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羅.羅伯玆

長久以來,保守派人士一直想按照市場原則重建社會,並且極力反對政府阻礙這個重建計畫的任何作為。這個意識型態的長期公開對抗,引發了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對立,激烈程度不斷升高的交鋒,造成全國與地方政治文化的分裂。

但這種派系衝突的背後有另一個模式,這個模式與意識型態根本無關,但與衝動型社會絕不退卻的汲汲營營非常契合。過去三十年來,整個政治制度已經被自我中心經濟有效的收服。長久以來,共和黨一直被視為是生意人的政黨,但現在,就連民主黨與自由派政治團體,也開始把商界(尤其是金融界)視為政治企業的重要夥伴:隨著一次次的選舉,政治界愈來愈花錢,也更依賴科技,而且愈來愈像做生意。現在,兩黨同樣極度倚賴外界挹注的資金,一次總統選舉就要燒掉10億美元,於是他們開始隨著金融市場起舞,幾乎變成金融市場的附屬物,不僅配合對方的節奏,還關注相同的議題。

問題不只是政治人物的貪腐墮落。雖然許多選民對於極端行為導致政治制度失能感到非常挫敗,但許多人也開始採取更加個人化與極端化的政治參與方式。對我們許多人而言,政治參與不再意謂努力取得共識、妥協,或是為了更廣大群眾的利益,相反的,它變成另一個個人化消費的場域,藉由政黨的精心包裝與製造分裂的政黨訊息,建立自己的身分地位。

這造就了與金融界或消費經濟同樣短視近利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即便我們達成短期政治目標的手法愈來愈有效率,例如選舉經費募款,或是經過民意調查、可激出基本盤的十五秒節錄式政治言論,但我們透過政治交涉,解決廣泛、複雜問題的能力,卻逐漸降低。結果就是形成一個一心追求屹立不搖,但卻沒有太多其他能力的政治制度。

我們可以像籌劃軍事侵略和股票上市一樣,精熟的部署具攻擊性的競選活動,也可以組織綿密且祕密的贊助人網絡,滿足某些受到完善保護的政治精英的短期利益。但同樣這個政治制度,一旦面對長久存在的複雜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正對繁榮的穩定持續造成威脅時(例如就業市場中空化、破產的健保制度、日益殘破的基礎建設,或是注定要崩潰的自殺式金融市場),我們就喪失了行動的能力或意願。衝動型社會最大的悲劇在於,能導正短視且以自我為中心的機制,本身也慘遭短視利己的習性毒害,而不知從何下手。

※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 本文摘自《衝動效應》,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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