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無法送達的遺書 拼湊失落的歷史記憶

文／黃長玲

這一切的開端來自於一個年輕女性對從未謀面的外公的好奇。

張旖容的外公黃溫恭在她母親襁褓時就已經過世，成長過程中，她對外公的理解建立在許多偶然串起的歷史片斷或文字紀錄上。到了二○○八年，她在政府檔案中看到外公有地下組織的背景，也知道本來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的外公，因蔣介石親筆批示而改成死刑，在三十三歲那年被槍決。然而，她並不知道當年外公臨刑前，曾經留下五封遺書。直到二○○八年底，向檔案局調閱了外公的檔案後，張旖容才看到塵封在國家檔案中近六十年的遺書。

發現外公的遺書後，張旖容和家人理所當然認為政府應該把遺書還給他們。然而，理所當然的事不僅在當年的威權體制下不存在，連在民主化後的臺灣也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向檔案局要求歸還時，檔案局表示遺書是國家檔案的一部分，礙於法令只能提供副本，寫到總統府的信也只得到制式的回答。張旖容的外婆於二○○九年過世，直到她臨終前，家人都無法取回當年她丈夫寫給她的遺書。

黃溫恭的遺書當然不會是唯一被扣留的遺書，可想而知一定還有別的受難者的遺書淹沒在政府的檔案中。然而數量有多龐大呢？除了掌握檔案的政府，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這些遭槍決的受難者被剝奪了生命，但是有誰會想到，當年的威權政府也一併剝奪他們與親人的告別？

被扣留的遺書竟然要到解嚴二十多年後才出現，既顯示政府公布及整理檔案的態度被動，也凸顯了政府對於威權統治傷痕的淡漠輕忽，這樣的情形一再說明了臺灣轉型正義的匱乏。

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在解除戒嚴二十四年後，馬英九總統在「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儀式」上歸還黃溫恭及其他受難者的遺書，並對家屬致歉，也在致詞時表示檔案局將清查二百多萬頁的檔案，找出受難者的家書、筆記與手札歸還給家屬。二○一一年下半年，檔案局總共清查出一百七十七位受難者的私人文書，共約七百四十七頁。

政府開啟遺書返還程序，並不表示家屬從此取得遺書就毫無困難。行政程序的繁瑣讓受難者家屬郭素貞女士（郭慶之女）拒絕出席官方的遺書返還儀式，並且投書報紙直言，「公務機關彼此能橫向聯繫完成的管理作業，卻要遺屬在烈日下來回奔波補件，這是民主政府的公僕對於政治受難者家屬該有的服務嗎﹖」本會據此透過尤美女立委的協助，促成檔案局設立簡化受難者家屬申請程序的單一窗口，以及檔案複製收費減免機制。

在部分家屬領回遺書後，我們決定邀請作家進行採訪，讓這些遲了四十至六十年的遺書故事，能為世人所知。

這些受難者留給家人的遺書中，有歉意，有期許，有思念，有祝福。而家人對他們的思念中，有痛苦，有埋怨，有遺憾，也有無奈。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若這些遺書在六十年前或是四十年前就送達家屬手中，這些思念中的痛苦埋怨或是遺憾無奈，是否會少一點，但是可以確知的是，許多家屬在離開這個世界前，始終未能得知親人最後的告別。

連告別也不被允許的不義，應該留下紀錄，這是做為生者的我們，對於這些受難者，以及因他們的逝去而飽受痛苦磨難的家屬，少數能做的事。

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雖然政治菁英並未積極推動轉型正義，但是關於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持續在民間的努力下浮現。

這些遲了四十到六十年的遺書，讓我們知道，以為已經過去的事，其實才剛開始，以為不存在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在。遺書終於送達，而臺灣社會對於這些遺書的記憶才正要開始。

※ 本文摘錄自《無法送達的遺書》 from Readmoo電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