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野島剛

二十年前對於台北故宮的不協調印象

二○○七年至二○一○年,我在台灣擔任報社的特派員。我想從位於台灣的台北故宮開始說起。

首次造訪台北故宮是一九八○年代末期的事情。

當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參加了台灣方面舉辦的國際青年交流活動,在兩週內走訪了台灣各地。當時蔣經國總統已經臥病在床,我在歡迎宴會上曾與副總統李登輝握了手,猶記得第一印象是「李登輝是個個子很高的人」。受邀參加活動的人,多半是來自與台灣有邦交的中南美洲、非洲、南太平洋等國家,我與這些鮮少有機會認識的各國年輕人結為朋友。活動行程中聽到了不少台灣的政治宣傳,那一趟旅程整體來說收穫不大。

在那趟不是很有收穫的旅程中,我也去了故宮,當時對故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結果事隔二十年,採訪故宮成為驅動我好奇心的發源地,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台北故宮和市中心有點距離,位於山丘與平野交錯的「外雙溪」。博物館背後靠著山,展館是中國宮殿式的建築造型,穿過漫長的入口階梯,進入博物館建築內,第一個感覺是大廳燈光昏暗令人吃驚。展覽室的天花板偏低,有種莫名的壓迫感。導覽員穿著的制服就像政府機關的公務員,表情動作透露著意興闌珊。相較於傳說中世界極品的展示品,我對於導覽員毫無活力的態度反而覺得有趣。

還記得導覽員所說的一段話:「蔣介石前總統考慮到故宮文物的安全,因此在山裡面蓋了故宮。山挖空了做成倉庫,就算中共的砲彈打下來,也不會傷到文物。」

他大致是這麼說的。當下心裡有個疑問:擁有這麼棒的展示品,為什麼不能好好地陳列出來讓參觀者一飽眼福呢?現在的故宮在二○○七年重新整修後已煥然一新,入口處改為透明屋頂採光建築,整體變得明亮通透,展覽室的氣氛和職員的應對態度也大幅改善了。

第一次到故宮,所知當然有限,後來因為採訪而瞭解到一個重要的事實。我先在這裡陳述,那就是設立台北故宮的目的,並非像一般博物館想要提供給參觀者啟蒙、教育,而是為了保管文物而建。或者可以這麼說,與其說是博物館,台北故宮更像一座倉庫。台北故宮不像其他世界級的博物館,過去並不重視陳列的美觀及參觀者的需求。現在想起來,這正是我第一次到故宮時感到疑惑的原因吧。

重視收藏勝於展示的博物館,這也是故宮不可思議之處。

受到中國近代史翻弄的故宮命運

從字面的意思來看,故宮就是「old palace」,也就是「古時候的宮殿」。

這個宮殿是中國最後的王朝──清朝的宮殿,現在是指設置中國人民共和國故宮博物院的紫禁城。

紫禁城,或是皇帝書房兼辦公室的「離宮」圓明園,都收藏了大量的文物,象徵清朝擁有中國歷史上最大版圖的財力和權力。這些文物是清朝的東西,也是皇帝的私人物品,只有皇帝有權自由把玩。順便一提,事實上,清朝歷代皇帝中最積極用心於收集文物的,當屬乾隆皇帝。他對書畫骨董造詣深厚,本身的書法水準也很高。

北京紫禁城有個乾隆皇帝建造的房間叫「三希堂」,現在開放給一般觀光客參觀房間的外觀。二○○九年二月台北故宮周功鑫院長首度訪問北京,我以隨行記者的身分一同進去參觀。三希堂的空間比想像的小,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這個休息場所似乎有點單薄,但是每天在寬闊的大殿接見臣子,也許回到較小的私人書房,才是能讓乾隆皇帝回到文人身分的舒適空間。

「三希」是指三件稀世珍寶,乾隆皇帝將最喜愛的三件書法裝飾在這個房間裡。這三件分別是書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其子王獻之的「中秋帖」,其侄王珣的「伯遠帖」。

乾隆皇帝是出了名的工作狂,除了用餐以外,所有時間都用於工作。唯一的休閒是在三希堂欣賞「三希」,這也是文物為皇帝所私有的至高享樂。

乾隆皇帝的子孫、也是清朝最後一位皇帝的溥儀,在王朝末期混亂缺錢的狀態下,陸陸續續將祖先留下來的文物拿出去變賣,這也是因為這些文物都屬於皇帝的私人物品才可以這樣做。有了溥儀這個管道,北京的「琉璃廠」等骨董市場開始流入「宮廷寶物」,吸引不少從日本來的鑑定行家。其中出現了山中定次郎這號人物,他是個骨董商,來到這裡大量蒐購,透過在英、美等國開設的「山中商會」分公司,賣到全世界,有著「世界的山中(Yamanaka)」的稱號。

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是文物仍在溥儀手中。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妥協之下,溥儀被允許留在紫禁城內。之後溥儀仍然繼續變賣文物,收藏品損失不少。雖然如此,比起歷代收藏的文物數量規模還差得遠,因此在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逐出故宮、隔年成立故宮博物院的時候,仍有相當數量的文物留在紫禁城。

中華民國政府並不像過去的朝廷一樣,將文物視為自己的東西,而是對外公開。中國歷史上頭一次將文物擺在大眾面前,開啟了故宮的博物館歷史。這是向大眾宣傳「革命成果」的最佳素材,文物從皇帝的財產,轉換成國民的財產。然而文物並未脫離「權力」的掌控。

一九三三年日本進攻中國,局勢變得緊張,以故宮收藏品為主的文物開始從北京南運,包含外交文書,北京到上海的列車共運出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箱。之後為躲避戰亂,從南京逃到湖南、貴州、四川等地,隨著國民政府的撤退路線,文物一次次被往西運送。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文物在一九四七年回到設於南京的故宮分院。在這十四年間,這些文物歷經了一萬公里的旅程。

至此,文物休養生息之日尚未來臨。國民黨和共產黨爆發內戰,頻頻退敗的國民黨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時,將故宮文物裝船,橫渡台灣海峽運抵台灣。

故宮文物盛大搬遷的故事,可說是逸脫了中華民族文物的常軌吧。如果是日本人,大概就是挖個密穴把文物藏起來,或丟掉文物先逃命。但是,當時是中華民國最高權力者希望將文物留在身邊。

故宮在一九三三年離開北京時,中華民國政府發表了以下聲明:「故宮文物是數千年來的文化結晶,不能減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國家滅亡,國家仍有希望再次復興。但是文化滅亡,將無再度恢復的可能。」

這裡只寫了一半的真話。重視文化是一部分的事實,但是因為隱含了超越藝術價值的政治判斷,才會耗費鉅資將文物南運。故宮文物搬遷至台灣也是同樣的道理。究竟這個政治判斷的內涵是什麼。本書將藉由檢視故宮文物的足跡,希望盡可能解讀其中的內涵。我相信透過故宮的故事,可以讓我們瞭解中國近代及現代歷史,乃至於理解中華民族的政治與文化關係的真正精髓。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Ian Chen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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