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記者，才能不帶任何政治立場講出事實。」──專訪《故宮90話》作者野島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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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文／犁客
「我決定到臺灣的理由，其實很難說明白，雖然我原來就想做國際記者，但決定到很難說出一個可以和大家分享的、特別的理由，這個決定很自然。」野島剛笑著說，「可能我的前世是一個華人吧！先前我在臺灣雖然只待了短短的三、四個月，但那時候我對臺灣的印象非常好。」
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在就讀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期間，曾赴臺灣師範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交流學習；「去香港時覺得廣東話沒學好，留在那裡可能暫時會有問題；」野島剛說，「不過我高中就開始學中文，所以在考慮遊學目標時，就決定到臺灣來。」
當時臺灣讓野島剛留下極佳的印象，「白天上課，晚上在補習班教日文，然後買醎酥雞和臺灣啤酒回家吃，印象很深刻。那時學校附近還有一家很好吃的牛肉麵，我到現在都還沒吃過那麼好吃的牛肉麵。」野島剛回憶，「那時的報紙也很好，我當時還想到臺灣的報社去當記者。」
難得的戰地經驗
想要成為國際記者，光有外語能力是不夠的。「越戰的時候，日本有兩個記者在戰地採訪，他們的報導受到很大的鼓勵和肯定，所以我們日本媒體界有個傳統，就是如果要出國當國際記者，那麼就要先去戰地。」野島剛說明，「伊拉克戰爭的時候，我就爭取到戰地去當記者，那時報社認為『你想去就去，但有什麼危險要自己擔當』，所以我就去了。現在日本媒體不太支持記者到那一帶去了，因為有好幾個記者被綁架然後殺掉了，年輕記者就算想去，公司也不准他們去了。」
在伊拉克的工作告一段落後，野島剛自然決定要到臺灣來。「但我 2007 年到臺灣的時候，民進黨政府做得並不好，2008 年就下臺了；我本來想在臺灣記錄臺灣這塊土地的變化，但沒想到接下來遇到的報導內容幾乎都和兩岸交流或中國有關。不過我覺得這也是臺灣的一個有趣切面，所以我沒有辭掉工作，反而覺得自己可以多寫一些和兩岸有關的報導，而這個也導致後來我做的故宮研究。」
為什麼要研究故宮？
出版過《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謎樣的清明上河圖》、《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等書的野島剛，在新書《故宮 90 話：文化的政治力，從理解故宮開始》中，列舉數十件故宮文物，以及自己調查、訪談相關學者與館方人員的經過，匯集成一種與談論藝術與美感不同的切入角度。
「很多人寫故宮，都從文化的層面切入，但故宮其實有複雜的歷史，因為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後從中國拿了一堆文物，有人認為是竊取，有人認為是保護。我發現臺北有一個故宮、中國也有一個故宮，收藏的主體是一模一樣的系統，就覺得很怪──為什麼在兩個國家裡有兩個同樣名稱、同樣內容的博物館？但好像沒人覺得這樣很奇怪？」野島剛說，「兩邊都覺得自己故宮是真的，也沒那麼認真研究對方的故宮，所以沒人對比過臺北跟北京的故宮各有哪裡好、哪裡不好？」
野島剛認為先前關於故宮的書寫大多聚焦在文物方面，下意識避開了背後的歷史及政治意涵，反倒因為他是個外國人，就很明顯地看出這些。「兩個故宮代表兩個不一樣的中國、代表兩岸的分裂，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兩岸問題與臺灣現在的議題，故宮是個很好的開始。」
因此，在《故宮 90 話》一書中，野島剛挑選文物的標準不全然是藝術成就，「我選擇的標準是有故事。」野島剛解釋，「我不是學美學的，美學的部分要交給學者，我比較喜歡有故事的，故事是人跟人、人跟社會之間發生的事，我會盡量挑這類文物。例如有些文物從中國流到日本，又流回中國，再被帶到臺灣，又被賣到日本，中間這些過程就可以看出中、日、臺三國關係的變化。」
「有時候某些文物會給我靈感。」野島剛舉例，「例如散氏盤上頭有很精美的文字，但一查就會發現那其實是兩國之間締結的和平合約，所以這是一件文物，同時也是一份文件。那為什麼要把文件刻在青銅器上呢？因為那時青銅器是很寶貴的東西，不易製作，所以重要的文件想要留存在來，自然要慎重地刻在青銅器上。先前青銅常被用做武器，但到了散氏盤的時代已經比較和平了，大家使用青銅器的目的也開始改變，變成一種可以留下歷史紀錄的東西。」
野島剛勤作研究，不過也有讓他覺得很頭痛的文物，「最頭痛的大概是書法吧。」野島剛笑了，「青銅器、陶瓷都還好，書法是我最看不懂的，很多資料得來自學者專家的說法，但我又認為不該盡信，所以要找來參考的資料就需要更多。」
蔣介石與白團
史料的開放或出土，對於研究工作的影響很大。民進黨時期多將蔣介石定位為歷史上的殺人者，但待《蔣介石日記》在美國公開、野島剛自己讀過之後，覺得蔣介石在那個時代很努力思考如何讓自己相信的政治體系留存下來，做的正反決策其實都與此有關。「我想要理解臺灣，就不能不去理解蔣介石；但要研究蔣介石，要和我研究故宮一樣，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切入點。」
野島剛在日本時就讀過白團成員的相關書籍，在《蔣介石日記》裡又找到很多相關記載，於是很開心地從此切入。野島剛認為自己客觀地記述歷史資料，可是談蔣介石畢竟有點敏感，「我的臺灣朋友讀了就問：所以你對蔣介石到底有什麼想法？還有朋友認為我寫了太多關於蔣介石的好話，所以有點失望。」野島剛表示，「其實我們可以更客觀地看一個人，不見得時時都要把人貼標籤。臺灣現在這麼民主開放和自由，每談一個什麼就被貼標籤很無聊，如果慢慢改變，就會更進步。」
身為一個「外國人」，野島剛就像那個直接說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一樣，指出我們習慣性視而不見的矛盾；野島剛認為，「我就是因為這樣才喜歡記者工作──雖然已經出版很多本書，但我仍覺得我是記者，不是評論家也不是學者。因為我是記者，才能不帶入任何政治壓力和立場切入複雜現實，把事實講出來。」
野島剛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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