沒有按照她所想要的那樣發生。咖啡園無法繼續維持下去，經常一同飛翔的情人墜機死亡。她埋了情人，遠離非洲。

或許因為她自始就不是過客，所以在白種女人與黑色大陸的強烈對比中，呈現的不是文明衝突，而是反身關照。來自丹麥的女作家將文明物品帶到她的咖啡莊園裡，例如，一只咕咕鐘。每個整點，小門打開，布穀鳥衝出來，一下一下點著頭，熱烈地咕咕叫。非洲小孩對這鐘有興趣：

牧童憑太陽的位置，精準地判斷出12點是什麼時候，所以正午前一刻鐘，就會看到他們從四面八方朝屋子走來，羊群走在跟前，因為他們不敢把羊留在後頭。孩子的頭，羊群的頭，從樹林裡的灌木叢和高草堆湧來，好似池塘裡來了一窩青蛙。

孩子來到餐廳外頭，把羊群留在草地上吃草，赤著腳、悄悄走進屋內；他們當中，大的十歲上下，小的只有兩歲。個個都很乖，每次造訪都保持某種自創的禮儀，這禮儀的規矩，大致如此：可以在屋子裡自由走動，只要不碰東西、不坐下，除非別人問話，否則絕不說話。孩子緊盯著布穀鳥看，布穀鳥一蹦出來，他們就狂喜躁動，不敢大笑、又忍不住笑。
可以想像的，咖啡莊園裡除了鐘，還有書。女作家日日在打字機前寫書，非洲小孩看在眼裡，不甚同意，有一天終於對她提出忠告：「我不相信您寫得成一本書。」他取下一本《奧德賽》對她說：

「嚜沙咘，您看，這是一本好書，從頭到尾黏在一塊兒，哪怕您舉起來用力搖，也不會散開。寫這本書的人很聰明。」他帶著一點輕蔑、一點善意的同情，繼續說：「您的書呢，這裡一些、那裡一些，如果有人忘了關門，豈不吹得到處都是，甚至吹到地上，到時您就不高興了。這不會是一本好書。」

我去歐洲讀書時，把我已出版的中文書帶去。一位同學拿起書，完全沒有方向感的不知道從哪裡翻開，只好遞還給我：「妳都從哪裡開始讀？」方塊字對他們來說，完全無法預測。我指了封面給他們看，那是直排書，書頁向右翻開。我用手指頭在紙上比劃，一行一行從上到下，然後從右到左：「這樣讀。」他們驚嘆了：「從右到左！我以為只有阿拉伯文是從右到左的，其他文字都是從左到右。」我很想告訴他，中文可以直書也可以橫書，橫排的話從左到右，但直排的報紙，標題橫排卻從右到左；通常從上到下，但高速公路上的標示，有時候卻從下到上的寫著「往台北」。但我忍著沒說，只是笑；我不想害他暈眩。

不同文化的相遇是多麼迷人的事，而《遠離非洲》將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白居易謫居潯陽時寫了〈琵琶行〉，慨嘆許久沒有聽到中原的絲竹之聲了；柳宗元謫居永州的時候寫了〈愚溪詩序〉，帶著幽默說自己因為太笨才被貶抑，連住家附近的溪流都受累，變成「愚溪」了。白居易與柳宗元都是佻達灑脫的文人，但免不了要抱怨外地缺乏文化。狄尼森卻彷彿睜著一雙純淨無染的眼睛，看著非洲大地上的動物與人。一隊長頸鹿從草原上走過，她說彷彿是一群巨大的長莖花朵；一隻從市集上搶救下來的瞪羚，在她筆下從驚惶稚嫩到成熟獨立；而她的僕人卡曼提，「像一隻小黑蝙蝠豎著兩隻耳朵」。看她描述非洲人對醫療與律法的看法，更可以體會她的同情的理解。

狄尼森與非洲的相遇，不是歐洲文明對黑暗大陸的高傲點評，而是兼具文化涵養與野性本能的女子，在陌生之地，時時照見自己的心靈。《遠離非洲》改編成電影時，愛情成為故事的主軸，但小說裡對於那個戲劇性夭折的愛情，其實說得很淡。他們愛情的宣示，是狄尼森用了男人的大口徑獵槍，獵殺一隻獅子。（我無意一語雙關。）許多習於狩獵的原住民族，將打獵視為一種公平的對決，生命對生命；就像吳煦斌的小說〈獵人〉，描繪一條蟒蛇在吞食比牠大兩倍的鬣蜥。蟒蛇贏了，「在森林的靜穆中，蛇緩緩的伸展著疲倦的身體，森黑的皮膚閃著赫赫的陽光。我們悄悄走開了。我不能明白，但我覺得這是美麗的。」

狄尼森與非洲的相遇，也是生命與生命的平等對決。只不過，結果不是誰吞噬誰的殊死戰，而是互相望進眼眸深處的坦然無欺，凝結成手上這一冊，《遠離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