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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黃子欽、何佳興、聶永真,文字整理/林毓瑜

黃子欽:二○一五年,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出版會出版了《T5:台灣書籍設計最前線》,訪問聶永真、小子、王志弘、何佳興、霧室五組台灣書籍設計師,及相關出版周邊,探討台灣近年裝幀出版的創作能量。聶永真、何佳興也到日本參加座談。

針對《T5》的日本衝擊議題,何佳興回國後提起,日本人很重視聶永真為蔡英文做的競選文宣,表示現在台灣保有類似當初一九六○年代日本的活力,對於日治台灣史的印刷品也很感興趣,如西川滿⋯⋯。在《T5》的後記中,藤崎圭一郎先生寫道:「透過這次採訪可以發現到,相較於日本,台灣的製作成本低、通路給的限制較寬鬆,所以懷抱著挑戰精神的台灣年輕設計師能夠實現自由奔放的設計創意,但原因不光只是這樣。雖然那也是原因之一,但還包含了其他因素。實際上,在我們採訪過的大多台灣設計師與編輯都表示,台灣的出版景氣一樣也很嚴峻。」這樣的觀點讓我很震撼,還有這一段「⋯⋯在過程當中也讓我強烈感受到,現在輪到日本該向台灣學習了。從新銳設計師紛紛嶄露頭角的一九五○年代後半期到一九六○年代中期是日本影像設計領域的全盛期──這一段快被日本給遺忘的設計青春活力似乎就在台灣。」這樣熱血的描述,令我非常想了解一九六○年代日本的設計能量,想要知道更多細節。於是就約了何佳興、聶永真,一起來聊聊,在日本人眼中台灣設計的「樣子」,還有他們對於「台客」的看法。

黃子欽(下稱黃):想問你們對於台客的印象。

聶永真(下稱聶):台客就是台客啊!對我這個年代的人來說,台客有固定且狹隘的「感官」定義,騎摩托車、偶爾從車體噴出黏巴達音樂,B 拷或拼貼的流行等等。

我們那時候講台客帶有貶意,跟現在的定義與意義上的逆襲不一樣。

黃:在二○○五年時流行過台客這個詞,台客這個詞在音樂界特別流行,因為將台客當成搖滾,很有勵志性,反而翻轉出能量。

聶:以前說台客,是因為站在主流的角度來看。現在每個事物都可以成為主流,都會有其觀點的角度位置,定義開放。至於「台」,我有時看到某些過度裝飾的設計會說這好「台」,的確有貶意在其中,某些過度打扮的設計,反而有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感覺,從過度裝飾的設計中會看到一種不安,這不安是它好像害怕自己的元素會不會太簡單,而讓別人看不懂,所以一不小心就承載太多訊息,我看到這樣的 style 便會用早期具意味的「台」字來形容。當我使用這個代詞的時候,意味的是過度裝飾,跟所謂的台灣味沒有任何連結,台灣味對我來說是親切的。至於台客搖滾又和台不一樣。台客搖滾因為跟音樂連結,所以形象完全不同。

何佳興(下稱何):「台」對我來說比較是文化面上的,當藝術或設計漸漸打開視界,我們開始學習模仿國外,忽略自己原有的文化。現在因為跟國外交流,我慢慢意識到自己的生活面,覺得真的很台,台就是一種存在我們周遭生活的文化,例如陣頭或八家將。


聶:這種台跟我們小時候認知到的台是完全不一樣的,對吧?


何:已經完全不同了,若要討論的話,範圍很廣泛。深層一點還會牽涉到自我認同與文化自信。台推遠一點甚至是要不要建國,怎麼建國,因為「台」可能是建國的精神。這是我在思考「台」會想到的。
──侯孝賢受訪時曾說拍《悲情城市》是受到文學上的啟示,才會拍電影。

當代藝術對於台客也曾做了些符號性創作,像吳天章便曾將台在裝置藝術上做到某種極致。以這脈絡來說,設計是否也有這點?

聶:侯孝賢是透過銀幕與導演的過程,將台的風情精緻化、裱框化;也或許──非常可能機率極高的或許──侯導對台的情感與處理,不存在被流行社會定位或刻意區隔的符號意識。吳天章的作品反映出來的之所以跟通俗與民間生活還是有一點不同,一個被以藝術手法浸潤過,另一是沒有。

何:現在是在將框框拆掉,所以才會有台獨與建國的議題出現。台是出現在日常生活與身分認同上面。以這點來思考,我會覺得自己以前不認同反而很怪。


聶:當時因為主流文化當道,不認同是因為多數人害怕自己政治不正確或者因為時空情境和傳播自由的限制,完全沒有機會意識到更深層的身分認同議題吧。

黃:從日本人角度,看你們五人都很台。他們到底看到什麼?


何: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覺得他們說的感性跟我們認知的應該不同。

聶:他們看到的台和我們看到的台應該也不一樣。

何:照理說我們有很多有趣的東西,但好像都慢半拍,自己不太能意識,反而透過別人來講才恍然,我們自己好像在取得話語權上不知道怎麼詮釋自己。

※ 本文摘自《設計嘴泡・新台客:台灣當代設計風格對話》的作者自序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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