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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英文

我把車門關上,廂型車緩緩駛離競選總部,這一年多來的喧嘩和所有情緒,彷彿都留在競選總部的台前。車裡沒有人講話,回家的路上,打在車窗上的雨滴,像不久前支持者的眼淚,無聲滑落。如果有什麼事情最令我自責,就是那片淚海。

二○一二年總統大選結束了。

平常坐在車上的時候,如果不是在閱讀資料,或跟幕僚談事情,我總是習慣地看著車窗外。今天也一樣。雖然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場總統大選,不過,今天的台北跟以前的台北並沒有什麼不同。日子還是要過下去,這才是真實的人生。對我來說,在那一刻,最真實的人生是,我們未能在大選中獲得勝利。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的腦袋裡只有這一件事。

為什麼無法跨過這最後一哩路?

敗選,是我一個人的責任

返回黨部上班的第一件事,我就特地請民調中心仔仔細細地做敗選檢討。我告訴負責的民調中心主任陳俊麟:「你要用科學數據來證明,究竟這八十萬票是怎麼輸的。」我們要明確檢討,下次不要再犯同樣錯誤。

預測一向精準的俊麟,看著我苦笑,這是他一貫的風格,每當我要求一些與他意見不同的事情,他總是給我這種表情。他皺著眉頭問:「妳確定要在這個時候和所有人釐清責任?」

我回答:「檢討是針對問題,不是對人;敗選,是我一個人的責任。」

未選上,反省的聲音接踵而至。有人說是經濟因素,有人說是對手最後關頭的恐嚇牌奏效,有人說是台灣還不習慣才四年就換黨執政,有人說是台灣社會的保守風氣使然,有人說我們的政策不夠清晰誘人,有人說是民進黨才剛從谷底爬起,還無法充分獲得人民的信任⋯⋯

說法很多,也都言之成理,但似乎沒有一個理由是絕對的因素。

必須捫心自問的是,從二○○八到二○一二年,我究竟少做了什麼,才無法爭取到多數人民的信任?

辭去黨主席

二○一二年一月十六日上午,民主進步黨召開敗選後的臨時中常會。會中要處理的案子跟我個人有關,也就是我的請辭案。在敗選的當天晚上,我已經對著媒體以及競選總部前的人群公開宣布,要辭去民進黨主席一職。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一刻,台下支持者的震驚與呼喊。

「留下來」從來都不是一個選項,輸了就必須走人,這是民進黨從創黨以來的堅持。所以,對我來說,辭去黨主席並不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在那個時刻,我心中很篤定,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名言一直在我腦海裡面:「酒店關門,我就走人。」以身作則捍衛黨的傳統與價值,一直是我的義務與責任。

臨時中常會上,許多黨內夥伴紛紛對我表達慰問與致意,還表示自己區域的票數沒開出來,負責輔選的每個人心中充滿了歉意。我知道這一群好夥伴們是想幫我分擔敗選的責任。對於他們當時所給我的溫暖,我銘記在心,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再一次向他們說聲謝謝。

除了對不起與謝謝之外,整場中常會裡,我說最多遍的,應該是「不能現在辭嗎?」這六個字。

謝長廷前院長執意要我留到五月底任滿,他找出各種理由說服大家。經過一連串的討論之後,最終,我們得出了一個折衷方案,就是我留任到二月底。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減少支持者的震撼,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在相對穩定的政局中調適敗選的結果。這個結果雖讓我無法立即「掛冠求去」,不過,如果我多做一天黨主席,支持者就會多一份信心,基於這一點,我很願意試試看。

就這樣,我帶著黨主席的身分,每天一筆一畫,在桌前的燈光下,慢慢在謝卡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對我來說,每一張謝卡,都有著無比的重量。

在台一線上跟著我們沿途掃街的機車騎士們、台三線上硬塞紅包給我的年輕母親、哈佛大學裡雙眼充滿期待的留學生,每張面容彷彿就在眼前,多想親自跟他們說聲謝謝,也說聲對不起。

一直都在

二○一二年選後隔週就過年了,過年期間,我幾乎足不出戶,連續多年忙於選戰的疲憊身心,需要好好的靜一靜。立委蕭美琴的虎斑貓 Monster,坐在檯燈下陪著我,只是繼續寫下感謝。

年假還未結束,我就請幕僚安排了謝票行程,每個縣市都希望能走一遍,好好的看一看每位支持者,好好謝謝大家,也讓大家好好看看我。

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從南到北,從本島到外島。「主席,我爸在選後整天無精打采的,好像失戀了一樣。」一位記者私底下這樣形容。

在那一段「留任」的期間,很多黨內的朋友來看我,他們很擔心我的下一步是否會轉換跑道,離開政壇。

事實上,這個念頭並非沒有出現在我腦海裡。我必須承認,征戰沙場的日子遠比各位想像得辛苦與疲累。每個人都有軟弱與任性的那一面,只不過,我知道,從二○○八年接下黨主席的工作之後,我跟別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再也沒有軟弱的權利,更沒有任性的權利了。二○一二年的我,更是如此,我身上負著六百多萬份的期許,我不能拋下支持者,說走就走。

所以,我告訴這些朋友:「別擔心,我是終身黨員,我不會離開民進黨。」我並不是一個禁不起打擊的人,只要民進黨還需要我,只要我還能為台灣做點什麼,我不會因為失敗就放棄。

二○一二年都還沒過完,就有許多媒體關注我的下一步,紛紛詢問我是否準備參選下一屆。我回答他們:「每個政治人物都要讓自己成為那個最好的選項。」

這是我真心真意的回答。沒有人可以正確預測任何一個政治人物四年後的能力與聲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與再努力。

從二○一二到二○一六,這四年會是我的準備期,也是台灣社會對我的檢驗期。當時的我未能說服人民,讓大家選擇我,那現在的我,是不是已經更貼近人民的想法?

這是我想要尋找的答案,也是我要持續努力的目標,我不會放棄。

※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 本文摘自《英派》一本書,可以是承諾,也可以是人民手上的檢核表!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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