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wo tabs change content below.

文/黃長玲

這一切的開端來自於一個年輕女性對從未謀面的外公的好奇。

張旖容的外公黃溫恭在她母親襁褓時就已經過世,成長過程中,她對外公的理解建立在許多偶然串起的歷史片斷或文字紀錄上。到了二○○八年,她在政府檔案中看到外公有地下組織的背景,也知道本來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的外公,因蔣介石親筆批示而改成死刑,在三十三歲那年被槍決。然而,她並不知道當年外公臨刑前,曾經留下五封遺書。直到二○○八年底,向檔案局調閱了外公的檔案後,張旖容才看到塵封在國家檔案中近六十年的遺書。

發現外公的遺書後,張旖容和家人理所當然認為政府應該把遺書還給他們。然而,理所當然的事不僅在當年的威權體制下不存在,連在民主化後的臺灣也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向檔案局要求歸還時,檔案局表示遺書是國家檔案的一部分,礙於法令只能提供副本,寫到總統府的信也只得到制式的回答。張旖容的外婆於二○○九年過世,直到她臨終前,家人都無法取回當年她丈夫寫給她的遺書。

黃溫恭的遺書當然不會是唯一被扣留的遺書,可想而知一定還有別的受難者的遺書淹沒在政府的檔案中。然而數量有多龐大呢?除了掌握檔案的政府,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這些遭槍決的受難者被剝奪了生命,但是有誰會想到,當年的威權政府也一併剝奪他們與親人的告別?

被扣留的遺書竟然要到解嚴二十多年後才出現,既顯示政府公布及整理檔案的態度被動,也凸顯了政府對於威權統治傷痕的淡漠輕忽,這樣的情形一再說明了臺灣轉型正義的匱乏。

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在解除戒嚴二十四年後,馬英九總統在「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儀式」上歸還黃溫恭及其他受難者的遺書,並對家屬致歉,也在致詞時表示檔案局將清查二百多萬頁的檔案,找出受難者的家書、筆記與手札歸還給家屬。二○一一年下半年,檔案局總共清查出一百七十七位受難者的私人文書,共約七百四十七頁。

政府開啟遺書返還程序,並不表示家屬從此取得遺書就毫無困難。行政程序的繁瑣讓受難者家屬郭素貞女士(郭慶之女)拒絕出席官方的遺書返還儀式,並且投書報紙直言,「公務機關彼此能橫向聯繫完成的管理作業,卻要遺屬在烈日下來回奔波補件,這是民主政府的公僕對於政治受難者家屬該有的服務嗎﹖」本會據此透過尤美女立委的協助,促成檔案局設立簡化受難者家屬申請程序的單一窗口,以及檔案複製收費減免機制。

在部分家屬領回遺書後,我們決定邀請作家進行採訪,讓這些遲了四十至六十年的遺書故事,能為世人所知。

這些受難者留給家人的遺書中,有歉意,有期許,有思念,有祝福。而家人對他們的思念中,有痛苦,有埋怨,有遺憾,也有無奈。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若這些遺書在六十年前或是四十年前就送達家屬手中,這些思念中的痛苦埋怨或是遺憾無奈,是否會少一點,但是可以確知的是,許多家屬在離開這個世界前,始終未能得知親人最後的告別。

連告別也不被允許的不義,應該留下紀錄,這是做為生者的我們,對於這些受難者,以及因他們的逝去而飽受痛苦磨難的家屬,少數能做的事。

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雖然政治菁英並未積極推動轉型正義,但是關於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持續在民間的努力下浮現。

這些遲了四十到六十年的遺書,讓我們知道,以為已經過去的事,其實才剛開始,以為不存在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在。遺書終於送達,而臺灣社會對於這些遺書的記憶才正要開始。

※ 本文摘錄自《無法送達的遺書》 from Readmoo電子書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