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彼得‧杜拉克是最後一代的「文藝復興人」

文／楊照

舊時代歐洲文明留在彼得‧杜拉克身上的──他沒有二十世紀以降明確的專業訓練限制，他從來沒有習慣問單一學科內的制式問題，他的眼光裡沒有學科壁壘。

他不是社會學家，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經濟學家。他沒有從純粹社會學、心理學或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企業與企業管理，甚至，他沒有從純粹的任一學門角度來看待他所處的世界。

他是個「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豐富多樣的知識掌握，無法用現代觀念、現代規範予以描述。即使最信仰最崇拜杜拉克的人，大概都說不出杜拉克的學問來歷吧！他是哪所學校哪個科系畢業，專攻什麼樣的碩士博士論文題目？

用這種框架去套杜拉克，註定失敗。他的來歷，是老歐洲的貴族夢想──人文教養（Bildung）。相信知識、學問不是技術技能，而是讓人能夠脫離自然、野蠻狀態，臻及人文化境的手段。文學、歷史、哲學、科學當然都在應有的學習內容中，但念文學不是為了培養文學家或文學研究者，念歷史也不是為了培養史學家⋯⋯這些都是通往一個完整人文視野的多重管道。

「無用之用」的人文教養

杜拉克是最後一代接受這種「無用之用」人文教養的歐洲人。從一個角度看，時代開了他巨大的玩笑，等他吸收了這套人文教養後，人文教養賴以存在的社會就瓦解消失了。「戰前」與「戰後」最大差異正在這裡。第一次大戰後，歷史的力量逼著每個社會放棄高蹈的人文理想，改持可以用數字計算的利益衡量法，原本人文教養中的貴族，快速淪夷為新時代不合時宜無用的累贅。

的確，我們看到許多杜拉克同輩的歐洲菁英，在二十世紀快速沒落。他們或者自命清高、鬱鬱而終；或者和周遭環境格格不入，孤獨以沒；或者憤世嫉俗成為別人眼中的怪物。最悲哀的，他們愈有學問，知識愈豐富，反而只是愈顯示出他們的無能無用，與時代現況的荒謬落差。

杜拉克不然。他擁有驚人的適應能力，卻又能不拋棄身上由人文教養鍛鍊而來的眼光與基本價值，所以他應付新的學術專業潮流的方法，既不是逃避，也不是馴服順從，而是—用自己的能力，打造一門之前不曾存在過的新專業。杜拉克開創的，當然就是「管理學」。在杜拉克之前，沒有「管理學」這門專業，因為杜拉克，才有「管理學」。「管理學」奠基的開端，是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杜拉克鉅著《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Practice of Management）。
半個多世紀來管理學蓬勃發展，管理學的運用日益多元，今天從企業、行政一直到藝術、運動都有其「管理」的分支門號，這樣的熱鬧局面，讓我們格外難以回首想像「前管理學時代」會是怎樣的荒涼景況，也就格外難以追問一個關係管理學出生命運最簡單、又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沒有杜拉克，還是會有管理學嗎？乍聽之下，這個問題蠻誇張蠻荒謬，因而也蠻容易回答的。有企業組織就會有管理的需求，不是嗎？人事要如何安排、流程要如何安排、會議該怎麼開、利益該怎樣產生⋯⋯有沒有杜拉克，企業、公司都還是得解決這樣的問題，不是嗎？

是，但讓我們分辨清楚，這些問題的解決，是管理的實際做法，卻不必然是「管理學」。杜拉克沒有發明管理上千千百百種實際的做法，杜拉克發明創建的是「管理學」。「管理學」把千千百百種實際做法統納進一套系統裡，然後尋求這套系統的內部價值與內部邏輯。

有管理實際需求，不必然會有管理學。我們甚至可以講得更精確些，正因為有管理實際需求，所以很難有管理學。管理做法因應各種不同變化情境產生的辦法，裡面充滿了高度即興、彈性風格。有那麼多種不同的企業，從事那麼多種不同的生意，面對多樣且多變的市場，管理做法必然因公司而異、因人而異，必然五花八門，怎麼可能統合成「管理學」？

是靠杜拉克驚人的能力，才將管理做法整合成管理學，然後將管理這件事顛倒站立起來。一九七三年的鉅著，標題講得明白透徹：《管理的使命、責任、實務》（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要有使命有責任，才能討論實務、理解實務。

※ 本文摘自《地熱：閱讀札記II》，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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