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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前市府職員,於判決確定兩年後的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突然被執行死刑了。恰好是足利事件的冤罪新聞正開始被過度報導的時候。

當時關於足利事件的報導包括:二○○八年二月十四日,朝日電視台在《SuperMorning》(ス──パ──モ──ニング)節目中,製作了「足利幼童殺害:另有真凶」的特輯;二月十九日同一節目中,撥放了「報告審判長,我異議」特輯;同年七月二日,日本電視台在《NewsRealTimeAction》(Newsリアルタイムアクション)節目中,撥放了「連續誘拐殺人事件,被目擊的真正犯人,消失的足跡,強行搜索的真相」特輯。

然後,二○○八年七月六日,召開了「請求再審無罪之東京集會」。

就在這樣的情勢中,飯塚事件的死刑被執行了。即便無法接受死刑執行的家屬們於二○○九年十月聲請受刑人死後的再審,但無論如何,這都會是戰後審判史中的大問題。

本事件中,幾乎可以確定當局對於鑑定結果存有不安。如果對於飯塚事件的鑑定結果有自信的話,比較好的做法應該是先進行再鑑定後再執行死刑,何況並沒有其他必須盡速執行死刑的理由。雖然有人說這個事件因為供比對的檢體已用光而無法再鑑定,但縱使如此,還是可以就本人的 DNA 進行再鑑定,以確認是否有誤,當局捨此不為是毫無道理的。

用逕行執行死刑來結束問題,只會種下日後無法挽回的禍根。這個事件有可能成為戰後審判史的一大污點。因為飯塚事件的死刑執行,使人感覺到司法的黑暗面突然又出現在我們面前。

當公民的判斷否定DNA 證據

實際的裁判員審判中,出現了否定 DNA 鑑定或現場指紋等等科學性證據的案例。這就是發生在二○○九年的鹿兒島高齡夫婦強盜殺害事件。

這是一件九十一歲及八十七歲的高齡夫妻在自家中遭鏟子多次(合計超過一百次以上)毆打臉部而慘遭殺害的事件,被起訴的是一名七十歲的男性。

這個事件現場殘留的體組織 DNA 型別與被告的一致,此外也有驗出被告的指紋。

詳言之,情形如下:

被害人的住宅周圍有矮樹叢且遠離公路,位在一個從周圍無法看穿的位置,但北側有間六張榻榻米大小的房間,窗戶的玻璃及紗窗都被打破,被認為是侵入口。被弄破的紗窗面上,檢測出接觸後所殘留的體組織碎屑,而DNA 鑑定的結果,與被告的 DNA 型別一致。此外,和室裡的櫃子被翻倒,在抽屜等數個地方都出現了被告的指紋。

然而,這個裁判員審判的結論之所以是無罪,是因為認定有不同人先後犯罪的可能性。

該判決認定被告有侵入被害人住宅。然而,被告所為僅止於此,有可能另有殺人凶手。其敘述如下。

「被告,一、過去曾有接觸過本件紗窗;二、過去曾接觸過本件窗戶玻璃外側;三、過去曾進入被害人家中,且曾接觸過本件櫃子……僅此而已……遠遠不足以推定被告是犯人。」(鹿兒島地裁平成二二年十二月十日判決)

然後,該判決附帶提到,「此外,被告侵入被害人的住宅,有可能成立竊盜未遂罪。」

該判決認為,揮動鏟子一百次以上進行毆打的殺害行為本身,是帶著怨恨所為,而七十歲的被告在體力上既不可能、亦不符合犯人形象。由於用來殺人的鏟子上沒有發現被告的指紋或體組織碎屑,無法證明殺人與被告之間的關聯性。

結果,判決認為,被告是在與接近實際上發生殺人行為之時段侵入現場,且有物色財物的行為,但是可能有別人在另一個時間點進行殺人行為。因為無法否定這種可能,根據「罪疑則不罰」的鐵則而認定無罪。

飛翔的公民審判

這個裁判員審判的判斷,應該可以說是一直以來的職業法官制度下所想不到的吧。這點從先前已於第二章提到的鶴見事件等,也可以得知。

鹿兒島的裁判員審判,正可以說是突破了至今為止名為維持治安的大石,而顯示了公民的全新想法。

具體的論點就是,我們應該如何思考DNA 鑑定或現場指紋在時間上的特性(時段性)。

如同第一章所述,DNA 鑑定或現場指紋,是與「C&P圖」的「六個W」中「上面的三個W」(Who、When、Where)有關的證據,這些雖然被當作是人在現場的證明,但就其中第二個W(When)本來就不十分充分。它只能顯示嫌犯在接近發生犯行的時段附近,曾經在該處而已。自採得的體組織的狀態或指紋的皮脂狀態可以判斷的,頂多只有於接近發生犯行的時段附近,嫌犯人在現場而已(甚至依照檢體的狀態,是不是能夠證明這件事情本身都是一個問題)。

換言之,DNA 鑑定或現場指紋,是具有時間性的證據界限。鹿兒島事件的裁判員審判正面地接受了這件事,而以往的職業法官制度卻基於維持治安之考量而無視於此。
如此一來,今後公民審判也將會深入處理科學證據了吧。

※ 本文摘自《冤罪論》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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