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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怪熊

1946年,當時還只是基層公務員的汪彞定來台還未久,卻已經看出陳儀把持的長官公署的政策失誤。原來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民,多半說日語,知識分子也以日文寫作,然而新來的國府人員幾無學習日語或台灣話的意願,從日常溝通到政令宣傳,有意無意的誤會,所在多有,再加上確實存在弊端(例如放任國府人員隨意搶佔日人留下的房屋),仇恨遂暗地爬蔓。

年初,陳儀邀請許壽裳來台,擔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該館出版多種「國語」教材,宣導三民主義,編譯外國著作。魏建功比許壽裳早約半年抵台,於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任主委,他主張盡速恢復台灣本地的方言,畢竟用台灣話的聲音推測國語的音義,總比日語來得近切。魏建功因為人手不足,9月回北京甄選國語推行員,隔年3月返回台北時,一切都不一樣了。恢復台灣話以學習國語的政策方向,也迅速轉成全面禁止台語。

那隔年的2月28日,積怨爆發,先是台北街頭因查緝私煙引爆衝突,演變成集體抗議及暴力衝突。汪彞定回憶當時確切知道的暴力事件,是發生在他的親戚身上:本來交誼深厚的學生,竟能因為老師是外省人而持棒要毆打他。戒嚴令下達後,國府軍警開槍射殺民眾,激起各地強硬反抗。本地民意代表和士紳很快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然其要求在汪彞定看來過於基進,國府不可能接受。果然,自恃援軍將至,陳儀下令解散委員會,而3月8日國府軍登陸後,更演變成大規模的屠殺。

這短短一年間,不知發生了多少事件。在雨港基隆,臨港茶坊的老闆張曉瑜,跟青梅竹馬李肇維的戀情,在1945到1947年之間,螺旋式地升溫。挨過盟軍空襲,窮於應付國府橫徵暴歛的「接收」政策,曉瑜的膽色,實在歷練得比容易衝動的肇維還厲害。肇維跟弟弟元德相依為命,遇到弟弟出事總焦急不堪,偏偏弟弟元德對國民黨一頭熱,在這個風雨如晦的輻輳點,只要選錯邊,一步就是懸崖。

在台北大稻埕,另一位茶行的女兒王淑婉還沒出生。她家的文山茶行在二戰前就發跡了,文山茶行的茶葉經過德記洋行運到英國,也出口到中國東北、華北,拼上了日治時代的台灣茶葉文化榮景的一塊。二二八當時,王淑婉的二叔,是前面提到的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部長,用力甚深,3月11日被憲兵隊帶走,家人奔走營救無效,4月11日獲知死訊,二叔王添灯成了淡水河上的無名浮屍之一。

45年後,汪彞定已自國際貿易談判桌離席,從8年台糖董事長卸任,寫起自己的回憶錄。談起二二八,寫到王添灯,仍是十分惋惜。

茶行的女兒》在「崩潰的中原,多元標準時間」書展中,放在「買到面子,管他裡子」。本次台灣書展從書展本身到分類標題,多半都帶點嘲諷的意味,不是惡意,反倒是信任這個社會的胃納、讀者的品味,非但不會輕易過敏,還能拿自己的疹子照鏡子,越看越有趣味。

買到面子,管他裡子」所收的書,都跟消費、貿易等金錢與貨品的來往有關,人在這些交易中,換到了自家的一口飯,秀出品味,撐持起身分。有時候,大家買到了「面子」,就不管面子是怎麼撐起來的,也是難免。譬如談卡債成因的《塑膠鴉片》就犀利地指出銀行和企業公關、廣告無止盡地吹捧消費的美夢,同時,為拼卡片市佔率和業績,發卡審查又流於形式,最終引爆卡債危機。

茶行的女兒》在這分類裡幾乎是異數,不過這本書得以成立的部分條件,確乎跟文山茶行的茶葉貿易,大有關連——文山茶行的老闆王水柳留給王淑婉的資產,讓她一生不必工作,而若不是身為文山茶行之後,王淑婉的家族史,就未必有這麼多人感興趣了。話說回來,王家在1947年著實凶險,彼時王水柳獲悉弟弟王添灯身死的消息,傷慟還未及平復,就要面對茶行股東紛紛要撤資的危機。王水柳跟新店安坑信用合作社借了一筆錢買下股權、庫存茶葉和工廠,從此獨力經營。

這位果斷的王老闆,日後接受口述史訪談時,聲言王添灯是被放火燒死的,王添灯辦的《人民導報》編輯蘇新也在他處支持此說法。王添灯不僅死因待調查,他究竟為著什麼理念而死,更是眾所紛紜。支持共產社會的蘇新,將王添灯寫成堅決反台獨的左統,而在李喬筆下,王又成為鐵桿台獨。

台灣書展的另一個分類「歷史就像白海豚,遇到認同就轉彎」多少也衝著這樣的糾葛而來,蒐羅其中的史冊,有號稱台灣史被誤解的被混淆的,也有揚言「你不知道」的,在在「挑釁」讀者的識讀能力。

對此,我們並不擔心。《雨港基隆》不但出於虛構,文體甚至是輕小說,迥異於泰半基於記憶與對談的家族史《茶行的女兒》。然而,兩者都做到程度不一的「紀實」功能,就此而言,還是不能率然對輕小說大小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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