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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照

貝多芬第三號降E大調交響曲『英雄』 OP.55

莫札特在一七九一年過世時,歐洲進入了空前的騷動狀態。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不只是法國社會結構大崩裂,而且法國大革命的價值觀念,快速感染了整個歐洲,大家都在興奮激動的情緒下,期待或恐懼著未來的降臨。

聽莫札特音樂,最神奇的一件事是,裡面竟然沒有一點點革命影響的痕跡。這項事實最有力地說明了:第一,莫札特擁有多麼可怕,自給自足的音樂天份,他的音樂出於自我內在的成分,遠多過取之對外學習者。第二,莫札特的天份畢竟有其偏向,也就有其限制,他能將古典主義形式發揮到極致,然而卻不是個能夠創造新語彙新形式的人。

革命帶來的騷動衝擊了莫札特以外的所有音樂家。莫札特的對頭,可能下毒害死了莫札特的薩里耶律就寫了兩首大型的清唱劇讚美革命行動的英勇,一時傳頌。整整十年中,「革命音樂」汗牛充棟,幾乎沒有哪個音樂家沒寫過一堆應景應時的「革命作品」。如果站在那個時間點上,最合理的音樂史寫法必定是──古典主義之後,革命音樂取而代之成為主流。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音樂史,卻不是這樣說的,那為數龐大的革命音樂,差不多都進了歷史的字紙簍,不再被演出不再被記得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些創作革命音樂的人,空有革命情緒革命經驗,卻沒有能力創設真正可以表達這些巨變的音樂形式,政治、社會的潮流,不必然與藝術的翻新同步的。

革命如火如荼進行了十多年,一八0二年,還有人找上當時聲名雀起的貝多芬,寫一首「革命奏鳴曲」。貝多芬沒有答應。一部分的原因在於他正處於人生的關鍵點上,越來越嚴重的耳疾折磨著他,尤其讓他的鋼琴演奏快速退步,他仍然在做最後的掙扎,不過心理明白──或許必須放棄演奏,只當作曲家了。

這番決定在次年一八0三年,變得更明白了。想起「革命奏鳴曲」,加上看到法國拿破崙的英勇崛起,貝多芬開始撰寫他的第三首交響曲,他自己明確地將這首曲子定名為『波拿帕』,也就是獻給拿破崙的。

貝多芬出身萊茵河畔的波昂,從小嫻熟法語,對於法國,有很自然的親切感。加上拿破崙標舉的民主理想,大大吸引了他,他認真考慮要離開維也納,轉往巴黎發展,想像新作『波拿帕』就是前往巴黎的敲門磚。

正因為鋼琴演奏生涯遭遇挫折,那兩年貝多芬才認真地接觸劇院劇場,開始吸收純粹音樂以外的養分。他住在維也納歌劇院旁邊,密集嘗試了幾種新的形式,包括芭蕾舞配樂、歌劇序曲和教堂聖樂,這些都讓他對於音樂表達的範圍與性質,有了新的認知。

革命、民主、法國、劇場空間與戲劇性開展,這些東西都在貝多芬腦袋中纏繞著,也都混雜著進入了這首『波拿帕』交響曲中。

從一八0三到這部作品正式定案出版,又發生了更多的事。衝擊性最大的,是拿破崙登基稱帝。原本被視為民主革命戰將的拿破崙,翻身卻成了新帝國的創建者,而且挾持他從革命中鍛鍊出來的武力,要征服整個歐洲。

這樣的大逆轉,讓貝多芬看得目瞪口呆,繼而血脈賁張。留下來的手稿上,清楚留下貝多芬粗暴塗掉給拿破崙獻辭的痕跡,而且這首交響曲,也從『波拿帕』變成了『英雄』。

『英雄交響曲』由拿破崙的實際行跡啟發靈感,然而完成的作品,卻遠離了拿破崙,變成一闕普遍英雄的頌歌,或許也是哀歌。依照貝多芬鋪陳的戲劇性,英雄輝煌的事業,在第一樂章活力快板中,就完全發光發熱了。第二樂章是再沉重不過的送葬進行曲,慢板音樂送走了英雄的軀體,也送走了他的現實事業。英雄都死了葬了,樂曲還要如何進行下去?

第三樂章,貝多芬將詼諧曲配上了活力輕快的速度,似乎象徵著沒有了英雄,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可以回歸到凡俗平庸的生活,曲子的規模明顯地由前面的廣大退縮下來。然而,短短的詼諧曲結束,立刻接上了劃時代性的終曲樂章,貝多芬打破了之前的傳統,寫了幾乎和第一樂章一樣複雜厚實的第四樂章,以像是變奏曲的形式開端,慢慢讓變奏主題在不斷擴充的幅度中消失,樂曲的結束,聽起來像是另一首更龐大的樂曲正要開唱。

英雄死了,但他創造的改變繼續造福人類。我們活在英雄永恆的生命裡,或說,英雄靠我們卑微但具體的生活,永遠存在下去。

貝多芬呈現了他對於英雄的深刻理解,他也替交響曲這個形式,創造了一個空前新鮮的示範,讓交響曲成為真正的革命曲式,音樂史的革命,比政治革命晚了十多年,才在貝多芬手中爆發出能量來。

※ 本文摘錄自《想樂:發掘50首古典音樂的恆久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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