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邑軒(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涉及特務機關運作、特務人員偵查案件過程的史料,在目前已開放的官方檔案中,仍然非常罕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檔案仍然留存在某些機關之中。

轉型正義的各項工程裡,追求真相與釐清事實是所有後續工作的基礎。長久以來,對於官方片面釋出的訊息,民間總是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比起官方一時一地的說法,民間更希望能看到第一手的檔案資料,於是,要求官方開放相關檔案,一直是各個平反運動持續的訴求。因此,官方檔案的開放過程也是理解臺灣轉型正義歷程的重要部分。其次,目前臺灣仍然常聽到「官方根本不願意開放檔案」的說法。但事實真相如何?本文討論官方檔案開放的過程與現況,並公允評估官方歷年來的作為,以及尚有缺憾與仍待努力的地方。

以下,將官方檔案分為「二二八事件」與「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分別介紹這兩大類官方檔案開放的過程,以及檔案開放對於釐清真相的貢獻,之後會進一步評估目前官方檔案的開放近況,指出不足與尚待突破的方向。

二二八事件

從二二八事件發生以來,官方在二二八事件的表態,經歷了「主動出擊」、「噤聲壓制」、「被迫開口」三個階段。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三月至五月,透過不同的管道,官方表達了自身對於事件本身的看法。這些材料包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三月編印的《臺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國防部新聞局《掃蕩報》於三月出版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勁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的化名)於四月編輯的《臺灣事變真相與內幕》、臺灣省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組織的團體「正氣學社」出版的專書與特輯等等。可想而知,為了打擊參與抗爭的臺灣人民,給予國府的軍事鎮壓一個正當的理由,這些官方出版品選擇性地編輯材料,這些書的內容都強調二二八事件是由「奸黨煽惑」,再加上臺灣人民的盲從跟隨,而造成企圖「分裂國土」的「叛亂事件」。

在將近四十年的戒嚴期間內(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年),官方不再大鳴大放,轉而對二二八事件保持緘默。官方不但封鎖相關訊息的流出,同時也壓制人民公開討論二二八的自由。 二二八事件消失在報章雜誌的版面,僅在街坊巷弄低聲的口耳流傳,以及黨外雜誌、宣傳品的書頁之中。

然而,海外臺灣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關注卻一直沒有停止。不論是海外的臺獨運動者,還是傾向中共的異議人士,他們努力挖掘檔案,撰寫事件的回憶,這些都帶給國民黨當局非常大的壓力。舉例而言,建國前的中國共產黨,乃至於建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了文革時期稍有中斷之外,幾乎每年都舉辦二二八的紀念活動,並曾經在一九七七年發行「臺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三十周年」紀念郵票,一九八七年派遣三位親歷二二八事件,而後流亡中國的老臺胞,至美國紐約參與二二八事件的紀念討論會,同年也編輯了《歷史的見證—紀念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週年》一書,收錄多位見證者的證言。一九八九年,中國出版了《臺灣光復與光復五年後省情》一書,內容涉及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社會背景。一九九一年,中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輯了《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由二二八事件後逃亡至中國的臺籍人士周青、吳克泰撰寫導讀,在一九九二年由人間出版社在臺灣出版。

為了回應海外的批判聲浪,國民黨在一九八三年打破沉默,決定「主動出擊」,由國家安全局推行「拂塵專案」,廣泛徵集特務機關的調查報告、事件參與者的訊問筆錄,訪問相關人物,最後編寫成《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一書,以反擊海內外的二二八論述。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拂塵專案」曾蒐集了十九卷附件,內容包含二二八事件、海外臺獨運動、中共地下黨在臺活動的部分紀錄,這些紀錄相當重要。然而,這些資料一直要到二○○○年的「二二八檔案蒐集整理工作計畫」之後,才公開為社會大眾使用,目前可在檔案管理局閱覽。

在解嚴前後的這段時間,社會大眾要求歷史真相的壓力日趨增強。一九八七年,陳永興、鄭南榕、李勝雄等人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全臺巡迴演講,對官方提出釐清真相、平反冤屈等訴求。迫於情勢,政府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回應。同樣也是一九八七年,臺灣省議會要求臺灣省文獻會進行「臺灣光復初期歷史文獻編纂計畫」,從中收集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後來,臺灣省文獻會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間,分別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等三冊文獻資料。一九九○年十二月,行政院成立了「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開始著手檔案徵集與口述歷史的工作,預計於一九九一年年底,完成行政院版本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這是第一次由政府機構主導的檔案徵集,主要供行政院委託的專家學者使用,尚未向一般民眾開放。各機關徵得的資料,後來交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直到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之後,近史所將徵集的史料選編成冊,從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間,共出版了六冊《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是一九九○年代關於二二八事件最重要的檔案彙編,其蒐集的資料遠較臺灣省文獻會的輯錄豐富。以下簡介其蒐羅之範圍。第一冊收集了重要官方決策者的回憶,包括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的回憶;以及警備總部的〈事件原因及初期狀況〉、〈政府處理態度〉、行政長官公署的〈「二二八」事變推事吳鴻麒等被殺案〉、還有部分民間徵集的二二八事件判決書。第二冊收錄了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的〈帽簷述事〉、時任鐵路局管理委員會委員徐鄂雲的〈看臺灣二二八問題在歷史的天平上〉,還有最引人注目的蔣中正檔案(慣稱為大溪檔案)第三十八冊《政治—臺灣二二八事件,戡亂時期重要文件分案輯編》。蔣中正檔案揭露了蔣介石與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各軍情治單位、首長之間的往來電文,是釐清二二八事件中官方決策的重要參考。但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至四日,竟然沒有任何一封電文收錄其中。這讓事件爆發初期的官方決策過程,仍然留下了關鍵的空白。以二○○○年後的檔案徵集為基礎,在二○○八年重新編輯蔣中正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第十七冊,才稍稍補足了這一個缺憾。《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的三到六冊,收錄了臺灣警備總部的〈綏靖實施計劃〉、〈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清鄉實施計劃〉、〈清鄉執行及處理報告〉、〈解散非法組織〉、〈案犯處理〉。清楚描述了整編二十一師登陸臺灣後的武力鎮壓,以及持續至五月,清除「惡人」與「武器」的清鄉掃蕩。

由於時間倉促,再加上缺乏地毯式的蒐集,各機關並未全面清查機關內的二二八相關檔案,此次徵集的檔案並不完全。儘管如此,這是官方第一次大規模徵集、公開檔案的嘗試。起源於民間,經過多年努力的二二八事件真相挖掘工程,終於等到了官方的主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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