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蕙慧/採訪撰文
(原刊載於聯合文學 2 月號/2016 第 376 期別冊)

Q:因為長達二十年的讀書版主編工作的關係,金蓮給人的印象是極優的文學品味、充滿社會人文關懷、熱心奔走推廣閱讀,這樣的身份掩蓋了原本是創作者的光芒。這麼長的時間裡,創作的渴望常常出現嗎?選到好書、讀到好作品時,動筆寫作的渴念如何安置呢?最常出現想寫的主題是什麼?

A:我很熱愛我的編輯工作啊,工作期間並沒有經常興起寫作的念頭。我是有點兒笨拙的人,無法同時做太多的事情,很長一段時間,經營版面和教養女兒,專注這兩件事,剛剛好,沒有餘裕思考寫作的事了。大概在 2000 年前後,我甚至失去了文字,覺得自己的文字能力,只夠應付新聞標題和撰寫活動企畫。的確為此感到過焦慮,但並非因為想寫作,單純只是無法靈活運用文字來表述自己。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朋友說,有些人即使停止寫作,仍然過著「作家的生活」。我覺得這話很有意思。我算是個工作狂吧,每日一覺睡醒,人還躺在床上,就盤算著今天進辦公室要完成什麼工作。儘管如此,我有一種遊魂的個性,喜歡一個人在街上遊來遊去。並不是為了成為作家做準備,而是個性上需要保有「一個人的時刻」。譬如我常利用上班前的時間,在龍山寺附近亂逛,隨興任意地四處看看,坐下來喝一碗小攤的芋頭甜湯,也會盯著老闆娘,看人家一道一道程序的照顧著每樣湯品。或許,這就是朋友所說的:作家的生活。不過我並不喜歡自稱作家,創作者的生活,這樣說比較好。我的意思是,或許我是用「一個人的時刻」滿足了創作的渴望吧。

Q:從一九八七年的短篇小說集《山音》(時報文化)出版至今,幾乎將近三十個年頭了。從偶爾散見在報章令人驚艷、擊掌的短篇小說新作,到首度交出長篇小說作品《浮水錄》,是怎樣的契機?給自己的課題是什麼?想要到達哪裡?

A:當我為失去文字而感傷焦慮時,有位年輕的編輯(也是位散文作家)突然跟我邀稿,他是張清志,後來因病過世了。當時已少有人知道我出版過小說,我自己也不想提,偶爾有人提起,就覺得害羞。接到清志的邀稿電話,我心想,好吧,你不怕的話,我就來寫。這麼一寫,竟然把文字找回來了,好奇妙的感覺啊。又有過一次,因為常跟家人搶電腦,搶不過,賭氣去買一台專屬自己的筆電,一時興奮,便利用假日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投稿給聯合報副刊。編輯生涯中,就是這樣偶一為之,沒有當真,好像是玩樂。

2010 年,我的生活起了些變化。主要是工作不順遂。媒體式微,編輯擁有的資源日漸減少,想要突破僵局、維繫版面品質的壓力非常大。我很不喜歡這段時間的自己,像刺蝟一樣,身體和心靈都很緊繃,不免也犯下叨叨抱怨的毛病。某個假日,我打開電腦,百無聊賴,不知如何安頓愁煩的情緒,滑鼠滑啊滑,滑進我的部落格。部落格是空的,從來沒發過文,但這個時刻,我需要它。懵懵懂懂地,我寫了起來,這一寫,完全無法停止,滔滔不絕,一篇又一篇。但編輯工作很忙碌,瘋狂寫了一陣就必須暫停。隔年某夜,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回到童年時期居住的河邊,我沿著河向深處走,走到河海交會處,然後夢就醒了,夢醒的那一刻,真的非常非常悵惘,不想醒來,醒來又不想忘記。這個夢讓我忽然間想起,自己是在河邊長大的,我心中有一條河,尤其是那條每日上學必經的河堤,而我幾乎遺忘了它。為了不想忘記這個夢,我寫了篇散文〈夢中之河〉,心裡開始有一絲聲音不斷催促我。不久,我就遞出退休申請,開始寫《浮水錄》

一九八七年我出版短篇小說集《山音》,還未脫離練習的階段,就停筆了。近幾年我開始感覺到時間的催迫,也感覺到編輯能力的極限,於是人生轉了個彎。但因為停筆太久,缺乏自信,重新提筆寫小說遇到許多困難,譬如思考的方式。編輯的思考是理性的,做決定、開會討論、解決問題,都必須清清楚楚。寫小說卻不然,必須感性飽滿,必須體貼人物的心理。兩種思考方式一時間很難轉換,令我十分困擾。大概兩年後這個困擾才稍稍減緩,方法無他,失眠的夜裡不斷地思索,寫好的文字不斷的修改,就這樣。

我是透過一直修改,一直修改,慢慢地把故事背後的東西給理出頭緒來,並不是一開始就想清楚的。

Q:讀《浮水錄》不免聯想起人生的體驗,一段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或畫面,都如心靈版圖上一顆顆浮水印,或深或淺,或完整或殘缺,但讀來整體的印象是暈染的、朦朧的,有些地方看似用盡力氣,實則也是輕描淡寫,有些則看似略筆帶過,卻教人心驚肉跳。不禁妄自猜想著,這是作家的親身經歷嗎?若是,可以理解為中年回顧來時路的安魂曲嗎?

A:因為我幾乎沉溺於修改,輕描淡寫是刻意的,我會不斷改掉較濃稠的文字,以及裝飾性的文藝腔。另外,我一開始就希望形塑一種壓抑的美感,靠著瑣碎的生活細節,呈現錯失的餘韻與詩意。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蕙慧用浮水印來形容,非常感謝,這形容真是叫人喜愛。

這是作家的親身經歷嗎?這樣說吧,「小說的靈感元素是回憶的活動」(班雅明),我一開始的確期望把童年記憶裡的東西,透過小說被留置下來,譬如印象裡小時候的冬天,都好冷好冷,常常起霧,我媽媽的確曾經在晚飯後燒一盆熱水,給我們姊妹泡腳,也有過一次為躲避颱風,臨時到附近的國小禮堂過夜,好像去度假一樣興奮。這些記憶的碎片,在我做了一個奇妙的夢以後,忽然都醒了過來,並在我心中散發出清幽幽地一道道光影。當然我也依靠讀書,買了很多老時代收藏品的書。我很幸運,張拓蕪先生慷慨地接受我的訪問,補充了很多我不懂的關於軍中的事情。崔小萍女士的兩本傳記也幫助我甚多。朋友問我,秀代是妳嗎?我的回答是:那是理想的我。所有的人物都是虛構的,靠著一遍一遍修改,磨出他們的形象。

另外,我出生於外省家庭,是外省第二代,和《浮水錄》的故事背景相同,我的確意圖處理我父親那一代在台灣的生命經驗。

Q:「信」在《浮水錄》是非常重要的物件。它是情感的錨、是不安的少女發射的箭、是伴隨河水而去又歸返的舟舶。讀《浮水錄》,彷彿也讀著一封長長的信,寫給母親、遠去的童年、回眸的少女、一路遺失的東西。我聞到一縷縷紫茉莉的香氣。這樣的一封信是釋放?抑或凍結?

A:寫信,其實是寫實的需要,也沒有想太多,民國50年代嘛,大家不都是靠著寫信聯繫彼此嗎?但我喜歡蕙慧所說的,「寫給母親、遠去的童年、回眸的少女、一路遺失的東西」,好讀者總是會看到連作者都想不到的小說內在之魂。

Q:在以塞滿金句為賣點的華文創作中,《浮水錄》毋寧是刻意(我想)樸實無華的。書寫的人物也都是身旁常見的市井小民。然而,在平實的字句間卻擁有一句皆一句、一頁接一頁往下讀的強烈吸引力。我發現那是因為我喜歡上文中出現的每一個人物,連頑固粗魯的老爸陳明發、死板板的乖乖牌姊姊秀瑾、甚至那個負了秀代的阿兵哥唐哥哥,雖然有點討厭,但不生氣,覺得他們就該那樣,就該在那條路上,儘管與他們是平行世界的人,卻仍可以在另一條路上和他們揮揮手。我以為,這是非常難得的功力。因為(原本不可能的,但)我不僅愛上了有點瘋、有點三三八八、充滿行動力的、敏感又搞不清東西南北的女主人翁秀代,也愛上了那個跟秀代完全相反的,被綁得死死的、認命、不自由的母親茉莉。

同時,我也讀到了六〇、七〇年代正在成長蛻變起飛的台北城。所有記憶紛紛被喚醒:河堤邊住家的起居、做大水、房舍變遷,人們在滿佈商店和餐廳的西門町觸碰到與世界接軌的新鮮事物、公車的煙塵、左鄰右舍的往來、耳語,人們總是堅定地朝著設定的目標奔去⋯⋯,我嗅聞到那個時代的氣味,宛如縮影,他們的憂悶、喜悲、徬徨和活下去的強大意志與活力。我感受到命運雖殘酷,但似乎仍留有餘地,我被拉回一個自己身處過卻已丟棄了老遠老遠的,另一種意義上的,真實的「美麗新世界」。

所以,這一題不是發問,而近乎告白。

Q:但我仍想知道,如果這是一個完全虛構的故事,金蓮從一開始就設定了這樣的角色、架構和情節安排嗎?寫作中途是否有所改變?轉折點(或思考點)是什麼?
如果這是一個貼近真實經驗的故事,而作家在創作上做為一個近乎上帝的角色,最想改變(扭轉)或保留的,在現實生活上無法改變(扭轉)或保留的情節是什麼?這兩點是否已經在《浮水錄》上完成了?若是,為什麼?

A:關於時代的氣味,我花了一些力氣,讀了一些書,截稿前不放心,還又跑一趟二二八公園,勘查一番。但是,寫到了什麼程度,有時候自己並不知道。

我也來告白一下吧。我出生於一個平凡又平凡的家庭,又因為不明原因的不會考試而無法上大學,所以,我特別能理解微小的人,他們的人生。
我就是想寫非常微小的人。《浮水錄》裡的每個人,如果化成灰,輕輕吹口氣,就看不見了;如果化成小石子,投入水中很快也看不見了,就是這麼的微小。我們生活裡有很多這樣的人,唯有小說,願意眷顧他們。

茉莉火化後,有一段:「茉莉的骨灰罈放在矮櫃上。推門進來,直直地就看見那雪白瓷罈,以及收音機、全家福照片,這些東西,標記著一個女人,短暫的不安穩的人生。黃茉莉,得年三十三歲。」陳明發再婚時也有一段:「這一年,陳明發,四十二歲,再婚,他的人生重新開始。」

一般小說不會這樣寫吧,我是刻意的,我像是替他們立碑,為他們祭悼、安魂。

寫完初稿後,我大概歷經十餘次的修改,很多段落大筆一揮就刪掉了。這是我採取的寫作方式,就是一直改一直改,改到角色、架構和情節成形。這好像是一個很愚笨的寫作方法,也沒辦法啊,我真的很欠缺寫作的經驗。另外,結尾的〈餘聲〉,是很後來才補寫進去的,原本只寫到陳明發再婚,兩姊妹遙望天邊,想著死去的媽媽。〈餘聲〉讓秀代飛躍起來,她同時交兩個男友,一個鬧翻了,還有另一個;她騎單身,速度飛快,還可以穿著迷你裙騎車;她愛美,會打扮自己,恰北北,雖然不知道她未來的發展,但已然有了自己的生命風格,這樣的秀代,似乎更符合「理想的我」,哈哈。〈餘聲〉像是掀開窗簾,看到春天冒出綠芽般地一番新氣象,寫下這一段,我的心情也跟著落定開朗。

Q:除了「信」以外,「河水」也是重要的場景和意象。是「小河」,而非「大江」,卻依然承載著大時代的巨變與出發,也就是島上通稱的上一代外省軍人,他們在異鄉的小河邊組成新家庭、誕生新一代;以《浮水錄》陳明發和本地姑娘茉莉的結合、變故、衝突、創傷、復原、破繭⋯⋯,來諦觀這些時代洪流中小人物的生命歷程,傾聽他們的內在。「河水」包容的不只是過去,也帶來新的水滴。這與我原本的「眷村」相關題材的閱讀經驗截然不同,這樣的角度與安排,是怎樣的企圖呢?

A:《浮水錄》應算是半部眷村小說,過往讀過的眷村小說,印象裡大多圍繞著鄉愁出發。但我並不想強調鄉愁,稍有觸及幾乎都是寫實的需要。我住過兩個眷村,觀察我自己的父親,他的鄉愁,他對故鄉親人的思念,一直以來都是極度壓抑,不怎麼形之於言語的。所以,看電影時倘若看到類似,娘,我想妳啦,這種呼喊式的鄉愁,很難引起我的共鳴,我看到的我父親,不是這樣的。不獨是鄉愁,愛情、創傷、成長等等,我都使用壓抑的筆法,譬如絕不讓茉莉和韓敬學逾越壓抑的邊線。這是我在審美上的偏好,我是虐待狂。

為何說《浮水錄》是半部眷村小說呢?小說中,陳明發一家後來搬離眷村,輾轉又搬過幾次,搬家這個意象,我是拿來跟第一代外省人跨越台灣海峽,逃難來台灣做參照的。相較於隔絕的台灣海峽,小說裡的河流很渺小,但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居住,人類逐水草而居。相對於渡海逃難的大時代悲劇,人們在一條溪流邊上落居、生存,凡生存必然面臨各種各樣的悲歡離合,有著悲歡離合的地方,也就是家了。我嘗試以小喻大,搬家對比於戰爭底下的大遷徙,私賣汽油釀禍對比於肅殺的白色恐怖。我寫的是大時代裡的小,是不起眼的兩代人在台灣追尋他們的生命意義,譬如韓敬學最後皈依到宗教。

這原是我埋下的暗樁,是不是爆梗了?

Q:寫完《浮水錄》,金蓮對人生或生命或接下來的寫作計畫的想法,有什麼變化嗎?

A:很想繼續寫,但不知道自己是否適合。譬如我選擇的題材、我使用的文字,是否保有時代的節奏和情味,足以和現代的讀者溝通呢?這些令人困惑的事,必須好好想一想。我過去的編輯工作,服務過無數才華耀眼的作家,拜讀他們的作品、支持他們的寫作,對我而言,已是很美好的人生了。我很喜歡水到渠成這個成語,那就把自己交給流水時光,看看會流到哪裡吧。

至於人生,嗯,就是想孤僻一點,安靜一點,離群一點。這不是寫作帶來的改變,而是離開職場的關係,脫離職場的人際束縛,真是太好了。臉書上我還是會很聒噪的,就愛寫啊。

Q:若假設《浮水錄》是某個完整的生命體,好比辛苦懷胎孕育的孩子,或是過去記憶的自我分身,或是某個抽象理想或理念的代表,你想跟他們說一句話,會想說些什麼?

A:嗯,的確想過這個問題。漫長的寫作過程裡,我等於是跟陳明發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日日相處,還寫著寫著便為他們掉淚。有時停擺,我會想,是不是對這一家人膩了,煩了,想離開他們一下。截稿時則心想,去吧,去過你們的日子。在心裡說著這話時,竟有一種揮手說再見的感覺,也有一點兒祝福的心意。隔一段時日,這種深陷其中之感便慢慢消失了。

立即試讀《浮水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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