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炎

所謂DNA 鑑定,是利用基因的DNA 鹼基序列之多樣性,來進行人身鑑別。

將DNA 應用於人身鑑別的想法,來自於原本在一九八五年,英國遺傳學者艾列克.傑佛瑞(Sir Alec John Jeffreys)的發現。他注意到DNA 在鹼基序列的重複次數上每個人均有明顯的差異等,遂開始想到可以將此原理應用於個體辨識上。而這個原理本身,則可以追溯到詹姆斯.華生(James Dewey Watson)與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所提出的「細胞核 DNA 的雙股螺旋結構」。

這的確是近代分子生物學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一九九○年代,DNA 鑑定技術作為犯罪偵查的嶄新手法有著飛躍性的進步,同時也在刑事審判的世界裡引發了證據革命。一九八五年艾列克.傑佛瑞在理論上提出以 DNA 進行人身鑑別的可能性,之後 DNA 技術便立刻被應用於犯罪偵查。

另一方面,DNA 鑑定技術作為審判的證據,即便至今,也不過二十多年的歷史,是一種非常新的鑑定技術。

在 DNA 鑑定出現以前,於刑事審判中,除了指紋之外,血液鑑定也被用來進行人身鑑別。但因為血液鑑定僅是依據血型來作區別,雖說是辨識,可是以 A、B、O、AB 型來作區別,相符機率僅能達到幾分之一,即使採用組合方法,相符機率也頂多縮小到幾十分之一,並不足以稱為真正的人身鑑別。

相較之下,DNA 鑑定優於以往血液鑑定之處在於:一、相對於血液鑑定必須要有相當分量的新鮮血液,DNA 鑑定僅需微量或者舊的檢體即可進行;二、僅需含有細胞的組織,不限於血液,任何身體組織(皮膚組織、毛髮、體毛、體液等)都有可能進 行DNA 鑑定;三、能以遠高於血液鑑定之機率進行篩選。

特別是第三點,有鑑於DNA 的許多區域都有可從鹼基序列的重複次數辨識出明顯個人差異的地方,若將鹼基序列重複次數組合後加以檢查,就能以高達幾百萬人、幾千萬人中才會有一人相符,甚至是以幾億分之一、幾兆分之一的相符機率來進行辨識,所以確實是劃時代的技術。

DNA 鑑定的原理

然而,在日本,像足利事件(一九九○年)一樣諷刺且悲傷的事實確實存在:DNA 鑑定犯了明顯的錯誤,劃時代的犯罪偵查技術竟然變成冤罪的元凶。

以 DNA 來進行人身鑑別,本應是具有分子生物學這種穩固的科學基礎,但實際在鑑定時,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錯誤呢?DNA 鑑定到底是什麼呢?這個問題本身就成了問題。

目前,細胞核 DNA 鑑定的方法有好幾種,雖然各有不同,其共通的基本作法則如下述:

人類的細胞核內,存在著兩兩一對,共二十三對四十六個染色體。儲存著遺傳訊息的 DNA ,是以鹼基、醣類、磷酸立體地纏繞成螺旋狀的型態存在於染色體中(華生與克里克的「雙股螺旋結構」)。因為一對染色體中一條是來自父親,另一條則來自母親,所以一對染色體是由兩種遺傳訊息所決定(「A──B」形式)。

DNA 之中有部分的鹼基序列(四種鹼基 A、G、C、T的序列)是有規則地重複著(「縱排重複序列」〔tandemly repetitive sequence〕,例如以AATG為單位之重複等)。然後,此處的重複次數是因人而異的(例如,AATGx6、x7、x8等)。

而重複次數到底有多大的差異呢?例如,第四號染色體,鹼基序列的重複模式有十四種,而一對兩條的染色體因為是分別來自父母,以「18-26」此種兩個數字之組合表示的話,結果可以區別出共一○五種類型(此處的 18 或 26,是表示重複的次數)。

如此一來,不但可以特定出個別染色體重複次數的差異,也可以事先在統計上確定出不同「A──B」形式出現的頻率。因此,透過調查這個重複次數,就能夠以一定的機率進行身分辨識。

如果就二十三對四十六條染色體中的若干對染色體之 DNA 進行上述調查,就有可能達到以幾億分之一、幾兆分之一的機率來進行人身鑑別。

說穿了,就只是調查鹼基序列的重複次數。這麼做既不能理解 DNA 的整體結構,也無法掌握個人遺傳訊息的差異。調查鹼基序列的重複次數,終究只能得到根據統計上的機率理論計算出來的數字(因此,當初雖然被稱為「根據 DNA 的人身鑑別技術」,現在則改稱為「根據 DNA 型別的篩選技術」)。

所謂 DNA 鑑定,就是計算鹼基序列的重複次數。因此,如果算錯的話,結果當然就一塌糊塗了。

足利事件「錯誤鑑定之謎」

關於足利事件,根據再鑑定的結果,發現 DNA 型別弄錯了,已確定當初警察廳科學警察研究所的鑑定是錯誤的。但是,進一步來說,這個錯誤的性質也有問題。

在該事件中,本來不應該一致的 DNA 型別,為何會一致呢?

如前所述,雖然 DNA 鑑定中需計算鹼基序列的重複次數,但所謂「計算鹼基序列的重複次數」,由於不可能直接去數,就必須仰賴分子生物學上的技術操作。實際上,是將抽出的 DNA 片段進行電泳以分離出鹼基對來完成計算。

於今日,進行此種電泳法時是借助電腦來確定鹼基序列的重複次數,然而在早期,則是以目視來判斷電泳結果(例如,如果是AATGx6的話就是六倍的距離,x7的話就是七倍的距離)的距離(根據重複次數計算而得的距離)。距離之測定是藉由將電泳結果對比所謂「分子量標記」(marker)的刻度來進行。

話說回來,會發現足利事件中的DNA 鑑定錯誤,是因為日本大學醫學部教授押田茂實再次進行檢查。押田教授以該事件中使用過的相同方法(科學警察研究所採用的 MCT118 法),就該名幼稚園娃娃車司機的毛髮之 DNA 型別再次進行檢查,與科學警察研究所的結果並不相同,這就是一切的開端。正因於此,法院才決定於聲請再審的程序中進行再鑑定。

就該 DNA 型別,科學警察研究所鑑定為「18-30」,押田教授卻得出了「18-29」的結果。根據押田教授所述,科學警察研究所錯誤之原因,是因為在以目視判讀電泳結果時,使用了所謂「123 Ladder maker」這種刻度過大的分子量標記。押田教授使用了精密度更高的分子量標記(對偶基因型階梯標記〔allelic ladder marker〕)進行測定,正確的結果並非「18-30」而是「18-29」(押田茂實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向最高法院所提出之《檢查報告書》)。

當時,在足利事件所實施的 MCT118 法,雖然被認為僅能達到八千分之一的準確度(篩選效果),但科學警察研究所的錯誤,當然不是使人落入這八千分之一的不幸中。它的錯誤甚至根本算不上 MCT118 法這種鑑定方法本身的問題,而純粹只是使用了不適切的分子量標記這種極為粗劣的疏失。

此外,另一個說法是,由於當時的電泳結果(「電泳圖」)不夠清晰,所以在鹼基序列的重複上無法充分判讀一個單位的差異。

更有甚者,在押田檢查報告書之後,於再審中進行的再鑑定,又發現了更嚴重的情形。

根據進行再鑑定的筑波大學教授本田克也所述,科學警察研究所的鑑定,不只是被告本人的 DNA 型別錯誤,連供比對的(被害者內衣所附著之體液)DNA 型別也解讀錯誤了。在科學警察研究所之鑑定中被認定是「18-30」的對照資料之 DNA 型別,根據本田教授所述,無論進行幾次都是得出「18-24」的結果。

結果,根據押田、本田兩位教授所釐清之點,當時科學警察研究所的鑑定存在雙重的粗劣疏失,極為粗糙。

接連出錯的日本早期DNA鑑定

關於此點,並不僅限於警視廳科學警察研究所的鑑定。

事實上早在足利事件之前,就有錯誤更為嚴重的 DNA 鑑定。

大分女子短期大學學生殺害事件(一九八一年)中所進行的 DNA 鑑定。在這個事件中,受法院囑託鑑定的筑波大學以犯罪現場所採集到的毛髮來進行 DNA 鑑定,認為其中有一根直髮與一位燙了電棒燙之男子的 DNA 型一致。

大分女子短期大學學生殺害事件,案情如下:

一名住在大分市公寓裡的十八歲女大學生遭強暴後勒斃。案發當時是夏天的夜晚,儘管公寓住戶似乎注意到好像有不尋常的聲音,但住戶們都悶不吭聲,沒有人出門查看。與死者同住的姊姊於深夜回家時才發現屍體。

事件過後六個月,警察逮捕了住在被害女子隔壁的男子。逮捕的依據是,其與現場遺留之唾液所驗出的血型一致,以及體毛鑑定的結果等。偵查的結果,採認了該名男子承認有進入隔壁房間之供述,而將他起訴。

關於本案的審判,儘管該名男子於審判中主張本案為冤罪,一審仍判決有罪,並作出無期徒刑的判決。二審時,發現有科學警察研究所的體毛鑑定(並非 DNA 鑑定,而是一般的體毛鑑定)並不正確等情事,最後法院作出無罪判決,本案因此確定。

在此事件中,二審的福岡高等法院於審判中發現科學警察研究所的鑑定有誤後,遂決定依職權委請筑波大學以毛髮為檢體進行 DNA 鑑定。

然而,自筑波大學法醫學研究室得到了令人驚訝的鑑定結果。

在犯罪現場採集到的毛髮被送到筑波大學進行檢查,根據該大學的檢查結果,結論是其中有一根毛髮與冤罪男性的 DNA 一致。這根被認為一致的毛髮,是被送去之檢體中的一根直髮。但是,事件當時冤罪男性是留短電棒燙髮型。而所謂 DNA 型別一致的毛髮,則是一倍以上長度的直髮。

在這個審判中,筑波大學的 DNA 鑑定並沒有發揮任何功用。毋寧說只給人留下逸脫常軌的混亂印象。

然後,接下來就發生了足利事件的大騷動。在此意義上,或許可以說發生足利事件也預料之中的事吧。

埋葬在黑暗中的另一起足利事件

與足利事件(一九九○年)相類似的事件中,有一件福岡.飯塚的小學女生殺害事件。

這個事件與足利事件相同,都是以猥褻為目的之女童誘拐殺人事件,但本案被害者則有兩名。兩名就讀小學一年級的女童先是行蹤不明,隔天被發現遭掐死,這種誘拐殺害兩名女童的聳動情節,在日本戰後審判史中,可以說是少見的凶殘事件。曾任職於市府的男子被認定為犯人,經判處死刑定讞。

有法界人士認為,飯塚事件就如同於足利事件。其理由並不僅是事件類型一樣(以猥褻為目的之女童誘拐殺人)。

飯塚事件中,關鍵也是 DNA 鑑定。不僅如此,這個 DNA 鑑定所採用的方法,與足利事件幾乎相同。DNA 鑑定的種類是採 MCT118 法,同樣使用「123 Ladder maker」來判讀結果。此外,科學警察研究所結論所得到的 DNA 型別,在此同樣是「18-30」。

然而,飯塚事件的發展與足利事件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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