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怪熊

現代世界是怎麼造成的?目前學校裡教的歷史還是著重在「雙元革命」,即法國革命(政治)和工業革命(經濟)。這套說法確實不難講清楚,但二十世紀末至今的歷史與社會研究已侵蝕了它的學術基盤,如今「早期現代」這段歷史時期(斷代各異,大略是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在世界史上的戲份加重,而雙元革命逐漸裂解,學者接連打破先前的迷思,譬如工業革命其實跟「工業」關係不大,生產力驚人躍升先發生在農業部門。

不過,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可謂歷久不衰,讀者迄今仍能從中見習一位政治家兼評論家的切入角度——這就是今日商學院和出版業大肆兜售的創意,而創意從來都是見習甚至抄襲來的。

托克維爾撰寫本書時已經是十九世紀中葉,法國革命的事件當下已經過去逾五十年,許多關於革命成因與過程的分析、意涵的解讀皆已問世,但他們都沒有太著重托克維爾觀察到的一個現象:「舊制度的大量法律和政治習慣就這樣在一七八九年突然消失,幾年後又重新出現」,法國人民在革命「這項獨特事業中取得的成就,比他們期望的、以及外界設想的要小得多」。這件事需要解釋。

同時,托克維爾也深深記憶著一七八九年「對平等與自由的熱愛」(紅桌文化出版的《論特權》正是革命前夕流傳的一本小冊子,其痛斥特權與鼓舞行動的筆調跟狄更斯的《雙城記》描寫的恐怖時期,正是集體情感激昂的兩種展現),這股集體情緒是怎麼興起的,這也需要解釋。

舊制度與大革命》於是以相互貫串的一個一個提問,帶出托克維爾相當複雜的觀察。比方說,為什麼法國革命看似一步登天,相對輕易就推翻專制?托克維爾的見解是,正是因為革命前行政權力已經大幅集中,而因為在革命黨人腦袋裡「要被打倒的」是貴族政治,所以當他們打倒腦袋裡的對手時,自然傾向他們眼中的對立面,而在當時的政治與行政環境中,便是中央集權。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中央集權的意思是首都巴黎匯聚大量人口,行政權力不說,就連藝術的評判、工業的發展等巴黎都凌駕外省。根據托克維爾蒐集到的資料,革命前六十年間,巴黎的工人數增加不只兩倍,總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而這些城市移民擺脫了行會的桎梏,聚居聖安托萬區,構成後來人民革命動員的一股勢力。

就像這樣,托克維爾從社會與制度面測繪出一七八九這道坎底下複雜的脈流,並重建其與政治現象的關聯,過程中也催生了諸如「相對剝奪感」等橫跨社會與心理的分析概念。對於社會與政治現象,任何不滿足於單線解釋的讀者,不妨都來跟托老頭子切磋較量!

Photo from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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