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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from Flickr by d!zzy

文/廖玉蕙

回想我跟楊翠首次見面,距今已是四十多個年頭了。當時,我在《幼獅文藝》打工,奉主編之命前往東海花園採訪楊翠的阿公楊逵先生,在大鄧伯花迎風搖曳的花架下,當時猶然稚齡的楊翠就睜著一雙大眼坐在小板凳上靜靜聆聽。那次去採訪了楊逵先生後,洋洋灑灑寫完採訪稿,卻基於某些禁忌,有疑慮的部分都被主編刪削殆盡,讓我感到萬分挫折,也深覺對不起楊老先生一整個午後的懇談。於是,在寄奉刊登了採訪稿的雜誌的同時,我給他老人家寫了封信,深致歉意。

當時,在給楊逵先生的致歉信裡,我寫了:「為了某種不得已的因素而無法原文刊登,希望多加擔待。下次回臺中時,再當面請罪」之類的話,沒料到這封信連同其他的幾封給別的作家的信全被在警總任職的一位瘂弦主編的學生影印了,並在信中某些敏感字句旁塗抹了鮮艷的紅線寄回社裡﹔他警告主編要約束我這位「天真」的編輯,不得狂言妄語,否則難免牢獄之災,這是我首次見識了警總的文網之密及白色恐怖的可怕。

過沒多久,萬年國代成為歷史;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國會全面改選;釋放政治犯……在反對運動者的努力與全民的期待下,一樁樁、一件件的保守或不公不義都日趨合理,我當初的疑懼才逐漸冰釋。傳統的勢力永遠存在,看似牢不可拔,卻也輸給了改革的毅力;而在前人的努力下得到的成果,似乎並不為所有人所記憶,但走過歲月的我是記得的。

當太陽花運動展開時,外頭的世界已整個變得沸沸揚揚的,課堂上,師生同等張惶;課堂外,在濟南路、在凱道上、在青島東路上,我們在擁擠的人潮中師生對視,心領神會反倒都覺安心。我鼓起勇氣應邀走上濟南路的講臺慷慨陳辭,不知怎的,竟語帶哽咽。

走路回家時,穿行臺北街頭,紹興南路安靜無聲,但車流的燈火閃爍,我默默地走著,感受巨大的寂寞。那些我當年教過的軍校學生,我如此珍視與他們的相遇緣會,那曾經是我被禁錮的青壯靈魂最寄予厚望的純真學子,如今或退休或在職,卻奇異地因想法背道而言語扞格,師生的距離在臉書上竟越來越遠了。

我在臉書上、在報紙上看到他們不斷徵引美國人講究秩序的反對運動,但似乎都刻意遺忘早年美國人在社會議題的抗爭的激烈。當年反越戰時,那些 flower children 拿一朵花在槍桿子前的照片、舊金山同志的石牆運動……難道都是手拉手溫柔的抗議?還有一些人總是歌頌美國可以恣意逮捕、任意毆打的警察權,但似乎刻意迴避威權的解體、平等的獲得,都是因為堅定的抗爭才得來,絕非警察權的過度動用。

我在臉書上苦口婆心反駁:十九世紀美國南方虐待甚至虐死黑人是合法的,因為黑人是私有財產,但合法與非法,還得回歸有沒有正當性,不是只要合法就行了,法律得隨著時代的輪軸運轉改變。電影《自由大道》裡的同志哈維,《自由之心》中的索羅門的血淚創傷……電影具體呈現了時代的痛;我們在電影院裡為這些真人真事改編的人生流下同情的眼淚,卻在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世界後,強調警察打人的必須,這不是太荒謬了?

太陽花運動落幕了,我還在不停地思考,要怎樣做才能讓他們明白老師的苦心?我在楊翠這本書裡找到了部分答案,看似溫柔的楊翠,其實內裡剛強;迷糊行為不斷的她,論述意外地井然,且深具說服力。而說到魏揚這位可畏的後生,經過許多的努力和這一場充滿刺激性的洗禮後,似乎已逐漸將自己鍛鍊成一位俯仰無愧的冷靜領導人才。

※ 本文摘錄自《壓不扁的玫瑰》 from Readmoo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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