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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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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丹尼爾.高曼

地點是加州的新港灘(Newport Beach),時間則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

達賴喇嘛在照相機快門聲的和奏,和閃光燈斷奏曲當中,走進為他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開的記者會現場。

達賴喇嘛在幾小時前才剛聽說自己獲獎的事,仍處在要摸清頭緒的階段。一位記者問他,他打算如何安排當時總計有二十五萬美元的獎金。

他對這個獎項有這樣一筆獎金,先是感到驚訝,接著便說:「太好了!我一直想捐一些錢給印度的一個痲瘋病患村。」第二天他告訴我,他立即想到的是,如何把這些錢送出去。或許還可以送給飢民。

如同他常提醒別人的話,他不將自己視為一個受人崇敬的「達賴喇嘛」,而是一個普通的和尚。如此一來,他對這種來自諾貝爾獎項的錢,便不會有個人需求。每當他收到一筆捐款,就立即轉送出去。

比方,我記得有次達賴喇嘛在舊金山參加一場有社運人士參與的會議。會議進行到尾聲時,即公布該場會議的收支狀況(非此種場合的一般正常程序)。門票收入在扣除支出費用後,還剩餘一萬五千美元。他當下就宣布,要將這筆錢捐給一個與會團體,用在奧克蘭的弱勢年輕人身上。大家聽了後,無不大為驚喜。這個團體先前也受過鼓勵,自行辦過類似的會議。這件事是發生在幾年前,之後也仍看到他持續這種即刻慷慨捐助的行動。(他同樣也將這本書給他的版稅捐贈出去。)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前一晚,挪威來電說,他們的大使要親自頒獎,已在前往頒獎的路上。但那通電話撥通時,已是晚上十點鐘,早超過達賴喇嘛七點鐘的就寢時間。

第二天早上,達賴喇嘛從清晨三點到約七點鐘進行晨禱儀式(中間有早餐和收聽BBC的休息時間),沒人敢在這時間內打擾他,告訴他諾貝爾頒獎的消息。所以在他知道之前,新聞已先公布了。

同時間,他的私人秘書也忙著推辭,世界各地頂尖媒體蜂擁而入的採訪邀約。這和幾年前,記者對報導達賴喇嘛,常表現出意興闌珊的態度,完全是南轅北轍。突然間,全球媒體的焦點都放在他的身上。世界性的主要電視網和報社,似乎都想沾上邊來採訪他。

雖然電話鈴聲不斷地響,達賴喇嘛在那個早晨的作息仍然平靜地進行,並指示秘書不要更動已安排好的行程,以及和神經科學家的會議時間。由於他不願取消這個會議,其他行程的邀約因此被回拒,或是延後。他只接受讓一個記者會,排進傍晚的行程中。

記者會開始前,將近一百位的記者和攝影師都已經到達當地飯店宴會廳,等待這個臨時的記者會開始。他們聚集在會議廳裡,攝影師拿出橄欖球球員爭球的架勢,無一不想占到一個靠近前方的最佳位置,抓住最好的攝影角度。

許多記者是從好萊塢就近派來。他們專門報導影視新聞,早已習慣接觸影視界名人。而現在,他們所要面對的,卻是一位淡泊名利,無意在新聞媒體鏡頭前過度曝光的另類人物。

在這個被自拍淹沒的時代,許多人都覺得不打卡不行,每個所到之處,每餐所吃的食物,都要上傳到網路。達賴喇嘛的想法則是這個時代的異數。他的存在似乎在對我們說:你不是這個世界的中心,放鬆緊繃的神經,放下我執,拋棄以我為尊的心態,如此才能想到別人。

試想他對得到諾貝爾獎殊榮的反應。我剛好也出席他那一場記者會,因為我剛結束為達賴喇嘛和一群心理治療師,還有社運人士主持的一場為期三天的對談。那一場對談的主題是關於:對人道關懷採取的行動。

在他知道得獎的那天,我為《紐約時報》訪問他之後,我再次問他得獎感覺。他用他所謂的「破」英語告訴我說:「沒什麼感覺。」讓他感到開心的,反而是因為看到其他相關的參與者,表現出的開心感覺。他所呈現出來的反應,正是他的傳統文化所稱的「隨喜」(Mudita)──因為別人的快樂而快樂。

想想他這種很有意思的性格。他的好友大主教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似乎特別能引發出他那張充滿歡樂、淘氣的臉龐。當兩人聚在一起時,總如小男孩似地,互相揶揄。

不論聚會的性質為何,達賴喇似乎隨時準備好逗人開心。我記得在一場和一群科學家的會議中,他講了一個和自身經驗有關的笑話(這種情形常發生)。他在過去已多次參與科學家的聚會。他告訴我說,這總讓他想起一個有關喜馬拉雅雪怪捉到土撥鼠的古老西藏故事。

雪怪站在土撥鼠洞穴的出入口,想等土撥鼠跳出來時,就可以立刻向前突擊,將土撥鼠壓著,好像坐在土撥鼠身上一樣。但是當另一隻跳出來時,雪怪又得站起來去捉另一隻。而這時原來的那一隻就逃走了。

達賴喇嘛笑著說,這個場景就像他在上完所有科學課程後的記憶一樣!

還有一次,他在一所大學側廳,等候和科學家的研討會開始。會議前有一段由高中學生表演的無伴奏合唱做為餘興節目。當合唱開始時,達賴喇嘛悄悄地走上那個沒有佈置的舞台,在唱歌的學生們旁邊張手飛翔,模樣快樂得不得了。

這一段演出並不在安排的腳本中。那些準備好,要正式接待達賴喇嘛的研討會成員和學校工作人員,站在後台不知所措。沉浸在自娛中的達賴喇嘛,向演唱的學生投以微笑,完全忘卻那一群也對他微笑的台下觀眾。

在一個僅有受邀者可參加的會議中,二十四位執行長圍著一張長桌坐,達賴喇嘛則坐在桌子的正前方。當他們在談話時,一名受雇全程拍攝會議的攝影師,坐在達賴喇嘛椅子旁邊的地上。他的長鏡頭不斷發出喀喀作響的聲音。

達賴喇嘛暫停講到一半的話,神情饒富趣味地往下看著那名攝影師,然後要攝影師不如躺在地上睡一覺。會議結束後,攝影師拍了一張達賴喇嘛和那些企業領導人的正式團體照。

就在團體照完成,眾人解散時,達賴喇嘛示意攝影師過去,接著就擁著他,和他拍了一張雙人合照。

此類片段小插曲單獨發生時,似乎很平凡。但當次數變成點點繁星般多時,就可以說明,達賴喇嘛獨特的情緒反應以及社交方式。他對周遭的人富有同理心,充滿幽默感,態度自然不做作,擁有將全人類當成都是一家人的一體感,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慷慨胸襟。他人生態度的特點不勝枚舉。

他拒絕當一個假神聖偽善者的態度,還有性格上愛逗笑的小弱點,是我對他最嘖嘖稱好的地方。他表達慈悲心時,總帶著愉悅的心情,而不是冷峻的態度和空洞的陳腔濫調。

毫無疑問地,他的這些特質是透過從年輕時就開始用功研習,和潛心修行薈萃而來。他現在每天仍然保持研習和修行五小時的習慣(早上四小時和晚上一小時)。這些每日的研修,形塑出他的道德感,和他對外流露出的性格。

這種自律精神,也是他獨特價值觀的穩固基礎。而這種價值觀又讓他醞釀出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觀。最後,他的真知灼見即在這樣的世界觀中發光發熱。

「我們」人類這個家庭

因為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丹增嘉措變成一個世界性人物。自從西藏開始實施達賴喇嘛(政教合一領袖)體制,在這超過四百年的時間內,沒有一位達賴喇嘛脫離西藏佛教的領土,單獨居住在外。當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還是孩童時,也如同他的前人一樣,在拉薩巍峨的布達拉宮裡,或奔跑或漫步,在宮裡接受培育調教。課程包括:哲學、辯論、知識論,以及針對其宗教角色的養成教育。

但在一九五○年代,中國共產黨侵入西藏後,他就被迫接觸外面的世界,最後在一九五九年逃到印度。從此,他一直居住在那裡,不曾再回到自己的家鄉。

十六歲時,他步上擔任西藏政教合一領袖的角色,他說:「我失去了自由。」接著,因為被迫離開家鄉,他說:「我失去了國土。」

《達賴的一生》(Kundun)這部影片,記錄追蹤達賴喇嘛早期的人生轉變故事。當他越過西藏邊界進到印度時,年少的達賴喇嘛跨下馬背,轉頭看著那些陪同他一起來到邊界的西藏侍衛人員。當時的氣氛有些低落沉悶。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即將要離開,讓他一人孤零零地留在一塊陌生的新土地上;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很可能再也看不到那些人。他們將要冒著生命危險,騎回到正處於威脅的家鄉。

當那些熟悉的身影漸漸沒入遠處後,達賴喇嘛才轉過身向前看。同時他發現,周遭都是陌生人,那些陌生人是接待他的印度東道主,正準備要帶他到新家。然而到了今天,如同他的好友,演員李察.吉爾(Richard Gere)在一個公開場合介紹他時所說的:「不論他到哪裡,總被一群朋友圍繞著。」

居住在西藏地區以外的上一代,無法像我們今天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見到一位達賴喇嘛。而十四世達賴喇嘛頻繁地四處旅行,飛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某天在俄羅斯和虔誠的西伯利亞蒙古族佛教徒會面;下一週就飛到日本見科學家。像孩童玩的跳格子遊戲一樣,從教室跳到擠得水洩不通的大講堂。

或許唯一會阻撓他接觸更多群眾的理由是,他無法取得許多國家的簽證。那些國家擔心,一旦允許達賴喇嘛進入他們的領土後,會因為中國的施壓,招致經濟損失的後果。近幾年,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中的強硬派,很明顯地視達賴喇嘛的活動為政治性質,意在破壞中國對西藏的控制。

即便如此,看看他的某一個行程──先在新德里對學生演說「世俗的倫理道德」;再到墨西哥市參加眾多會議,其中一場是對一千名天主教教士演講有關宗教和諧的主題,並且和主教對談,然後在一個體育館以「化為行動的慈悲心」為題演說;接著到紐約市進行為期兩天的教學,再飛到華沙短暫停留,參加「和平高峰會議」;最後才回到新德里。

隨著在全球逐漸提高的曝光率,他已成為一位具有世界性政治力量的大人物。一開始,這個過程是相當緩慢的。

在拿到諾貝爾獎之前的幾年,通常只有寥寥幾位記者出席達賴喇嘛的新聞記者會。我記得在一九八八年,他在美國的正式代表,向我表達過他的憂慮。那時達賴喇嘛剛對中國釋出一個大讓步,說他對西藏的目標是自治就好,而非獨立。

雖然對西藏運動的支持者來說,他這篇聲明極具重要性(可能也因此促成他在下一年獲得諾貝爾獎),但最後只剩下一小段取自新聞通訊社的內文刊登在《紐約時報》,淹沒在眾多其他報導篇幅之中。

就在他拿到諾貝爾獎殊榮後,愈來愈多的民眾和媒體開始追隨他的足跡。他甚至變成流行文化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容貌居然出現在蘋果的一個廣告中,旁白文字是:「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一系列貌似無止盡(有時可能僅是假象)的激勵引言,也都和他有關。

在這方面,他的態度十分開明。有人以為他寧可進行他的晨間功課,也不想接觸這些突如其來的公眾性、知名度,以及媒體風暴。但是,他願意將這些轉換為助力。現在,當他在演講有關慈悲心的主題時,如同與他長期合作的英語翻譯人員金巴(Thupten Jinpa)所說的──需要更大的麥克風。

現今,能體現深層內在精神和高貴情操,讓人仰矚的公眾人物屈指可數,達賴喇嘛是其中一位。沒有幾人(若真有)的道德品行,或儀態風采可以和他並駕齊驅,更不用說群眾魅力。他在全世界的所到之處,無不吸引大批人潮,常讓體育場人滿為患。

達賴喇嘛已經環遊世界幾十年,見過的人包括各種背景、各種階層、各種長相──種種經歷也因此造就他如此的眼界。他日常接觸的人,從原籍來自巴西聖保羅,或南非索威托(Soweto),住在貧民窟裡的歸化公民,到州長或是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都有。他的慈悲心,是他在接近這些廣大群眾時,始終不減退的動力。

他眼裡所見的是人類全體──全都是「我們」,沒有迷失在「我們」和「他們」之間的不同。在他提到「我們人類這個家庭」時,這個家庭所面臨的問題,如富人與窮人間逐漸加深的鴻溝,或在支持人類生命的太陽底下,從事各項人類活動時,無法避免的崩壞衰退,對他來說,都是屬於全球性的問題,凌駕國與國之間的界線。

達賴喇嘛從這些豐富的多元經驗,打造出一個要將希望、動力,和凝聚力帶給人類群體的計劃。那是一張心靈地圖,讓我們找到自己的生命方向,了解這個世界,評估該做的事,以及如何打造共同的未來。

他對人性的觀點,如同他對待自己的方式一樣,是透過自身實踐和自我察覺來體現。此種做法推翻了今天許多發展過度自由的價值。他洞見到一個更能付出關懷,更有慈悲心的世界:一個在面對集體挑戰時,能以更有智慧的方式來處理的世界;一個對社會在相互連結上,更能成就其所需的世界。這一個他所預見的世界,不是僅靠祈福就寄望得以實現。且這帖能夠改善現況的良藥,對我們現在的急迫性,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都要刻不容緩。

※ 本文摘自《柔軟的心最有力量》,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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