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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邑軒(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涉及特務機關運作、特務人員偵查案件過程的史料,在目前已開放的官方檔案中,仍然非常罕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檔案仍然留存在某些機關之中。

轉型正義的各項工程裡,追求真相與釐清事實是所有後續工作的基礎。長久以來,對於官方片面釋出的訊息,民間總是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比起官方一時一地的說法,民間更希望能看到第一手的檔案資料,於是,要求官方開放相關檔案,一直是各個平反運動持續的訴求。因此,官方檔案的開放過程也是理解臺灣轉型正義歷程的重要部分。其次,目前臺灣仍然常聽到「官方根本不願意開放檔案」的說法。但事實真相如何?本文討論官方檔案開放的過程與現況,並公允評估官方歷年來的作為,以及尚有缺憾與仍待努力的地方。

以下,將官方檔案分為「二二八事件」與「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分別介紹這兩大類官方檔案開放的過程,以及檔案開放對於釐清真相的貢獻,之後會進一步評估目前官方檔案的開放近況,指出不足與尚待突破的方向。

出土檔案的編目與整理

絕大多數的二二八事件與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檔案,都由檔案管理局收藏。檔案管理局建立了檔案的檢索系統,可由全宗(機關)名、案名、案由、主題、檔案產生者等欄位查詢相關檔案。針對特定主題,檔案管理局還編寫了一系列的「主題檔案導引」,其中的第六大類即為「重大政治事件類」,包含了《二二八事件國家檔案典藏與應用導引》、《二二八事件檔案人名索引》、《美麗島事件檔案導引》等。然而,檔案的檢索系統與主題檔案導引,仍有相當的改進空間。例如目前不完整的檔案索引,就使得檢索系統不易找尋到相關的檔案。舉例而言,從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送來的六百六十二件政治案件,有許多是涉及數十人的大案子,但是檢索系統僅能由案首(通常是判決書排名第一者)查詢到檔案,其他涉案人的資訊則付之闕如。再者,不同案子之間經常有人事上的相關線索,目前的索引,並沒有系統性地重建檔案之間的連結,使用者除非事先知道這些檔案的名稱,否則注定要遺漏大量相關的檔案。第二,「重大政治事件類」的主題檔案導引,把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檔案,通通歸類在「二二八事件國家檔案」的範圍,根本上混淆了「二二八事件」和「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兩者。正因如此,「戒嚴時期政治案件」檔案的編目、整理程度,尚遠遠落在二二八事件檔案之後。

未來徵集檔案方向

到目前為止,雖然官方檔案的開放已有相當成果,但「檔案尚未解密」的質疑仍然流傳在民間。繼續徵集官方檔案或可由以下兩個可能方向進行。

1. 各機關檔案的清查與解密

二○一三年一月,監察委員周陽山、李炳南主動調查二二八事件至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共相關人物檔案。調查後發現國防部仍藏有蔡孝乾、謝雪紅的大量檔案,並且皆被認定為「涉及情報來源」,應「永久保密」的檔案之列。雖然這批檔案已於該年五月移往檔案局開放民眾使用,但從這次的監委調查案可以看出,二○○○年之後數次的檔案清查計畫,仍然沒有窮盡各機關的相關檔案,並將這些檔案移交檔案管理局。其中可能有兩種原因。第一,各機關歷經改組、整併,未建立制度化的檔案移交規範,這使得各個機關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保存了多少重要的史料。因此,清查人員如果只仰賴機關的編目來清查檔案,沒有親自查閱所藏的檔案文書,一定會有所闕漏。第二,各機關也可能以檔案已標記為「永久保密」為由,清查時不願提供清查人員這些相關訊息,或是拒絕移交給檔案管理局。值得一提的是,涉及特務機關運作、特務人員偵查案件過程的史料,在目前已開放的官方檔案中,仍然非常罕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檔案仍然留存在某些機關之中。因此,檔案的「清查」與「解密」,除了持續的清查工作之外,對於《國家機密保護法》是否適用於政治案件檔案的討論,也是值得關切的方向。

再者,為了賠償(補償)二二八與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受難者,官方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基金會已於二○一四年結束運作),專職負責補償與賠償的事宜。在此過程中,兩個基金會也根據業務的需求,整理、編製了大量的官方檔案。只不過,這些由公部門投入資源所獲得的成果,僅提供給基金會委託的研究計畫使用,仍未全面向社會大眾開放,後者在結束運作後,大部分資料移入文化部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僅釋出部分早在檔案局便可查閱的判決書,大部分資料尚未公開,如何制定相關規範以擴大其使用,也是未來仍待努力之處。

2. 流落民間的官方檔案

除了留在各機關檔案櫃之外,隨著相關人員的離職、退休、逝世,也有一部分的官方檔案流落到了民間。前述李敖所出版的《歷年辦理匪案彙編》,即是從退休特務人員的手中取得。在古物或是二手書市場,有時可以見到珍貴的官方檔案。例如,二○○八年,中研院臺史所從古物商手中收購了一批保密局臺灣站工作二二八事件期間的史料,對於理解當時臺灣各地情治人員與南京總站的往來有相當的幫助,研究成果也已在二○一五年出版。我們可以推斷,一定還有相當數量的官方檔案藏在民間的各個角落。如果能夠透過國家級的計畫予以徵集、收購,應該能大大充實官方檔案的收藏。

結語

如同開頭所說,追求真相、釐清事實,是所有轉型正義的基礎工程。長期以來,官方總是非常被動,非要民間強加壓力,才勉強釋放出官方檔案。這不僅延遲了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展,更加深了民間對官方的不信任。難怪儘管官方公布了許多檔案,仍然很難洗刷「官方根本不願意開放檔案」的說法。

轉型正義與社會和解的集體工程,永遠不能繞過官方、民間信任關係的重建。唯有民間感受到官方的積極意願,民間對於官方面對真相的質疑聲浪,才有可能從臺灣社會逐漸消弭。在這點上,官方仍有許多值得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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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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