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焚者成了圖博的代言人

發表於 2016-02-012019-10-24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作者
最新文章

Readmoo編輯團隊

閱讀最前線編輯群。

文／鄧湘漪

對藏人而言，苦行式遷移不僅代表個體離開資源不甚豐饒的環境，亦呈顯了族群追求主體生存自由的宏遠目標。西藏村落──西藏拉薩──西藏樟木──尼泊爾果加浦──尼泊爾加德滿都──印度德里──印度德蘭薩拉，這條移動路線記錄著十數萬藏人的生命歷程。

冬季積雪及膝，河水就算未結冰也足以凍傷雙腳；黑夜中行走以躲避邊防警戒，白天則棲息於樹叢或崖邊；高山徒步不宜負重，因此得捨棄行囊中的糧食而飢餓難耐；聽聞林中鳥叫或蟲鳴，都驚恐地以為那是槍聲。在德蘭薩拉任何一間茶館裡遇到的藏人，都有能力描述這種艱苦的移動經驗。「這不只是身體上受苦，精神上也苦。」報導人這樣說。

藏人本以為離開中國來到印度是種尋求解脫的方法，但他們的苦難卻未因移動而減少，反而被置於另一個時空遭到擱懸的身分──難民。「在印度生活很苦的。」報導人又說。

許多藏人未尋求難民身分確認途徑來到印度，以沒有證件、非法拘留的形式遁入日常生活底層；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只要規劃離開居停地，便須到警察局報備，移動並不自由；向印度房東租屋得忍受高房租但低品質的住宿環境，為了省錢，一家五口住在三坪大的房間裡，整層數十戶人家共用一組浴廁；水源不足，以致家家戶戶鎮日只有晚間半小時可提水和儲水；藏人遷居者及西方旅行者越多，物價便越高，但打工工資並未提高；受到印度人欺負時，委屈只能往肚子裡吞，「誰叫我們是難民？」

報導人說；來到印度後，擔心留在西藏的家人受波及而不敢打電話回家；想念西藏與家人卻沒有合法證件返鄉；想要取得正式文件回家探望父母，得到中國大使館宣誓：「達賴喇嘛是壞人。」藏人帶著族群命運中的悲苦從西藏移動到印度，「受苦」成為藏人的日常生活場景與族群生存的面貌。

自焚是受苦的激烈表現，因精神受苦的生存樣貌而選擇肉身受苦終結生命，無論就身體或精神層次而言，皆是企圖自苦難中遁逃。

西藏第一起自焚事件則於二○○九年在中國境內四川省發生，自焚者亦為僧侶。西藏僧人自焚是為了抗議中國治藏政策中的各種壓迫，而以激烈的受苦形式表達苦難，試圖自苦難中解脫。藏傳佛教教義反對殺人，憤怒之火只能朝向自我，自焚成為藏人集體受苦的族群苦痛象徵。

然而，中國政府以「殘忍的暴力」來回應，並指責西藏領袖達賴喇嘛以宗教之名煽動自焚，這毫無疑問是站在統治者的政治立場上發言。對統治者來說，無論自焚所透露的意義為何，「暴力」是相對精準的側面攻擊，因為自焚者所欲傳達的行動信念，正是統治者無法正面迎戰的社會矛盾，因而統治者以形式相異但本質相同的「暴力」加以對待。流亡印度的藏族社群面對接連不斷的自焚消息，舉辦各種追悼儀式，以集體力量來回應個人傷痛，這種既個人又集體的失落成就了族群面對受苦的共同記憶。

受民族情感灌溉的哀悼

來自西藏、成長於德蘭薩拉的青年蔣佩以西（Jamphel Yeshi）於中國大使館前自焚示眾。消息傳回山城已是蔣佩重傷，正在加護病房接受醫療戒護。山城青年組織立即動員了起來，貼出蔣佩以西參與青年會活動的照片，以及街頭自焚時、重傷時、躺在病床上全身包覆燒傷醫療棉布時的圖文細節。

這些影像與文字以一種活生生在自己眼前重現的方式矗立於山城街頭，血淋淋的紀錄片畫面直觀地對著自己說故事，聽故事的同時甚至開始想像蔣佩以西的心情：「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閃過什麼樣的念頭？」「自焚前一夜他是怎麼度過的？應該喝了白酒暖心才是。」彷彿作為觀看者的我是蔣佩的親密朋友，不僅瞭解他的為人、成長經驗，更經歷了拙火燒身的刺烈痛楚。觀看者緊盯著蔣佩以西那雙臂敞開、張嘴尖叫的奔跑畫面，直盯盯地說不出話來，只剩下零碎的意念在腦中打轉。

這條五百公尺長的城中心道路，前夜燭火滿布，白色的短蠟燭卡在折成直角形的瓦楞紙中央，為的是不讓蠟油燙傷虎口。然而，融化的蠟油儼如江河無處疏通，逕自漫流在虎口與手指之間。幾次蠟油溢出沾染皮膚，蠟油遭遇冷空氣瞬間凝結，使得皮膚緊繃，灼熱感只有萬分之一秒，但卻讓人想儘快換手、剝除。身旁的僧人問我：「妳怎麼想西藏？」我聽到了問題，卻回答不出來，怎麼可能在靜默抗議的交會時刻，簡單兩句就做出回應呢？要說些什麼？我連自己臺灣人的定位都說不出口了，更何況是西藏。「好燙！」我火速將蠟燭換至左手、甩著右手，利用蠟油轉移了話題，避開這個讓人不知如何是好的當下。幾近全城的藏居民與觀光客站立在十公尺寬的道路兩側，將印度商家做生意的出入口全堵了起來，長蛇似的蜿蜒盤踞。夜裡的聚集，一方面是為自焚者祈福；另一方面青年會、婦女會組織身負歷史使命地透過傳聲筒，陣陣傳來音頻上揚的運動話語，「我們譴責中國政權」、「讓達賴喇嘛重回西藏」、「西藏是西藏人的」。標語式宣言伴隨著維持現場秩序的宣導，「請大家往旁邊站一點」、「等下我們要繞行一圈後走到大昭寺」、「在大昭寺前會有個哀悼儀式」。傳聲筒拋出的語言越多，群眾在夜裡顯得越沈默，不語成為共同的語言。寂靜的情緒被蠟燭與傳聲筒給擾動著，宛如刻意壓抑的情感不時有人故意挑逗玩弄，對方等待著的就是自己情緒崩潰的那一瞬間，但這個挑撥被看穿了，硬生生地將竄至喉頭的那股渾熱氣體給嚥了回去。山城自夜裡哀悼那天起，連續三天全城安歇，藏人經營的各種小買賣全都歇業，肅穆安靜地參與從清晨到夜裡的祈福儀式，無論是法會、念誦、做大禮拜還是遊行、連署。這段時間山城生活充滿著自焚者的有形身影與無形懷念，靜默成為對自焚者最高的致意，遇見熟人只剩下微笑。

昨晨〔二十八日〕傳來蔣佩過世的消息，傳聲筒隨著車子繞行於山城街道間，字句也因此渲染於景物之中，像是日本動畫《蟲師》裡，受自然界無名的靈體附身而慢慢從點到線到面的侵蝕，聲音雖飄散緩慢但侵蝕確實存在。

儀式的神聖性與精神召喚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印度時報》刊載一篇關於西藏青年蔣佩以西於德里自焚後，遺體運回德蘭薩拉並舉行喪禮的消息。蔣佩以西是西藏第三十二位自焚者，自焚人數有著各種說法與爭議，中國的官方紀錄與民間的追蹤訊息之間形成落差。

二○一二年三月，我第四次停留印度、初抵德蘭薩拉不到一個月，便連續經歷中國境內外藏人自焚事件。通常都是我依著日常生活起居，走在山城幅員不大的城中心，遇見熟識者或報導人時，對方問我是否聽聞犧牲者的訊息，然後告訴我又一起關於藏人抗議、被補、入獄或自焚的犧牲事件。報導人拿旺說：

那是很值得紀念的日子，很多人哭，我也哭了，就像是失去手足一樣。我不認識他，但西藏社區人又不多，大家的相處非常緊密，而他的死去是為了西藏和平。他做這件事情非常勇敢，那是為了西藏和平而做的。葬禮當天我哭了，回家之後頭非常痛。自焚對西藏和平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是傷害自己，而不是傷害別人，這是佛教徒的作法。如果他傷害別人，那就是犯了罪，非常不好；但如果是傷害自己，為的是眾人的和平，那是最高境界，心智上獨特的境界，非常重要。雖然我沒有精研佛法，但我知道在佛法上這是非常重要的行動，藏文有字傳達這個意思，但我不會用英文表達。獻身給眾人是重要的。你知道這事發生後，很多人也想要這麼做。現在這個狀況對藏人來說是很困難的，局勢很不好，你想做想為藏人社群付出，但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二○一二年，蔣佩以西在德里的自焚抗議與在德蘭薩拉舉行的喪禮，對藏人社群而言，是繼抗議北京二○○八年奧運之後重要的民族運動事件。

自焚事件在西藏族群運動上注入了鮮明的受苦形象。在眾多自西藏翻山越嶺、冒險來到印度的生命圖像之中，自焚者具體產生了一個易於指認的受苦對象，此受苦對象成為六百萬個別藏人的集合體，所有關於受苦的經驗與記憶全交託給自焚者。

換句話說，自焚者成為藏人受苦的代言人，為六百萬藏人創造出一個苦難敘說的空間，在這個敘說空間中，不但直接指認自焚者，也間接描繪了西藏族群。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論述集體記憶時闡述了群體給予一個框架和空間，才使得記憶得以延續並成就其集體性。「記憶給了我們一種幻覺，讓我們覺得自己正生活在不會囚禁我們的群體中間，只有當我們願意接受這些群體，它們才能加諸我們身上，而且只要我們願意接受這些群體，它們就能加諸我們身上。」受苦個體的苦難經驗在自焚者所創造出來的空間裡獲得肯認，同時擴展成為族群共有的敘說和回憶，在此敘說空間中，個體傷痛獲得集體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