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正在流動，小蝦米也能勝過大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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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摩伊希斯．奈姆
這本書談的是權力。
權力正在流散，掌權已久的大玩家正面對越來越多後起之秀與小型勢力的挑戰。掌權者在行使權力時也正面對更多的限制。
我們討論權力演變時卻常常誤解，甚至輕視其變化的幅度、性質以及其延伸的後果。我們很容易受誘導，只著眼於網際網路及新科技帶來的影響，只著眼於權力如何由一方流向另一方，或者只專注解答「文化軟實力」是否可以取代「軍事硬實力」等等問題。這些討論的觀點角度並不全面，甚至會妨礙我們明白真正導致現今權力取得、行使、維持及瓦解的基本驅動力。
我們知道權力正由勞動力轉移至腦力；由北轉向南，由西轉向東；從舊型企業巨獸轉向靈活變通的新創公司；從穩固的獨裁者轉向廣場上的人民、網路世界。單單只道出權力正由一個大陸或國家流向另一個，或者正傾瀉到新的參與者身上，都不足夠。權力正在經歷更為根本性的突變，這現象仍未受到廣泛關注更遑論理解。對立的國家、企業、政黨、社會運動、機構或獨立領袖縱然仍跟過去一樣你搶我鬥地爭奪和維持權力，但權力本身正在消散。
簡單來說，權力可以換得的成果已日漸式微。在二十一世紀，權力更容易獲得，卻更難行使，並且更容易失去。無論在會議室、戰地抑或是網路空間，權力鬥爭一如往常激烈，可獲得的回報卻在遞減。這些殘酷的爭鬥掩蓋了權力本身正在加速衰敗的事實。若想要了解一個改造二十一世紀的最重要趨勢，關鍵就是去理解權力如何失去其價值，並且去面對這情況的艱鉅挑戰。
這並不是在說權力已經徹底消失，或是現在已經沒有人權傾天下。美國總統、中國國家主席、摩根大通或殼牌石油總裁、紐約時報執行主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腦、教宗等人仍坐擁極大權力，可是卻都遜於上一任。上一代的領袖們不只面對的挑戰者及競爭者較少，行使權力時亦較少遇上限制，譬如公民運動、環球市場及媒體監督。是以，今天的當權者一旦做出錯誤決定，通常要較其上一任更立即地付出代價，而且代價更大。他們重新打造行使權力的方式以因應新現實，引發的連鎖效應觸及人際互動的每一層面。
權力的衰退正在改變世界。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證明以上的大膽推論。
我們先從地緣政治談起。從 1940 年代開始，主權國家的數目增加了三倍；不僅國與國之間有競爭、戰事及協商，主權國家也會與許多跨國及非國家組織交手。舉個實例，現今最年輕的國家南蘇丹成立於 2011 年，便是由多個非國家組織共同催生的，出力最多的是基督教福音派組織撒瑪利亞救援會（Samaritan’s Purse）。這組織由葛福臨（Franklin Graham）領導，他是美國知名福音布道家葛培理牧師（Billy Graham）之子。
在今天，即使國家之間爆發戰爭，軍事大國進攻的力道也已大不如前。強弱懸殊的戰爭越來越常見，大型軍隊經常要面對小型非傳統的軍事力量，如叛亂分子、分離分子及民兵策動的攻勢。軍事力量較弱一方獲勝的次數也在增加。
哈佛大學一項卓越的研究指出，1800 年至 1849 年間發生的強弱懸殊戰爭裡，兵力及武器裝備較弱的一方實現戰略目標的比例只得百分之十二。情況在 1950 年至 1998 年間出現轉變，弱勢一方報捷的比例急升至百分之五十五。受多種因素影響，敵對雙方的政治及軍事戰略角力成為左右勝負的主因，軍事實力的差距反而顯得沒那麼重要。因此，兵力強大、船堅砲利的國家無法確保軍事優勢。推動這轉變的主因是弱勢一方低成本重傷亡的攻擊能力大增，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使用的簡陋爆炸裝置（IEDs）便是很好的例子。
一名駐阿富汗的美國海軍將領估計，其小隊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命傷亡都是由這些製作簡單的爆炸裝置導致的；在伊拉克戰爭中，這種裝置造成盟軍三分之二的死傷。就算美國國防部不惜斥鉅資採取應對措施，包括斥資一百七十億美元購置五萬台無線電頻率干擾器，以期干擾簡易爆炸裝置的遙控引爆設備（手機、車庫門開關器），這些裝置的殺傷力還是略勝一籌[1]。
獨裁者及黨派領袖的權力亦開始衰落，他們的數目也在減少。在 1977 年，全球共有 89 個獨裁國家，到了 2011 年，數字已銳減至 22 個[2]。
時至今日，世界上有超過一半的人口活在民主的土地上。「阿拉伯之春」的震盪傳揚至世界各個角落，包括清廉選舉尚未穩定之地，以及當權者或政權希望永久統治的區域。有些不民主地區也容許不同的黨派，今天少數黨派代表席位比 1980 年代大幅增加了三倍。每一處的政黨領袖都曾遭遇挫敗，因為他們的競爭對手不再是密室內定的候選人。
在成熟的民主體制中，約有半數的主要政黨在選舉黨內領導者時會採用黨內初選或其他代表性的選舉方式，希望可以讓一般黨員有更多選擇。無論是芝加哥、米蘭、新德里抑或是巴西利亞，各地的政治領袖都會告訴你，他們已經無法再像前人般理所當然地控制選舉及發號施令。
這趨勢也席捲商界。毋庸置疑，財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富者越富，腰纏萬貫的富人會利用其財勢獲取政治權力。這趨勢令人擔憂，亦不為世俗接受，但並不是形塑企業領袖和富有投資者權力運作的唯一力量。
事實證明，即使美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亦無法躲開財富、權力和地位突如其來的變化。面對收入不平等，經濟大衰退發揮了矯正效應，尤其嚴重影響富人的收入。
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學教授賽斯（Emmanuel Saez）指出，大衰退使美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下降了 36.3％；其餘 99％ 的美國人收入只萎縮了 11.6％[3]。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卡普蘭（Steven Kaplan）的計算結果顯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美國人的收入在 2007 年占全美總收入 23.5％，而 2009 年已降低至 17.6％。
根據賽斯的統計數據，這百分比連續幾年都在下滑。誠如弗蘭克（Robert Frank）在《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所指：「超高收入者遭受的打擊最大。美國國稅局數據顯示，在 2007 年至 2009 年間，收入達 100 萬美元或以上的美國人數急跌四成至 236,883 人，整體收入也銳挫近五成；跌幅遠高於總收入為五萬美元或以下的美國人，後者同期跌幅不足百分之二。」[4]
當然，這並不能說明在以美國為首的先進民主國家中，貧富差距沒有顯著加劇，事實恰好相反，收入不均的現象正在急速惡化。但這現況也不應阻礙我們了解不少富裕人士和家庭在經濟危機中遭受的打擊，他們的財富和經濟實力確實顯著下跌。
況且，個人收入與財富已不再是獲取權力的唯一途徑。率領大型企業的管理階層往往比那些「純粹」的富豪享有更多權力。
這些企業領袖現在的收入亦遠較以往豐厚，惟其任期卻和國際象棋冠軍一樣越來越短。1992 年，美國財富五百強企業的董事長在下一個五年中連任的機會是36％，1998 年下降至25％。2005 年，美國企業董事長的平均任期已縮短至六年，而這趨勢是全球性的。2011 年，全球最大兩千五百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離職率是 14.4％；即使以企業管理層穩定見稱的日本，大企業董事長的非自願離職人數在 2008 年也增加了三倍[5]。
企業本身也遭逢同樣命運。1980 年，傲居行業前五名的美國企業在五年後跌出五強的可能性僅為百分之十，但是在二十年後可能性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
環顧今天美國和全球五百強企業排行榜，最近十年才上榜的企業數量足證，相對的後起之秀正在取代傳統企業巨頭的位置。在金融領域，銀行正在喪失權力和影響力，被新興、靈活的對沖基金取代：在 2010 年下半年，全球經濟陷入嚴重危機，排名前十名的對沖基金（當中多數不為公眾所知）賺得的利潤比全球六大銀行的總盈利還要高。當中最大的對沖基金管理的資金達到天文數字，賺取豐厚利潤，但其員工總數不過幾百名。
與此同時，企業面對令名譽、收入和價值受創的「品牌災難」時也更脆弱。一項研究顯示，在過去二十年間，全球最知名品牌母公司在五年內經歷品牌災難的風險由 20％急升 82％。英國石油公司、老虎伍茲及梅鐸新聞集團的財富都曾因不利傳聞在一夜之間大幅萎縮。
再舉一個企業界權力流散的例子，企業界新種類：貧窮國家跨國公司（poor-country multinationals）（來自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正在崛起，部分甚至已取代或接管了全球最大的企業。1991 年至 2010 年間，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額由 120 億美元激增至 2,100 億美元。
全球最大的鋼鐵集團安賽樂米塔爾（Arcelor Mittal）的前身是 1989 年才成立的印度米塔爾鋼鐵公司（Mittal Steel）[6]。當美國人津津有味地喝著美國色彩濃厚的百威啤酒時，啤酒生產商安海斯──布希公司（Anheuser-Busch）早已在 2008 年落入比利時英博啤酒集團手中。英博啤酒集團是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2004 年由巴西和比利時的兩家啤酒廠合併組成，公司的董事長是布里托（Carlos Brito），來自巴西。
這些趨勢甚至已從傳統的權力舞台──戰場、政界和商界──進入慈善界、宗教界、文化界以及個人領域。二○一○年，晉身億萬富豪的人數達到歷史新高，每年名單上總有些名字會消失，亦會有來自世界各地名不經傳的新貴躋身榜上取而代之。
註釋
[1]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no. 1 (2001): 93-128; Ivan Arreguín-Toft, “How a Superpower Can End Up Losing to the Little Guys,” Nieman Watchdog, March 23, 2007, www.niemanwatchdog.org 關於簡陋爆炸裝置（IEDs）的影響，見Tom Vanden Brook, “IED Attacks in Afghanistan Set Record,” USA Today, January 25, 2012.
[2] Martin Wolf, “Egypt Has History on Its Sid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5,2011. 二○一一年的最新數字取自第四政體研究項目內的二○一一全球報告，該報告由喬治梅森大學編制（根據Wolf的來源）。
[3] Emmanuel Saez,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d with 2009 and 2010 Estimates),” March 2, 2012, http://elsa.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0.pdf.
[4] Robert Frank, “The Wild Ride of the 1%,”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2, 2011.
[5] 這裡引述關於商業及管理人員離職率的實例和數據之來源，可參閱第八章的注。
[6] 安賽樂米塔爾公司的網站：www.arcelormitt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