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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宣瑋

臺灣的稻米種植技術有目共睹,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原來蓬萊米當年也是跟著日本殖民一起來到臺灣;為了解決日本國內的缺米問題,今日花團錦簇的台北竹子湖,也成了那時蓬萊米在臺灣的試種地……。

經濟學家總是讓人望之畏懼,紛雜的數字與可怕的模型就像巨大的障礙把經濟學與大眾區隔開來;然而,經濟學家其實也是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只是用不同的說話方式罷了。在「蓬萊米到臺灣──日治臺灣的米作與經濟」講座中,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葉淑貞就以新經濟史的角度切入,揭露了許多人從未聽聞的臺灣蓬萊米故事。

日本缺米 臺灣種稻

葉淑貞教授指出,日本在二十世紀初期相當缺米,日本勞工無法負擔昂貴的米價,東京還因此在 1918 年爆發歷史上十分著名的米騷動;甚至連日劇《阿信》中的積極參與農民運動的主角高倉浩太,當時也應該參與過這場暴動。

那時,日本的米大多從中國進口,因此在佔領臺灣後,想培養臺灣作為日本的稻米供應地。 1925 年開始,總督府在臺灣大規模地試種、研發,讓蓬萊米在臺灣普及。

臺大經濟系教授葉淑貞(攝影/林宣瑋)

臺大經濟系教授葉淑貞(攝影/林宣瑋)

葉淑貞表示,今日陽明山的竹子湖,就是當初蓬萊米的試種地。然而,早期試種的蓬萊米並不適合亞熱帶的臺灣,而且利潤也相當低,農民根本不願意栽種。而她認為,觀察臺灣種植蓬萊米的研發與普及過程,一方面意涵著農業技術的革新,二方面也可以看到稻米種植的利潤變化狀況。

臺灣是在 1912 年於北部率先開始試種蓬萊米,約莫到了 1922 年才開始延伸到新竹、臺中。而臺南與高雄,則是到了 1923 年後,才有超過 1,000 甲的種植面積。普遍栽種後,農民也發展出複種制度,因可以一年二獲,大幅增加農民對蓬萊米的種植意願。

從蓬萊米的普及看臺灣農民的趨利性

葉淑貞認為,從蓬萊米的普及過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臺灣農民的趨利性;這也回答了她一直關心的研究核心:臺灣人民是否具有市場導向的趨利性,亦即經濟學所說的「追求利潤」。

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她指出,清領臺灣初期,地方志就載有臺灣農民在糖價上漲時種蔗、不種稻的情形,而不理會當時對稻米的需求。日治時代,總督府利用原料區域制度,限制農民只能將甘蔗,賣給指定的糖廠。

然而,這種趨利性並非普遍存在於各個國家。尤其是低所得國家,由於利潤風險波動較大,因此不會輕易改變作物。孟加拉在之前就曾推廣過新的稻種,然而推行 20 年後,其生產效率還是低於原有作物,產銷制度也沒有建立起來。因此,臺灣農民的趨利性,是十分值得研究的現象。

許多人認為經濟理論與經濟現象是相互獨立、互不影響;但葉淑貞強調,在理解經濟理論的基礎,再參照資料,反而更能有效提出問題,也更知道該如何蒐集數據。早年的經濟史研究多是描述表面現象,鮮少討論現象背後的經濟行為。就以蓬萊米為例,前人多談蓬萊米的種植歷程,但很少分析蓬萊米的單位產量優勢、更換種植作物的風險。「這樣子很難釐清事實背後的真面目。」她說。

葉淑貞表示,新經濟史的研究取徑就是想解決上述問題。

新歷史就藏在數字裡

「當我們有系統地利用經濟理論來構思問題、使用計量經濟的方法來分析數據,將會看到不一樣的歷史。」

舉個例子來說,葉淑貞的受業師湯瑪士‧羅斯基(Thomas Rawski)教授就利用工資與米價資料,推估戰前中國國民所得成長率大於 1%,這與以往強調動盪、軍閥混戰、經濟萎縮的研究成果大相逕庭。而前日前因車禍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hn Nash,也與經濟學家 Donald McCloskey 一起用玉米價格的變動,推估英格蘭中世紀的利率水準。這些例子,都是新經濟史所發現的新歷史。

葉淑貞的新作《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也介紹了許多關於蓬萊米的故事。例如台灣在清代時期其實就已經有新品種栽種的經驗,那是在 1752 年的屏東佳冬地區,因為可以一年兩穫,所以稱作「雙冬」。不過,這個新品種因為相當硬、難咬,可能不會被今天的「食」眾接受。早年的改良品種與日本時期的蓬萊米有何差別、普及速度有何差別,事實上也可以用計量經濟的方法計算出來。

而這些有趣的歷史,就隱藏在這些複雜的數字背後,等待經濟學家用不同的方式,讓故事重現於後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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