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強生

曾獲美國普立茲獎的舞台劇《晚安,母親》(’night, Mother)中有一段台詞,中年的女兒對母親說起看自己兒時的相片:「那個粉圓圓、胖嘟嘟、無憂無慮的嬰兒是另一個人,早就不是我了,現在的我和那個嬰兒已經沒有關係了。」第一次聽到這段台詞時,我不由自主心頭一震。

我也是個很少去翻舊相簿的人。照片中的時刻,有的仍有印象,有的已經是空白的記憶──甚麼時候竟有這樣一張留影?

對我而言,時間一直是種可以任意流動的東西,今天的我想起三十年前的某個午後與回憶昨天,基本上像是等距離的兩格畫面,但因為有了照片為證,照片中的人物有了明顯的歲月改變後的痕跡,時間這時便被殘酷地拉成了一直線,一年、十年、二十年⋯⋯

生平被拍攝的第一張相片,是甫出生時醫院存檔所照的。存放在相簿裡那個眼睛睜不開、兩手握拳的男嬰就這樣開始了他的人生。我與他簡直找不出一絲五官的相似之處。胸前別上的一張大大的紙片識別,記載了體重身長,卻沒有名字,有的是幾個字的短短敘述。

一位朋友看見我這張相片時非常驚異,因為她自己沒有這樣的出生留影:「以前從來沒想過,那個還沒取名的嬰孩要怎麼識別哩,原來是寫母親的名字,成了某某人之男、某某人之女啊!」

所以嚴格說起來,我第一個在人間的名字應該是,「蔣章之男」。

我的朋友非常驚喜的此一發現,是在我母親的告別式上。

母親在診斷出罹癌前,自己興致勃勃用 V8 拍下相簿裡照片的故事,配上自己的旁白,打算做一部影音自傳。大功尚未告成,母親已辭世,我們在告別式上將未完成的影片消音做背景畫面播放。那個興奮的朋友,現在想起來似乎有點白目,但在我悲傷的悼念時刻,她確實讓我露出了短暫的一絲笑容。

是的,那是我,一個尚無名的八磅重的男嬰。

我的父親是流亡學生,一九四九年隨了國民政府隻身來臺,舉目無親;母親雖與父母同行,但情況好不到哪裡去,她的母親其實是後母,獨生女的她被視為眼中釘,只能早早脫離家庭,十九歲便與當時是同事的父親成了家,第二年生下第一個男孩,我的哥哥。

我們家族中沒有父系親屬,年輕時留英的外公便是唯一的尊長,早產體弱的哥哥被取名「瀛生」,一方面取嬴弱的同音,一方面南瀛亦是臺灣的古稱,果然是個很有學問的名字。只是可憐了有了這個名字的哥哥,小時候寫這個瀛字可大費工程,考試時其他小朋友都答完第一大題了,他還在一筆一劃描那個宮殿式富麗的字形。

十年之後父母才又添一子,此時的外公已年過七旬,對添孫大概也沒太大興奮,喔很胖的一個孩子是嗎?就叫強生吧。

從此有這個名字的男孩也有了往後一生常遇的困擾,他必須跟很多好奇的人解釋,這個名字不是英文翻過來的,跟叫王瑪麗陳彼得的崇洋完全不同。中國人的姓名迷信──取名的用意會適得其反──真的就應驗在我們兩兄弟身上。我兄後來可是運動健將一位,而原本胖嘟嘟的我卻過敏體質加氣喘纏身,體弱多病而日漸消瘦。

在十五歲之前,我這個名字在家裡是沒人喊的,我慣被家人叫做「小弟」。被連名帶姓喊出的話,我皮就得繃緊了,父母八成要教訓人。我兄在我高一時赴美留學,他的印象至今仍停留在父母喚我小名的階段,所以五十幾歲的他開口還是對中年的我「小弟、小弟」的叫。

經過這麼多年這才注意到,真正改喊我全名的其實只有母親,父親不知何時只從小弟變成了弟仔。母親為甚麼會開始改口呢?

國中前的我上學出門,都會跟母親吻頰道再見,母親想必是某天意識到,這個小兒子已經是發育中的男生了,她提醒自己用改喚稱呼調整母子關係,而我與她似乎也在這之後再也沒有吻臉的儀式。

再也沒有。

十六歲的我第一次完成的短篇小說,幸運地登上了《聯合副刊》,作家夢一發不可收拾,第一件事便是考慮要不要取個筆名。我開始對自己的本名百般挑剔,越看越不滿意,這三個字的結構根本不對稱嘛!郭與強是由左右兩部構成,筆劃相當,造型也算呼應,怎麼好好的底下跑出個單薄的生字,看起來頭重腳輕。

想來想去好像也沒有其他郭姓的明星或偶像,當年耳熟能詳的大概只有唱「燒肉粽」成名的郭金發,不妙不妙。為甚麼別人可以想出像鄭愁予、沈從文這麼有內涵的筆名?或是像秦祥林、狄龍只見其名就足以讓人陷入愛河的藝名?

直到我成了張愛玲迷,發現原來這麼土的名字也能成文豪,我的筆名熱才告一段落。出第一本書就是用本名,銷售也不惡,可見原名並無不妥。

大概也只有文壇朋友會叫我強生,同學幾乎沒有不喊我英文名 Johnson 的。出國念書,我也就沿用此名,竊喜不用另外再翻英文字典,找一些好像很有情調的像 Jacob、Nathan、Alfred 之類的。有的老美朋友為表示誠意,Johnson 都不接受,堅持要學我的中文名如何發音──加鹹?嗆聲?一陣混亂,結果都不得不放棄。

在那個年代,越洋電話貴死人,家書往返是必需的,第一次在異國收到父母來信,開頭便是「強兒⋯⋯」讓我忍不住潸然淚下。他們從來不會當面如此喚我,彷彿他們此時對一個遠在異鄉的兒子不知如何啟齒思念之情,突然變得這樣正式而嚴肅。一封一封給強兒的信中擔心那個孩子喝著可樂、講著英文的時候,會不會忘了自己的根。

我確實在那時變得極為叛逆,夜不歸營、飲酒抽菸、性生活開放。每次通宵過後回到住處,便會看見答錄機上的留言燈閃個不停,心中抗拒著按鍵收聽,因為知道留言一開始鐵定是父親或母親氣急敗壞、連名帶姓地喊。

從美國回臺灣時,我拿下答錄機裡的錄音帶留做紀念,卻是直到去年才第一次拿出來播放。上面是母親的聲音,想必我又是在外鬼混,但返國任教日期已經決定,雖找不到我的人,母親仍是好心情地對著機器自說自話。

錄音帶一直在轉,母親告知了臺灣報紙上的重要新聞還意猶未盡,乾脆唱起歌來。我不知為甚麼這麼多年都只收藏著而不聆聽,聽到母親那麼開心的聲音時,我感傷的不只是天人永隔,而是母親的笑聲是何等稀有。

⋯⋯去國十年終於回家了,然而一年不到母親就生病了。一年的時光是如此短暫平淡,我甚至不太記得與父母有過甚麼有趣的交談,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某晚我在看錄影帶,王家衛的電影,裡面金城武在喪父後說了一 O.S.:

我發現我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了。父親在的時候,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小孩⋯⋯

一旁在縫補衣物的母親突然在這句話出現後放下針線,說:「我也是在你外公過世後有這樣的感覺耶。」

外公是我去國第二年過世的,母親當時也已年過半百,這句話的真意我現在終於明瞭。

想起往日逢年過節總要上外公家聚餐,同鄉或遠親湊和也是一桌,外省第二代的家族記憶多半都是這樣東拉西湊而成的。享年九十七高齡的外公在最後的歲月裡,每年除夕舉杯都要加一句:今年是最後一次了。晚輩們必然誠惶誠恐補說長命百歲之類的吉祥話,曲終人散的陰影不知何時早已悄悄籠罩。那些同桌的「親友」在母親辭世後,一個都沒再見到過。

母親是五月過世的,她依然在四月最虛弱的時候,找到了一個紅包,可想而知用她僅存的體力在紅包上寫下:「強生兒,生日快樂母賀」。

我留著那紅包,為的只是要永遠保存,母親最後一次寫我名字的那個畫面。

◎本文摘自《我是我自己的新郎》立即前往試讀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Ashley We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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