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若不是記者李志德寫下來,我還真不記得2014年3月18日那天稍早,「牛糞博士」朱政騏把自己裝在棺材裡,運到立法院門口絕食抗議,自謂象徵台灣立法權對兩岸協議不聞不問,與停屍間無異。

晚上抗議服貿的晚會還沒完,屍骨未寒的政騏聽聞一陣騷動,有人喊衝立法院,顧不得志業未盡,一個打挺,旋即見證台灣史上首次佔領立法院的抗議行動。

318佔領運動這樁事件一度開創契機,許多人悶過頭了的苦水得以傾吐到公共領域,讓其他人也看得見、有共鳴。佔領立院大廳的黑島青等團體連袂退場後,各方參與者縱然還有滿大腸的不甘,主戰場已陷,只得陸續散去。回到日常生活,大眾媒體再次割據我們的視聽,在這樣的條件下,實體與虛擬的書店平台同時是公領域的一環,也是稀缺的認知資源。出版之為用,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卻紮實是一種公共討論與記憶的方式。

其實反服貿協定的呼聲2013年底,聲量就緩緩加大,漸次有些反服貿「同人誌」,318期間受群眾募資培力,諸如《我來,我見,我改變》、《反什麼服貿》等「小本的」,迴響都相當熱烈。出版社或出版業的腳步,很難快過這些不慮營利的小冊子,不過後者未涉足出版業流通渠道,運動降溫後沒入尋常百姓家、喫茶店,也就不易索驥。因此,下文固將同人誌納入比較的視野,評論書目仍限於目前出版市場或圖書館可取得者。

討論的軸線,一條是「觀察者是誰」,一條是「想溝通什麼」。此際離事件未久,各種記錄間書寫/傳抄/改寫(註1)的差異還不明顯,比較適合看五日、十日線,亦即,相對於行動,觀察者想透過出版記下什麼、表達什麼?這溝通的主題我歸納為三種:情感經濟、記錄實作、分析與反思。

1.
無限出版的《那時我在》,8月出版,輯一是事件日誌,穿插「聽名字有點印象」的人物的紀事,輯二則是73篇運動期間或退場未久時的參與者訪談稿,受訪者以大學生居多,佔比應高過書末收錄〈太陽花學運靜坐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像〉報導的56%。本書比蒲公英計畫的《我來,我見,我改變》晚四個月(註2),可惜不脫後者格局。《那時》不乏可取的觀點,但量少又受編輯策略所限,註定零散。這類出版行動著重於疏通情感:一方面是在運動現場的情感,另方面是「家」所象徵的「不理解」、「不體諒」甚至禁止(註3),這類出版行動首先期望弭平兩邊的差異(註4)。《我來》扉頁「給親愛的____」以及陳列於佔領運動現場、提供借閱等作法,明顯瞄準「家人」,收文方向也聚斂於此。兩書的第一個層次都是讓參與者有機會細述「我為什麼在」,欲理解參與者情感的人可由此找到門徑;若再退一階看,兩書出版,何嘗不是期望將運動期間的情感重新流通起來,攪和退場後很快又行禮如儀的日常生活。

「一位母親的三一八運動事件簿」,楊翠的《壓不扁的玫瑰》如是標榜/稀釋作者的身分,她確是母親,但即便撇開這家人在反對運動系譜的位子,教授雙親和研究所的兒子,文化資本仍豐厚得拔尖。讀來難免覺得尷尬,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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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見者的主體」,很可能恰恰好是「不被看見者的主體」的壓迫者/壓抑者。[…]
其實,這個問題的核心,並非「被看見/不被看見」的問題,而是每一個實踐者「如何看自己的實踐位置與意義」的問題。「被看見者」也是通過「被看見」,從而辨識、確認或調整自己的節奏與方向:那麼,「不被看見者」呢?他們要通過什麼?如果累得要命、痛得要命,卻無法「被看見」(意思是「被認同」),那如何辨識、確認或調整自己的節奏與方向,從而確認自己的實踐意義?(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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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認為楊翠出版本書會遮蔽其他母親,但委實沒辦法為其他沒能力寫書但同她一樣愛孩子的母親分擔,大抵也沒辦法幫忙「辨識、確認、或調整自己的節奏與方向」(還有哪位母親的參考點是魏揚呢?),只好猜想是「政府動粗,媽媽生氣了」,318運動期間的傷害,恐怕比楊翠願意承認的還要深。楊翠文筆溫柔流暢,卻無法引導我進入全書份量最重的母子情誼;本書維持原來臉書動態的體裁,可能是其中一道「門檻」,讓讀者難以參與。好比5月20日前後的幾篇,包括懷念詹益樺(註5),「關鍵的第一時間,殘暴的國家機器紋風不動」(註6),噴水車坐視自焚,對比2014年3月24日佔領行政院、升高衝突後警察與行政的暴力,裡頭還有很多文學與社會學的細節可談,有複雜的情感可耙梳,誰曰不宜發展成更完整的文章。運動中的切割與收割、奪權與分權、可與之或不可與之的夥伴、權力關係、左統等主題,散見於按時序打印的臉書動態,拓充其份量,搞不好更有助於將這對母子、這一家子間彼此守護的情感,疏濬到讀者身上,而不是鞏固作者與讀者的界線。

將私人情感投進公共領域流通,有助於強化情感,或許也有可能開展,各人讀出自家的意味。假使閱讀這對母子或這家人的互動與際遇,能讓我更理解自家,甚至讓勢如水火的母子或家庭找到同理對方的契機,總有機會進一步發現:自家、乃至台灣社會芸芸家庭裡的親子衝突,有政治的性質,有其公共的成因。

耐人尋味的是,魏揚在這本書裡嚴格說起來是「缺席」了——是,在第一部「運動事件簿」裡,魏揚的臉書動態穿插在楊翠的動態之間,然而魏揚對話的對象鮮少是楊翠(楊翠就跟許多運動參與者的母親一樣,跟子女活在不同的時間裡,遑論楊翠還比一般家長更有條件「跟上」子女),他多半朝著不特定公眾發言,而楊翠固然對佔領運動的方方面面自有見解,如前所述,也只能鬆散呈現,許多段落更是急著幫魏揚辯解。這些文字在事件發生的當下扣人心弦,只是逾半年過去,不耐難免稀釋了感動。說快一點,倘若作者與編輯沒能協力重構並引導讀者漸次進入(虛構的)事件當下,恐怕就要等到歷史重演,才會有人重讀、抄寫這些文字(並在彼時的媒體上轉載)。

第二部「家族記憶與家庭支持」在對話的天平上替楊翠「平反」了一些,可惜是舊文,而且當時(原文刊於2012年5月,士林王家抗爭後)魏揚已經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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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投入社會運動]正是去試圖理解一部寫滿抗爭篇章的家族史對我的意義、去重新發展自己與曾是「運動青年」的父母親之間的關係,最終要去思辨:鑲嵌在這樣一個「社會—家族—家庭」脈絡當中的我,該如何去定位我的實踐位置?(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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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行政院和烏來,魏揚貌似越來越確定自己的實踐位置,這本《壓不扁的玫瑰》反而透露楊翠的傷痕、自我療癒和難以放手。自我療癒跟自說自話本只一線之隔,沒有他者介入,很難察覺自己的盲點。這個十分特殊的家庭從苦難與困頓得到開放和相信的力量,陳為廷也曾表示羨慕,要為更多家庭創造同樣的條件,將講述與療癒的工具,傳播給每一位「母親」(此指擔任這個功能的個人),勢必要投注龐大心力,但長遠來看,必有反響。

2.
側重記錄實作的作品,如《318佔領立法院》、《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野生的太陽花》和《三一八暴民展》,我最推薦《野生的太陽花》。

《318佔領立法院》成書非常快,運動退場才一週就出版了(4月18日),內文排版不甚悅目,文章則顯然成於事件仍在開展之時,側重記錄當下心境,報導本次運動的特色。本書的作者和內容都很多元,編者分成五部,其中「科技與傳播參與」和「街頭民主」兩部分,其他同主題書籍似乎鮮少談及,或是談得不夠深,是本書暫時無可取代之處。《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從物質的角度來說裝幀得比較精緻,照片多,字少,范雲的活動記事佔了不小篇幅。本書有包膜,不妨請工作人員幫你拆封,翻翻再決定要不要入手。

《三一八暴民展》這類影像記錄的困難在於,論豐富很難比20幾天裡流竄臉書的影像更豐富;如果它設定的讀者是去不了現場、或臉書社交圈跟社運舒適圈重疊較小者,則定價跟裝幀方式設下了不低的門檻。題外話是,「暴民」一詞頗讓我苦笑,畢竟更暴力的政府與人民我們都見識過,何況這群暴民的決策核心會切割佔領行政院的暴民。

黃恐龍的《野生的太陽花》就非常有意思了。黃恐龍在運動期間每天繞立法院周邊,攝下有趣的作品,且盡可能保存其周邊脈絡。接著,他開始區分主題,譬如「吼吼熊退回服貿」、灣娘、「Z>B」等,一邊呈現照片一邊介紹梗,簡略分析。「挪用」這個主題底下就列了7大來源,頗能側窺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出生的台灣青年的「模因」(meme)。至於「詆毀攻擊」的作品,黃恐龍沒有避諱,按詆毀的邏輯分類說明,於是我們會記得台灣社會如何輕賤「零號」、「娘」、「失智」和「老」等語意,以致把馬金江等人跟這些語意掛在一起,能夠達到污衊、洩憤的效果。「外場的創作物…從美學的角度來看可能上不了檯面,在心態史上卻可能比內場那些精緻的藝術作品更具代表性,對後世的歷史研究也更為重要」(註7)。黃恐龍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這是成就好書的必要條件。

3.
觀察《那時》輯錄的發言者職業,會發現記者與影像工作者佔比僅次於大學生。在事件還不穩定的時節,關於事件的詮釋猶在競逐,甚至事件本身還會因為後發的事件而改變幅度,例如將年底九合一選舉的結果詮釋為「太陽花路線大勝」(陳文茜)或「公民社會的勝利」(何明修),例如江宜樺下台後的際遇,都會回頭影響我們如何記憶318佔領運動。

此間記者的戲份非常吃重。不獨因為大眾媒體已經接手我們對社會世界的感知,更因為記者長期鉤織他的「線」,自有他理解那條線的觀點,否則被裹纏其中,輕易會暈失報導的判準。四月之後,新聞e論壇的《街頭守門人》、黃子欽等14位作者的《暴民画報》和李志德的《無岸的旅途》,剛好形成一個具有張力的三角,一端近似公民記者團體,一端是資深記者,一端是文學與出版人,從三個角度對資本龐大、科層完備的電子與網路上的大眾媒體發起反思。《這些太陽花學生教我們的事》的作者葉柏祥也出身記者,他用出版打游擊,宣揚反國民黨及台獨理念;若不熟林飛帆、陳為廷等人與NGO之背景,本書介紹成大零貳、清大基進筆記、農陣等社團及2013年的幾個事件醞釀的集結契機,為他書所無,但除此之外沒有明顯亮點。

《街頭守門人》的最大亮點不是書封的警戒線黃,而是它翔實記錄了組織有效運作的方法,更不畏談編採衝突等難處(註8)。對媒體從業者而言或許稀鬆平常,但這些知識無疑補上了「公民媒體」四字到實作之間的落差,為後進鋪路。我的外行判斷是,新聞e論壇「自然演化」出一套運作模式的過程,對社會運動的研究者及較資淺的NGO工作者也會很有價值。本書保留了相當數量成員的聲音,諸如「我其實有點很[sic?]擔心大家是因為十三萬人才繼續做」,「這(創業)就是我們在場的人都認同的生涯規畫嗎」,「理智告訴我要斷,心思卻被箝制在現場」(註9),能存續的組織多半都會遭遇這些歧見與磨合,它本身很「有戲」,也略可參考。另外,本書讓集體的故事與能扣回一個名字的發言並存,也是編輯上的良好示範。

《暴民画報》匯集了文學場中人、記者和出版人對佔領運動的記錄與反思,黃子欽幽默且刻意拼貼(註10)的平面設計不但反諷「暴民」一詞,也突顯本書的起手式就是拉開距離,營造反思的餘裕,當然,也漫溢著懷疑的口氣與勉為其難。譬如朱宥勳和郭正偉談兵役與工作跟運動實況間的拉扯,談他們怎麼拗折自己。陳夏民選了一個世代夾縫間兩不討好的位置,不過「年資階級」問題還是沒有抖開來談,那跟生活其實最相干不是嗎?印卡的〈濟南夜話記〉稍嫌雜蔓,不過觸及的議題都值得追索。「詩歌不單單是面向政治,或是說詩歌的意義不在所提供的抒情,而是可能的政治」,他寫道,亦即是期待詩歌(乃至文學)帶給我們「應該做什麼」的遠景。頑石吐蕊,是時候了(註11),台灣社會越來越能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回應政治事件,替政治製備了錦囊,長遠來說,政治有機會由此變得更豐富。儘管本書主要是記錄思考的痕跡和「小確信」(註12),找不到、給不出行動的答案,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說還非常幼稚,但反正這個社會標榜「成功典範」的人向來不缺,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理論問題,還是要在實作中試誤。

嚴格來說,李志德這本《無岸的旅途》直接講318佔領運動的篇幅,怕佔不到十分之一,但它適時補上了運動的政治脈絡,敘事靈巧,篇章安排也看得出深思,值得你列為跨年暨元旦連假的讀物。本書首先鋪陳台灣與中國的交往出了哪些問題,接著說明為什麼台灣(馬)政府(主要是海基會)會失能,介紹當前兩岸關係中尚未被摧毀的國共平台(也許外加香港立法會)等政商權貴集團,繼而提點出台、港、中可能合作的反對勢力及其交流狀況(註13)。他拆解九二共識、闡述辜汪架構的象徵意義及其操作,分析中共官方媒體的習慣與操作畫面的語法,這些都是318之後繼續盯梢兩岸政府及政商集團的政治面必備知識。話說回來,時局仍在改變,九合一選舉後,本書所謂「祭司集團」的勢力消長有待觀察,而頂新在毛治國上任之際出售101大樓的股權,獲利181億元,爛攤子留給馬政府收拾(註14),在在顯示《無岸的旅途》仍然在路上,經濟的利誘會比飛彈還有效,然而天底下沒有擱置政治的經濟這種事。對了,本書幾乎沒講到王金平的布局,是有些可惜。

4.
《暴民画報》和《無岸的旅途》的確雜揉了分析的面向,不過前者的諸位作者不傾向立論,後者固出自記者手筆,卻沒有美式「記者書」(註15)下盤虛浮與輕視讀者智力的通病,只是分析與論點埋在故事底下,且有時為了加強美學效果,敘事多跳接,讀者得多花點心思整理。直接在書名標榜「反思」的書也是有的,只是通俗姓名學所謂「缺什麼補什麼」,就是在說高希均的天下文化出版、陳長文和羅智強合撰的《受縛的神龍——太陽花學運後的民主反思》。

《受》所謂的神龍,其實就是構成現代國家的幾個關鍵概念,陳、羅一邊闡述,一邊憐惜馬英九和行政權。全書的核心主張是,318佔領運動嚴重損傷代議民主跟司法制度的信用與功能,導致其「虛無化」;其次,中國市場是經濟發展的唯一選項,發展與更平均的分配只能擇一。《受》大致展現了「遠見華人精英論壇」在意識形態上的底線,亦即,如果318佔領運動掀起的波瀾,能讓這些既得利益者稍微心驚,那麼他們願意反思(先不管是反思自己還是別人)的底線,就寫在這本書了。

很遺憾,平庸跟狡猾是沒有底線的。本書的論點體現平庸,論述策略則相當狡猾。首先,它行文平易,還找了特約插畫家來畫龍插圖,每篇的篇名硬是要加個「神」(註16),篇首再由羅智強撰寫鸚鵡學舌的「寓言」,目標讀者顯然想下修到高中生。我贊成盡可能簡化論點和行文,但本書不但欠缺論據,論點更是標準的「書只讀半本」。舉例來說,在「鬥神:民主的鬥性」一章中,陳、羅筆下的民主或政治體制顯然只扣著選舉(或說以選舉結果為政治的最終判準),而且「人民」是鐵板一塊,跟政黨的對立一點關係也沒有,是政黨藉由媒體,製造資訊落差(註17)誤導人民。偏偏「人民」不是鐵板一塊,否則為什麼要從「黨外」開始鬥你國民黨,還鬥出了一個民進黨(後來的政黨自不在話下)?「人民」之間在各種議題上都有程度、性質不一的對立(有些議題有政黨代表,有些沒有,姑且不論),對立正是肯認複數觀點存在的必然結果,更是對立的張力撐開公共領域——否則誰會需要買《受》書回家讀呢?在本例中,資訊落差的部份洋溢認知心理學的潮味,挾帶過關的卻是平庸的政治哲學,諸如此類的偷渡幾乎每一章都挑得出來。

另一處讓我認為這些「遠見華人精英」真是顧影自憐到可悲的,是「魯蛇神」和「溫拿神」這兩章,大談「無知之幕」,要溫拿同理魯蛇,卻把階級再製輕輕放下。陳、羅認為仇富心態導致「人生勝利組」去魅化,魯蛇質疑社會菁英之所以是社會菁英,或許肇因於遊戲規則不公平——嘿,大律師,大自由作家,到底是不是呢?給個說法嘛!——接著一個犀利的逗號,馬上質疑魯蛇「以人廢言」,不聽既得利益者表達的意見。相較於范疇,陳長文、羅智強之流,顯然屬於意見品質平平的自由派,這從他們對全球化的論述就看得出來。范疇至少看得到中國以外的世界,陳、羅的全球化仍舊沒有比趨附中國更好的辦法。

5.
318佔領運動確有其新穎之處,要怎麼以出版回應,企劃與編輯很重要。相關主題的書幾乎都要處理多作者(如何涵括眾多聲音),要在時間面向上劃界並整理,並衡量此書焦距以取捨多重議題。《無岸的旅途》三部各曰「兩岸?」(寫兩岸關係中肇因於政府失能的人權案件)、「無岸?」(寫兩岸政商集團)、「彼岸?」(寫三地爭取民主的潛在同道),精巧得讓我佩服。《野生的太陽花》捨去時間面向換取主題清晰。《街頭守門人》的狀況似乎是新聞e論壇成員也擔綱各章編輯,跟衛城的編輯協力,把豐厚的資訊整理得清晰易讀。《暴民画報》的平面設計同內文間對話有限,分開來看都不錯,擺在一起卻頗讓人困惑。《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的排版、裝幀等當然都有水準,可是編輯跟《那時我在》一樣乏味。為什麼要做這本書?只為了記憶、感動嗎?儘管《受縛的神龍》的內容我多半難以苟同,但它企劃明確,讀得出它的戰略定位。

此外,能邀到哪些作者也取決於編輯的人脈,這往往隱而不顯地決定了一本書精采與否,也是編輯的價值所在(註18)。「運動不只帶人從A點移動到B點,更會幫助他一路上成長」(註19),編輯亦然。

沈家悅在《暴民画報》裡寫了三封家書給父母和弟弟,還有未來的老婆。楊翠出了一本書迴護兒子魏揚。《那時我在》裡面的大學生提到家人的比例不知道有沒有超過七成。對於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來說,睡議場遠比回家簡單輕鬆。台灣不同階級家庭究竟各自對成員施加著何種力道,為什麼讓人這麼鬱卒?父母為什麼放不了手,兒女為什麼不乾脆出走?台灣的家庭史研究還破落,比較有趣的作品是何春蕤與卡維波合著的《民困愁城》,但至多稱得上大綱,血肉還有待後續添補。這一票到底要聽父母的,還是聽子女的,我認為問題是:為什麼這裡召喚的是核心家庭?

◎本文摘自《秘密讀者(2014年12月)十個關鍵字,跨過2014》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Jan Faborsky

‪本文‎注釋‬:
註1:Koselleck, Reinhart. 1989.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p.661-6.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1, no. 4 (December): 650-666.
註2:蒲公英計畫於2014年4月25日寄出小冊子給資助人。
註3:請注意318佔領運動中的各種言與文,除非發自父母、家長位置,否則「家」幾乎都是(或被說成)保守、反動的,以至於「回家」簡直跟「出櫃」一樣「傷感情」。
註4:或許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差異一直延續到年底九合一選舉,具體反映在連勝文陣營「這一票聽父母的話」之對立於柯文哲陣營「這一票聽孩子的話」。柯文哲贏了選舉,但世代間認知與情感的差異真的弭平了嗎?我十分懷疑。也許「父母」或更長一輩只是接受「柯文哲沒那麼危險」而已。選後柯P施展權威,則開始考驗支持者的民主素養。
註5:社運工作者曾心儀曾為詹益樺編寫紀念文集《阿樺》。
註6:《壓不扁的玫瑰》,p.160。
註7:楊翠說得沒錯,沒能打破內場/外場之區分,實在可惜。
註8:公共冊所出版的《魯蛇之春》,主題也雷同,不過它瞄準的是「怎麼搞社運」,算是書市僅見的一本。《街頭守門人》跟《魯蛇之春》這樣的書能面世,應可歸功於318運動打開的契機,其根本的價值都在於開放。
註9:以上摘錄自《街頭守門人》,p.155-6。
註10:黃子欽接受OKAPI「放大書設計」訪談,談到「現在的設計常常是參考成熟的layout,少了『混亂』的思考過程和背後的內涵來支撐,就直接去做了,我覺得那是『layout 消費法』。我們的社會其實沒有那麼高發展,不像北歐、日本可以去理解極簡,台灣其實是多元的,有很多層次,不管設計或出版,應該可以保留這樣的生命力。」(〈【放大書設計__O2】拼貼╳黃子欽:從混亂中提煉拼貼的邏輯〉)。
註11:改寫自〈Corona〉,策蘭(Paul Celan)詩。
註12:譬如陳夏民「終於確信,就算自己人不在現場,也能作些什麼」,朱宥勳「全心全意逼自己相信」,在事件當下,自己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該做的事情,熊一蘋「說完連自己都不太相信」,而江佩津也只能說「絕對不會將目光移開」。
註13:本書明顯採納吳介民的分析框架(作者也有提到),可進一步參閱吳的《第三種中國想像》。
註14:參閱工商時報12月10日的社論。
註15:作者不一定是記者。我所謂「記者書」特徵如下:(1)故事帶故事,場景頻跳接,好萊塢動作片看太多;(2)不掉書袋,卻有拋不停的名詞(name-dropping);(3)貌似有論證,細看就知道跳躍;(4)最後一章只有列舉,沒有綜合(synthesis),提不出更高一階的觀點;(5)求新,歷史在其中只是陸續被取代的「過去」。行人出版的《不可思議的年代》可謂箇中翹楚,書名有「大數據」或「預測」的書多半也屬之。趨勢書、未來學,幾乎都是這種不靠譜的二貨。
註16:這當然是想營造電子遊戲的氛圍,萌化韋伯的「諸神鬥爭」比喻,用心良苦,給推。
註17:「新的政治鬥爭邏輯,會演變成一種『資訊的落差戰』,試圖透過論述、輿論與傳播方法,去形塑雙重落差,第一種落差,要讓人民認知自己的正義程度強過於自己實際的正義程度;第二種落差則是,要讓人民認知對手政黨的正義強度弱於他實際的正義程度」(25)。
註18:因此積極的編輯常會藉由對談、讀書會、辦小刊物等活動網羅、培養作者。C.f. 大塚信一. 2012. 追求出版理想國:我在岩波書店的40年. 馬健全、楊晶譯. 台北: 聯經.
註19:Alexander Aciman,(轉引並重譯自印卡,〈濟南夜話記〉,《暴民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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