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水錄》裡的每個人，如果化成灰，輕輕吹口氣，就看不見了──陳蕙慧採訪作家李金蓮

陳蕙慧／採訪撰文
(原刊載於聯合文學 2 月號/2016 第 376 期別冊）

Q：因為長達二十年的讀書版主編工作的關係，金蓮給人的印象是極優的文學品味、充滿社會人文關懷、熱心奔走推廣閱讀，這樣的身份掩蓋了原本是創作者的光芒。這麼長的時間裡，創作的渴望常常出現嗎？選到好書、讀到好作品時，動筆寫作的渴念如何安置呢？最常出現想寫的主題是什麼？

A：我很熱愛我的編輯工作啊，工作期間並沒有經常興起寫作的念頭。我是有點兒笨拙的人，無法同時做太多的事情，很長一段時間，經營版面和教養女兒，專注這兩件事，剛剛好，沒有餘裕思考寫作的事了。大概在 2000 年前後，我甚至失去了文字，覺得自己的文字能力，只夠應付新聞標題和撰寫活動企畫。的確為此感到過焦慮，但並非因為想寫作，單純只是無法靈活運用文字來表述自己。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朋友說，有些人即使停止寫作，仍然過著「作家的生活」。我覺得這話很有意思。我算是個工作狂吧，每日一覺睡醒，人還躺在床上，就盤算著今天進辦公室要完成什麼工作。儘管如此，我有一種遊魂的個性，喜歡一個人在街上遊來遊去。並不是為了成為作家做準備，而是個性上需要保有「一個人的時刻」。譬如我常利用上班前的時間，在龍山寺附近亂逛，隨興任意地四處看看，坐下來喝一碗小攤的芋頭甜湯，也會盯著老闆娘，看人家一道一道程序的照顧著每樣湯品。或許，這就是朋友所說的：作家的生活。不過我並不喜歡自稱作家，創作者的生活，這樣說比較好。我的意思是，或許我是用「一個人的時刻」滿足了創作的渴望吧。

Q：從一九八七年的短篇小說集《山音》（時報文化）出版至今，幾乎將近三十個年頭了。從偶爾散見在報章令人驚艷、擊掌的短篇小說新作，到首度交出長篇小說作品《浮水錄》，是怎樣的契機？給自己的課題是什麼？想要到達哪裡？

A：當我為失去文字而感傷焦慮時，有位年輕的編輯（也是位散文作家）突然跟我邀稿，他是張清志，後來因病過世了。當時已少有人知道我出版過小說，我自己也不想提，偶爾有人提起，就覺得害羞。接到清志的邀稿電話，我心想，好吧，你不怕的話，我就來寫。這麼一寫，竟然把文字找回來了，好奇妙的感覺啊。又有過一次，因為常跟家人搶電腦，搶不過，賭氣去買一台專屬自己的筆電，一時興奮，便利用假日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投稿給聯合報副刊。編輯生涯中，就是這樣偶一為之，沒有當真，好像是玩樂。

2010 年，我的生活起了些變化。主要是工作不順遂。媒體式微，編輯擁有的資源日漸減少，想要突破僵局、維繫版面品質的壓力非常大。我很不喜歡這段時間的自己，像刺蝟一樣，身體和心靈都很緊繃，不免也犯下叨叨抱怨的毛病。某個假日，我打開電腦，百無聊賴，不知如何安頓愁煩的情緒，滑鼠滑啊滑，滑進我的部落格。部落格是空的，從來沒發過文，但這個時刻，我需要它。懵懵懂懂地，我寫了起來，這一寫，完全無法停止，滔滔不絕，一篇又一篇。但編輯工作很忙碌，瘋狂寫了一陣就必須暫停。隔年某夜，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回到童年時期居住的河邊，我沿著河向深處走，走到河海交會處，然後夢就醒了，夢醒的那一刻，真的非常非常悵惘，不想醒來，醒來又不想忘記。這個夢讓我忽然間想起，自己是在河邊長大的，我心中有一條河，尤其是那條每日上學必經的河堤，而我幾乎遺忘了它。為了不想忘記這個夢，我寫了篇散文〈夢中之河〉，心裡開始有一絲聲音不斷催促我。不久，我就遞出退休申請，開始寫《浮水錄》。

一九八七年我出版短篇小說集《山音》，還未脫離練習的階段，就停筆了。近幾年我開始感覺到時間的催迫，也感覺到編輯能力的極限，於是人生轉了個彎。但因為停筆太久，缺乏自信，重新提筆寫小說遇到許多困難，譬如思考的方式。編輯的思考是理性的，做決定、開會討論、解決問題，都必須清清楚楚。寫小說卻不然，必須感性飽滿，必須體貼人物的心理。兩種思考方式一時間很難轉換，令我十分困擾。大概兩年後這個困擾才稍稍減緩，方法無他，失眠的夜裡不斷地思索，寫好的文字不斷的修改，就這樣。

我是透過一直修改，一直修改，慢慢地把故事背後的東西給理出頭緒來，並不是一開始就想清楚的。

Q：讀《浮水錄》不免聯想起人生的體驗，一段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或畫面，都如心靈版圖上一顆顆浮水印，或深或淺，或完整或殘缺，但讀來整體的印象是暈染的、朦朧的，有些地方看似用盡力氣，實則也是輕描淡寫，有些則看似略筆帶過，卻教人心驚肉跳。不禁妄自猜想著，這是作家的親身經歷嗎？若是，可以理解為中年回顧來時路的安魂曲嗎？

A：因為我幾乎沉溺於修改，輕描淡寫是刻意的，我會不斷改掉較濃稠的文字，以及裝飾性的文藝腔。另外，我一開始就希望形塑一種壓抑的美感，靠著瑣碎的生活細節，呈現錯失的餘韻與詩意。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蕙慧用浮水印來形容，非常感謝，這形容真是叫人喜愛。

這是作家的親身經歷嗎？這樣說吧，「小說的靈感元素是回憶的活動」（班雅明），我一開始的確期望把童年記憶裡的東西，透過小說被留置下來，譬如印象裡小時候的冬天，都好冷好冷，常常起霧，我媽媽的確曾經在晚飯後燒一盆熱水，給我們姊妹泡腳，也有過一次為躲避颱風，臨時到附近的國小禮堂過夜，好像去度假一樣興奮。這些記憶的碎片，在我做了一個奇妙的夢以後，忽然都醒了過來，並在我心中散發出清幽幽地一道道光影。當然我也依靠讀書，買了很多老時代收藏品的書。我很幸運，張拓蕪先生慷慨地接受我的訪問，補充了很多我不懂的關於軍中的事情。崔小萍女士的兩本傳記也幫助我甚多。朋友問我，秀代是妳嗎？我的回答是：那是理想的我。所有的人物都是虛構的，靠著一遍一遍修改，磨出他們的形象。

另外，我出生於外省家庭，是外省第二代，和《浮水錄》的故事背景相同，我的確意圖處理我父親那一代在台灣的生命經驗。

Q：「信」在《浮水錄》是非常重要的物件。它是情感的錨、是不安的少女發射的箭、是伴隨河水而去又歸返的舟舶。讀《浮水錄》，彷彿也讀著一封長長的信，寫給母親、遠去的童年、回眸的少女、一路遺失的東西。我聞到一縷縷紫茉莉的香氣。這樣的一封信是釋放？抑或凍結？

Ａ：寫信，其實是寫實的需要，也沒有想太多，民國50年代嘛，大家不都是靠著寫信聯繫彼此嗎？但我喜歡蕙慧所說的，「寫給母親、遠去的童年、回眸的少女、一路遺失的東西」，好讀者總是會看到連作者都想不到的小說內在之魂。

Q：在以塞滿金句為賣點的華文創作中，《浮水錄》毋寧是刻意（我想）樸實無華的。書寫的人物也都是身旁常見的市井小民。然而，在平實的字句間卻擁有一句皆一句、一頁接一頁往下讀的強烈吸引力。我發現那是因為我喜歡上文中出現的每一個人物，連頑固粗魯的老爸陳明發、死板板的乖乖牌姊姊秀瑾、甚至那個負了秀代的阿兵哥唐哥哥，雖然有點討厭，但不生氣，覺得他們就該那樣，就該在那條路上，儘管與他們是平行世界的人，卻仍可以在另一條路上和他們揮揮手。我以為，這是非常難得的功力。因為（原本不可能的，但）我不僅愛上了有點瘋、有點三三八八、充滿行動力的、敏感又搞不清東西南北的女主人翁秀代，也愛上了那個跟秀代完全相反的，被綁得死死的、認命、不自由的母親茉莉。

同時，我也讀到了六〇、七〇年代正在成長蛻變起飛的台北城。所有記憶紛紛被喚醒：河堤邊住家的起居、做大水、房舍變遷，人們在滿佈商店和餐廳的西門町觸碰到與世界接軌的新鮮事物、公車的煙塵、左鄰右舍的往來、耳語，人們總是堅定地朝著設定的目標奔去⋯⋯，我嗅聞到那個時代的氣味，宛如縮影，他們的憂悶、喜悲、徬徨和活下去的強大意志與活力。我感受到命運雖殘酷，但似乎仍留有餘地，我被拉回一個自己身處過卻已丟棄了老遠老遠的，另一種意義上的，真實的「美麗新世界」。

所以，這一題不是發問，而近乎告白。

Q：但我仍想知道，如果這是一個完全虛構的故事，金蓮從一開始就設定了這樣的角色、架構和情節安排嗎？寫作中途是否有所改變？轉折點（或思考點）是什麼？
如果這是一個貼近真實經驗的故事，而作家在創作上做為一個近乎上帝的角色，最想改變（扭轉）或保留的，在現實生活上無法改變（扭轉）或保留的情節是什麼？這兩點是否已經在《浮水錄》上完成了？若是，為什麼？

A：關於時代的氣味，我花了一些力氣，讀了一些書，截稿前不放心，還又跑一趟二二八公園，勘查一番。但是，寫到了什麼程度，有時候自己並不知道。

我也來告白一下吧。我出生於一個平凡又平凡的家庭，又因為不明原因的不會考試而無法上大學，所以，我特別能理解微小的人，他們的人生。
我就是想寫非常微小的人。《浮水錄》裡的每個人，如果化成灰，輕輕吹口氣，就看不見了；如果化成小石子，投入水中很快也看不見了，就是這麼的微小。我們生活裡有很多這樣的人，唯有小說，願意眷顧他們。

茉莉火化後，有一段：「茉莉的骨灰罈放在矮櫃上。推門進來，直直地就看見那雪白瓷罈，以及收音機、全家福照片，這些東西，標記著一個女人，短暫的不安穩的人生。黃茉莉，得年三十三歲。」陳明發再婚時也有一段：「這一年，陳明發，四十二歲，再婚，他的人生重新開始。」

一般小說不會這樣寫吧，我是刻意的，我像是替他們立碑，為他們祭悼、安魂。

寫完初稿後，我大概歷經十餘次的修改，很多段落大筆一揮就刪掉了。這是我採取的寫作方式，就是一直改一直改，改到角色、架構和情節成形。這好像是一個很愚笨的寫作方法，也沒辦法啊，我真的很欠缺寫作的經驗。另外，結尾的〈餘聲〉，是很後來才補寫進去的，原本只寫到陳明發再婚，兩姊妹遙望天邊，想著死去的媽媽。〈餘聲〉讓秀代飛躍起來，她同時交兩個男友，一個鬧翻了，還有另一個；她騎單身，速度飛快，還可以穿著迷你裙騎車；她愛美，會打扮自己，恰北北，雖然不知道她未來的發展，但已然有了自己的生命風格，這樣的秀代，似乎更符合「理想的我」，哈哈。〈餘聲〉像是掀開窗簾，看到春天冒出綠芽般地一番新氣象，寫下這一段，我的心情也跟著落定開朗。

Q：除了「信」以外，「河水」也是重要的場景和意象。是「小河」，而非「大江」，卻依然承載著大時代的巨變與出發，也就是島上通稱的上一代外省軍人，他們在異鄉的小河邊組成新家庭、誕生新一代；以《浮水錄》陳明發和本地姑娘茉莉的結合、變故、衝突、創傷、復原、破繭⋯⋯，來諦觀這些時代洪流中小人物的生命歷程，傾聽他們的內在。「河水」包容的不只是過去，也帶來新的水滴。這與我原本的「眷村」相關題材的閱讀經驗截然不同，這樣的角度與安排，是怎樣的企圖呢？

A：《浮水錄》應算是半部眷村小說，過往讀過的眷村小說，印象裡大多圍繞著鄉愁出發。但我並不想強調鄉愁，稍有觸及幾乎都是寫實的需要。我住過兩個眷村，觀察我自己的父親，他的鄉愁，他對故鄉親人的思念，一直以來都是極度壓抑，不怎麼形之於言語的。所以，看電影時倘若看到類似，娘，我想妳啦，這種呼喊式的鄉愁，很難引起我的共鳴，我看到的我父親，不是這樣的。不獨是鄉愁，愛情、創傷、成長等等，我都使用壓抑的筆法，譬如絕不讓茉莉和韓敬學逾越壓抑的邊線。這是我在審美上的偏好，我是虐待狂。

為何說《浮水錄》是半部眷村小說呢？小說中，陳明發一家後來搬離眷村，輾轉又搬過幾次，搬家這個意象，我是拿來跟第一代外省人跨越台灣海峽，逃難來台灣做參照的。相較於隔絕的台灣海峽，小說裡的河流很渺小，但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居住，人類逐水草而居。相對於渡海逃難的大時代悲劇，人們在一條溪流邊上落居、生存，凡生存必然面臨各種各樣的悲歡離合，有著悲歡離合的地方，也就是家了。我嘗試以小喻大，搬家對比於戰爭底下的大遷徙，私賣汽油釀禍對比於肅殺的白色恐怖。我寫的是大時代裡的小，是不起眼的兩代人在台灣追尋他們的生命意義，譬如韓敬學最後皈依到宗教。

這原是我埋下的暗樁，是不是爆梗了?

Q：寫完《浮水錄》，金蓮對人生或生命或接下來的寫作計畫的想法，有什麼變化嗎？

A：很想繼續寫，但不知道自己是否適合。譬如我選擇的題材、我使用的文字，是否保有時代的節奏和情味，足以和現代的讀者溝通呢？這些令人困惑的事，必須好好想一想。我過去的編輯工作，服務過無數才華耀眼的作家，拜讀他們的作品、支持他們的寫作，對我而言，已是很美好的人生了。我很喜歡水到渠成這個成語，那就把自己交給流水時光，看看會流到哪裡吧。

至於人生，嗯，就是想孤僻一點，安靜一點，離群一點。這不是寫作帶來的改變，而是離開職場的關係，脫離職場的人際束縛，真是太好了。臉書上我還是會很聒噪的，就愛寫啊。

Q：若假設《浮水錄》是某個完整的生命體，好比辛苦懷胎孕育的孩子，或是過去記憶的自我分身，或是某個抽象理想或理念的代表，你想跟他們說一句話，會想說些什麼？

A：嗯，的確想過這個問題。漫長的寫作過程裡，我等於是跟陳明發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日日相處，還寫著寫著便為他們掉淚。有時停擺，我會想，是不是對這一家人膩了，煩了，想離開他們一下。截稿時則心想，去吧，去過你們的日子。在心裡說著這話時，竟有一種揮手說再見的感覺，也有一點兒祝福的心意。隔一段時日，這種深陷其中之感便慢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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