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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魯多.曼德斯(Ludo Mendès)

自由言論在古巴的限制性,沒有人會冒險引起注意,觀光客雖然不太可能會被關進牢裡,但還是會被驅逐出境,並且禁止再度入境。監牢則是所有此地居民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古巴人常常對我說:「這裡什麼都不會變,根本就沒有未來。」

就跟「事情沒那麼容易」或者「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一樣,是本島最常聽到的四五句話。

如果政治話題由一個外國人提出來,古巴人通常會回答說他得回家了。

優蕾米向我重複:「在你的國家,你可以說你不喜歡總統,那是被允許的;但是在這裡,這樣說會有嚴重的問題,甚至會被關起來。」在恐懼之外,菲德爾的國民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政治在這裡是一種奢侈品。首先要吃飽,這是無時無刻的任務,或者在聒聒巴士上找到一個位置。少數的異議人士沒有這種擔憂,他們通常出身富有家庭,而且年紀也比較大,白衣女士這個反抗活動的主要團體成員差不多都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太。

年輕一輩,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對政治就更不感興趣了,饒舌歌手的歌詞對他們來說比切.格拉瓦、法蘭克.派斯(Frank Pais)或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這些人的戰鬥事蹟要更有啟發性。

那些還活著的游擊隊員已經老朽了,他們不能理解這些夢想著電腦跟汽車的年輕人,革命的孫子們已經不願意以一個月十美元的薪資工作,很多都寧願生活在社會邊緣,「工程師的薪水可以幹嘛?(……)現在不做決定的話,我就會跟老爸老媽一樣終老:腦子裡塞滿知識,不過被幹到骨子裡去,在停電跟失望當中站著爛掉,因為我家沒有美金。」古巴作家卡拉.蘇雯娜(Karla Suárez)的小說《沉默的熱帶》(Tropiques des silences)裡,其中一個主角這樣講。

反抗嗎?媽的要反抗誰?又要做什麼?

我的朋友在首都一所學校裡教歷史地理,突然懷疑地問我:「在外國,選舉的時候真的有不只一個政黨嗎?」

我們正在看古巴電視裡的二○一二年委內瑞拉總統競選,如果古巴人去委內瑞拉投票的話,查維茲會有百分之百的票,他是古巴人唯一認識的候選人,也是電視唯一不斷播放的。總司令自命不凡地演說,沾沾自喜,抨擊他所謂右派的陰謀跟攪局計畫,都是美國在背後操縱。在古巴沒有人認識委內瑞拉反對人士的面孔,直到會懷疑其存在的地步。

五十五年以來古巴都在唯一政黨的控制下,絕大多數的古巴人不知道還有多黨選舉的制度存在……一直到有一個晚上,毫無預警地,恩里克.卡普利萊斯(Henrique Capriles)的臉孔以委內瑞拉右派候選人之姿出現在電視上,還真是張難看的臉,畫面是經過仔細挑選的。

我的朋友問我對查維茲有什麼看法,我想回答他說那是古巴人操控的魁儡,不過終究什麼都沒說。「你不懂,」他看到我沉重的臉色,嘆了口氣,「委內瑞拉跟查維茲是唯一為我們做過些事的人。」我還是沉默,反正我也不太清楚委內瑞拉。

關於作者:魯多.曼德斯(Ludo Mendès)
從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開始居住在古巴,他將在古巴的經驗與發現,發表在歐洲與北美十二個報章雜誌上。相較於媒體傳統的古巴題材,他更偏向古巴社會的特殊現象。

※ 本文摘自《被遺忘的古巴人》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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