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絲黛.馬汀

從地理上來看,上東區和西村只相隔幾英里,我家只不過是從城市一角,搬到另一個角落,聽起來沒什麼。然而從社會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從心理層面來說,上東區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我第一次到轉角的雜貨店時,發現自己穿得實在太隨便,居然套上牛仔褲和木屐鞋就出門了。雜貨店裡所有的女人都盛裝出席,花枝招展,雖然那只是一個平日週二的早上十點。所有女人儀態端莊,靴子一雙不曉得要幾萬,喀什米爾風衣上的鈕扣亮到刺眼,飄逸秀髮充滿光澤,連購物袋都美到不行。

就算躲進新家那棟建築物,也無法讓我感到更輕鬆、更自在,或是更友善。我們一家人搬進去的時候,住戶正在吵是否該強制規定,用嬰兒車推孩子的人,只能搭乘平日用來載包裹和垃圾的貨梯。顯然某幾位鄰居認為,客梯是給所有人用的,除了小孩;但狗可以用。

這棟大樓的狗穿著喀什米爾毛衣與皮衣,狗鏈上點綴著珠寶,狗主人是看起來一點都不像老祖母、手上戴著巨大鑽石的年長貴婦。一天下午,一位雍容華貴的年長女士走進電梯,手上有我這輩子看過最大顆的寶石。我偷偷問電梯服務人員:「那是真的嗎?」對方被我嚇一跳,揚起眉毛小聲回答:「我想是真的,而且她有好幾顆。」

我知道就算是在上東區,也不是每個人都過著幸福的伊甸園生活。夏娃也有等級,分為貴婦、有錢貴婦與超有錢貴婦,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來──超有錢貴婦最精雕細琢,最美,而且一般生最多孩子。

我第一次看到帶著一群孩子出門的貴婦時,吃驚到腦子當機。那是一個身材小巧的棕髮女子,髮型完美,服裝完美,身邊帶著兩個保姆,拖著六個孩子走進一家頂級童裝店。幾個孩子扭來扭去、鬧脾氣不肯試穿的高級衣物,一件大概都要好幾千美元。我看著他們,心想其中幾個會不會是前妻生的?一定是的,對吧?不對,錯了。她離開後,店員告訴我,那些孩子全是她親生的。她是家庭主婦,老公事業做得很大,家裡有很多房子,還有很多店面。這樣的女性在我的新棲息地有很多,她絕非特例。

很快的,當我看到生一堆孩子的家庭時,開始覺得沒什麼──到處都是這種家庭。以前人家說兩個孩子恰恰好,但這裡則是三個孩子恰恰好;別人是三個孩子不嫌多,這裡則是四個也不嫌多──以前大家聽到有人生四個都會愣住,但在上東區這種事沒什麼。這裡生五個小孩的人不是瘋子,也不是因為宗教因素才生那麼多──生五個只說明了你很有錢。生六個的話,顯然整棟樓都是你家的,或是你有私人灣流機。

孩子很多,爸媽的錢也很多,但學校就只能收那麼多學生。在上東區這個豐饒之地,有些東西卻極度難以取得。在上東區變異的生態,無法把孩子送進貴族學校,就跟被食物鏈的掠食者逮到一樣恐怖。對我們來說,進不了好學校,等於是被美洲豹吃掉。

***
女人大呼:「妳忘了?」「忘了」這二個字,被用高八度的音量喊了出來。

她的語氣充滿斥責與難以置信,態度不可一世:她知道自己手中,握有別人願意不惜一切代價取得的東西。我原本還以為,因為我和先生確定以後一定會把兒子送進公立學校,所以不需要為了未來可以進高級的私立學校,先在托兒所卡位;但沒想到在上東區,搶托兒所是你死我活的戰爭,不管是普通的,或是「頂級的」,通通都一樣。

不把孩子送進托兒所不行,因為大部分的人堅信,孩子在上幼稚園之前,必須接受正規的學前準備,練習社交,贏在起跑點上。

電話上的女人逮住我的心理,我坐在家中就被掠食者捕獲了──我很焦慮,希望才沒幾歲的兒子能有美好未來。有那麼一瞬間,我的血壓不曉得飆高到多少──我覺得心臟快從眼眶裡跳出來了。我深吸一口氣,再次解釋為什麼自己忘了申請托兒所。這是今天早上第三次了。

我知道,我知道,怎麼可能忘,但我們家最近才剛從下城區搬過來。那裡的規定比較不一樣,最後申請日期比較晚。我哀求電話上的女人,如果她能透露花時間解釋下去有沒有用,我將感激不盡。如果有用,如果她願意憐憫我,我將立刻衝過去領「聖袋」──裝著報名表及格式說明的大型牛皮信封袋。申請學校的父母必須寫一篇作文,說明自己為什麼想讓孩子念該所學校。有的時候,聖袋甚至會附上推薦信格式。我不斷說:非常、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還抽空聽我講話,真的,很抱歉我帶來這麼多麻煩。

然而我真正想講的真心話(不只是對這次接電話的人,而是對每一個接電話的人),其實是:「為什麼你們要高傲成這樣,故意刁難人?!」只是托兒所而已。我知道,孩子太多,入學名額太少,這些我全都懂,但托兒所應該是個讓孩子吃全麥餅乾點心,用手指沾顏料畫畫圖,圍在一起玩遊戲的地方。那個地方理應溫暖和善,可以讓孩子享受動手做的樂趣,還可以交朋友,念故事。電話上的女人是學校和外界的窗口,難道不應該有禮貌,樂於助人,就算打電話過去的人搞不清楚狀況,問了過於天真的問題?上東區不是這麼一回事,顯然讓小朋友有地方玩遊戲是嚴肅到不行的一件事,要花很多功夫。不論是申請學校或是替孩子找玩伴,事事都有一套正規程序,有自己的規矩,關於學校我還有很多得學的地方。

上東區的女性告訴我事情該怎麼做的時候,有時她們似乎長出深色羽毛,尖銳鳥喙,以及鳥類冷酷無情的雙眼。好吧,其實我想起英國鳥類學家戴維.拉克(David Lack)研究的母鳥。拉克在二戰過後研究英國鄉間鳥類的育兒模式,他的研究結果打破了人們對於母愛的美好幻想。

不太明智的鳥媽媽會餵食整窩的小鳥,比較聰明的鳥媽媽也可能整窩都餵,但牠們會看情況,放任體型較大的孩子,把體型較小的孩子擠出窩外,或是看著牠們啄死自己的手足。聰明的母鳥甚至可能乾脆放棄整窩雛鳥,等下次繁殖季節來臨時,在果子較多的地方,和更身強力壯的配偶再生一窩蛋。

拉克發現,母鳥若要成功帶大下一代,除了要願意犧牲奉獻養育孩子,有時也得「節省母愛」。聰明的鳥媽媽精打細算,每天依據生存條件「做著為人母的算計」。赫迪等研究演化與靈長類動物的學者很快就發現,不管是人類或其他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都會打同樣的算盤。

上東區的媽媽有能力扶養自己的每一個孩子,而且還能大量提供所有孩子食物、關愛,以及 Bonpoint 生產的頂級法國童裝。不過那並不代表上東區的媽媽沒有自己的育兒策略,她們就連受孕日都打過算盤。

在溫暖、懶洋洋的夏天生孩子,應該不錯吧?暑假是父親比較好請產假的時候,而且每年孩子過生日的時候,都可以在戶外辦派對,舉行野餐,吃蛋糕,聽起來很棒對吧?這位姐妹,妳錯了!生日在夏天一點都不好,尤其如果是男孩更糟。

人們的邏輯是這樣的,小男生比較活潑好動,比較不聽話,而且發展動作技能的時間比女孩晚,因此最好「大一點」再入學。美國南方人喜歡讓男孩晚讀,這樣孩子入學的時候體型就會勝過別人,比較容易被選進運動校隊。紐約人喜歡讓孩子晚讀的原因,則是為了讓孩子重要的大腦和認知發展勝過同學。

理論上學校每個年級招生時,只收八月以前出生的男孩,我兒子是七月生的,差一點就要隔年才能入學,但還在期限之內;不過嫂嫂說,學校的官方期限是八月,但其實是五月,而且他們比較喜歡收十月出生的孩子。

也就是說,我不只太晚才開始申請托兒所,還在錯誤的月分生下性別錯誤的孩子。我向一個剛認識的媽咪請教托兒所的事,她驚呼:「天啊,妳不但還沒申請,而且兒子還生在糟糕的月分?」另一位媽咪在兒童遊樂場當著兒子的面,也說了同樣的話,兒子大哭:「媽咪,我的生日為什麼很糟糕?」我安慰他:「親愛的,沒這回事。」但那是句謊話。我這個做媽的人,讓我們母子倆身處於出生的月分的確分成「糟糕」和「不糟糕」的世界,但這下子也顧不得了。依據所有媽媽的說法,我得現在、立刻、馬上打電話給托兒所,所以我打了。

***
兒子要進托兒所之前,得先通過書面申請、雙親面試,以及先在學校「試玩」。雖然我很晚才開始申請,英嘉和嫂嫂打電話請朋友幫忙之後,我還是拿到申請表。

我花了幾天時間在上東區東跑西跑,蒐集簡章,然後開始寫作文,向托兒所說明我家寶寶的特殊長才、他的優缺點,以及他是哪一種類型的學習者。我實在很想寫:「鬼才知道,他才兩歲!」不過當然不能那樣寫,我只能不斷用頭敲牆壁,希望想出還算得體的答案。

填完申請表後,接下來是「試玩」,但我都稱之為「海選」,因為那才是真正發生的事。托兒所會把試玩的時間,安排在孩子午睡的時段,我實在想不透為什麼要那麼做,除非學校真正的目的是儘量排除「不合群」的孩子。你的孩子是否因為太累,在玩具廚房裡鬧彆扭?或是打了遊戲桌旁其他孩子?不專心聽故事?那就恭喜了,祝你下次好運。

我永遠忘不了某次的「試玩」。那次現場放了一個吸引所有孩子目光的玩具──一個顏色鮮豔、上面有旋鈕、燈光和按鈕的遊戲烤箱。一旁還有幾個沒那麼起眼的玩具。這是托兒所的招生人員設下的大風吹遊戲,他們想看,一群累壞的寶寶在面對他們的年紀還不能處理的考驗時,會有什麼反應。換句話說,在沒有獎勵的情況下,他們能否在特定情境中依舊排隊,延遲享樂,壓抑住自己受挫的情緒?

兒子等啊等,都輪不到他玩,眼看就要哭起來。其他的孩子互相推擠,也推了兒子,現場的「試玩」一團混亂。兒子哭了出來,我氣壞了,受不了這種實驗,站起來安撫他(托兒所永遠不會告訴家長該坐在哪裡,也不會告訴他們在這種愚蠢的「試玩」活動時,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因為你一頭霧水時的表現,也是他們的「評估」項目)。當時我真希望,好吧,我現在也希望,可以把那些所長關進十八層地獄。凡是無緣無故給兩歲孩子壓力,折磨滿懷希望、緊張又脆弱的母親的所長,應該通通關在同一層。

每次我去接受這種折磨時,現場盛裝出席的媽媽們,也都緊張兮兮,處於崩潰邊緣,深怕孩子出錯。我們自己也知道,家長也是托兒所測試的對象。你可以感覺得到,那些學校人員看著眾家母親坐立難安時,他們得到快感。他們掌控著人脈,有權選擇哪個家庭才能入學。小小孩們誰會被挑中、誰會被淘汰,全要看他們的心情。你們這群有錢有勢的女人,落到我們手裡,還不是一樣。

但我能怎樣?其他媽媽又能怎樣?我們只能任由托兒所宰割。感覺得出來,那些托兒所的人,很多眼睛長在頭頂上,盛氣凌人,但事實上他們只是一些小人物。大家之所以都得求他們,完全只是因為托兒所不足,僧多粥少。

兒子要到嫂嫂孩子念的那間高級托兒所試玩時,我們決定還是讓先生帶兒子去比較好,因為他是個非常冷靜沉著的人。先生說,那間托兒所的所長,大概是全曼哈頓最有權勢的人,也因此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說完後,我們兩個人都笑了,不過這不完全是玩笑話。那天我手指不斷敲著桌面,焦急等待老公和兒子的面試結果。電話響起,我嚇了一大跳,差點摔下椅子,老公低聲告訴我:「我想跳下窗戶。」我心一沉,儘量用最不歇斯底里的聲音問:「怎麼了?」

老公說,兒子試玩的時候,托兒所的所長也在。所長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培樂多黏土,一起畫畫,一起說話。玩到一半的時候,兒子想要引起所長的注意,叫了她好幾次,但教室太吵,所長沒聽到,兒子竟然打所長的手臂(雖然只是輕輕地),大聲說:「嘿,我在跟妳講話!」

我至今都不明白,兒子最後是怎麼進了那間托兒所,我從來沒問過原因。我和老公想,大概是嫂嫂的影響力吧。雖然那是一間人人搶的托兒所,但那間學校非常重視關係。

***
我和老公因為兒子進了一所「好」托兒所,歡天喜地,簡直是灌籃成功,或是幹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我知道最好不要到處跟別人講這件事,免得像是在炫耀,但我道行不足,我其實很享受其他媽媽嫉妒的眼神。每次別人問兒子念哪間托兒所,我回答後,大家都很羨慕。能進那間托兒所,簡直像是擁有一間透天厝,一顆大鑽石,或是在漢普頓海邊有別墅,那代表你很有人脈,很有辦法,你的孩子等於是進了「一流學校的直升班」,你完成曼哈頓人的美夢。

但我每天把兒子送到學校後就開始哭,我哭不是因為兒子走進教室的景象讓我太感動,也不是因為放開兒子的手象徵他長大了,更不是因為當媽的人偶爾有心酸的時刻。

不,我哭是因為其他媽媽有夠壞。我向老公還有下城區的朋友抱怨時,都叫那群媽媽是「可惡的賤女人」。

那些媽媽站在走廊上時,各自站成一圈一圈,頭低低的,不停竊竊私語,說著閒話,還不時偷笑。所有人似乎「以前就認識」,而且都穿一樣的衣服,昭告天下她們是同一國的──下雨就穿 Burberry 雨衣,天冷則穿時髦羽絨外套。她們腳上的浪凡(Lanvin)包腳平底鞋,或是高到不行的高跟鞋,都讓人知道她們「有司機接送」,不需要走路。

她們竊竊私語的時候,其實可以偶爾抬頭和我打個招呼,但她們幾乎從來不開尊口。每天我都提早到學校,以避開想鑽個地洞躲起來的感覺。我向其他媽媽打招呼的時候,她們視若無睹,就好像我是透明人。我只能尷尬地一個人站在一群人旁邊,沒人理我。每天教室門一開,我馬上把兒子送進去,說再見,然後立刻轉身離去。站在走廊上時,我總是感到悵然若失,心中糾結。除了當隱形人讓人不好受之外,最嚴重的問題是,我和老公完全無法幫兒子找到玩伴。

孩子放學後,父母得替他們找到玩伴,約別的孩子一起玩。我和老公努力安排,傳簡訊,寫電子郵件,打電話。我知道其他媽咪和其他學校是怎麼做的,但我的簡訊,我的電子郵件,我的電話,我傳給兒子同學媽媽的訊息,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更糟的是,我在走廊上直接問她們的時候,她們通常會顧左右而言他,有時則會瞪大眼,和一旁的朋友使一個會心的眼神,無聲地說著:「我的天啊,妳相信嗎?她還不懂嗎,有夠尷尬的!」每一天,其他媽咪繼續當我是透明人,我才知道,在她們眼中,我和兒子是下等人,不能一起玩。我心煩意亂,陷入無比的低潮。

在被排擠的那段期間,我的身體變得不是很好──有好長一段時間,我恍恍惚惚,覺得脫離現實,腦子和身體分家,接觸不到身邊的人。一天晚上,我告訴先生這件事,然後才想起自己以前念書的時候,讀過這種症狀。我碰上了文化衝擊──人類學家、國外的交換學生,以及進入貴族大學的窮孩子,都被這種症狀所擾。過了一段時間後,我不再一頭熱想融入,而是默默觀察。我雖然是個不安、打不進圈子的母親,但同時也是社會研究者。既然如此,那就開始研究吧。

在一旁觀察不是什麼難事,因為根本沒有人要跟我講話。我觀察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學校外頭總是有一堆開凱迪拉克的司機在等著,而且每個母親都穿得非常正式,雖然她們似乎都沒有在上班。每個人都趕著去我不知道是哪裡、但顯然很重要的地方。打扮最隆重的人──腳踩厚跟靴或恨天高的那些人──她們把孩子送進教室後會大喊:「等會兒見!」我心想,她們一定是要到一個討厭的地方會合。

搭電梯的規矩是保持安靜。某天早上,我因為送完孩子後要開會,所以沒套平日的牛仔褲和薄上衣,頭髮也沒綁成馬尾,而是穿得較為時尚,頭髮也整理得比較有型,還畫上淡妝;結果碰上兩個一身裝扮無懈可擊的女人瞪著我出電梯,她們擺著臭臉,其中一人嘀咕:「那女的誰啊?」我頭皮發麻。這是一個秩序顛倒的世界──學校的重點不是學生,而是學生的母親。母親們忙著拋出飛吻,與閨蜜親密交談,有時還不忘互捅個兩刀。孩子則是母親時髦裝束的一部分,有如裝飾品或配件,掛在媽咪結實的手臂上。母親是一種讓人可以炫耀的身分,能聊天的好友情誼則是稀世珍寶,只有少數幾個人才配得上。

我發現那種你說哈囉時,最不肯打招呼、離譜到直接轉身走人的,大多是上流社會的名媛。我在時尚雜誌上認出其中幾人。她們的老公是報上會報導的有錢人,或是我在廣告業工作時知道的大人物。還有是的,我很快就發現,這些貴婦甚至不太和彼此說話,她們集中心力,只把力氣用在爭搶可以和某一、兩位或三位媽媽說話的特權。我在心中把她們搶奪的對象,定位為位階最高的女性──那些女性顯然財富比別人多,臉蛋比別人漂亮,表現比別人傑出,還有最重要的是,她們全都嫁給比所有人成功的成功人士──女人先生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評判指標。

先生覺得我大驚小怪,誇大其詞,一切只不過是女人家的小心眼。有一天,我又告訴他,我送孩子到學校時發生什麼離譜的事,他說:「拜託,哪有可能那麼嚴重。」於是隔天我讓他自己送孩子上學。那天他第一次見識到那群女人的惡行惡狀,高呼:「那群女的腦子有什麼問題?我跟她們說早安,她們連理都不理!」我幸災樂禍地回答:「早跟你說了。」

老公鎩羽而歸後沒多久,某天兒子放學後興奮地告訴我們,他的朋友泰紗邀他一起出去玩──他們要搭她家的私人飛機。我本來覺得這個邀約有點奇怪,也太奢華了吧,結果保姆莎拉告訴我,在兒子的學校,每個人都有私人飛機。兒子接到邀請,是因為每個孩子討論自己的哪架飛機有什麼優點時,只有兒子一個人說家裡沒飛機。泰紗因為可憐兒子,才邀他一起搭飛機。我感到一陣天旋地轉,但至少這是個開始,兒子做得比我好,已經有朋友了。

***
每天早上,我坐在長椅上,看著其他媽媽接送孩子上學,祈禱兒子和我能找到真正的玩伴。我想到脆弱的母黑猩猩和她們的孩子,也想到幾年前我選修靈長類動物的社交行為課時,讀過有關東非狒狒的研究。

東非狒狒群組成階級嚴明的社會,位階最高的母狒狒享有一切好處──比較好吃的食物、比較安全的睡覺場所,比較優秀的雄性「友人」與保護者。位階較低的母狒狒,顯然也會想分到一點好處。她們可以試著在東非狒狒的社會中「抬高自己的地位」,方法是想辦法服侍位階高的母狒狒,幫忙照顧她們的孩子。

位階高的母狒狒會一而再、再而三趕跑趨炎附勢的低階母狒狒,打她們、揍她們,甚至經常用危及性命的方式,攻擊想當保姆的低階母狒狒。但最後,高階的母狒狒依舊會讓其中一隻低階母狒狒如願以償,允許她成為「代理母親」(allomother)一段時間。高階母狒狒剛生下的孩子或年幼的後代,將因此多了一位照顧者。低階母狒狒得以成為保姆後,就此被高階母狒狒「接受」,畢竟她們替女主人辦事,女主人有人幫忙顧孩子,更有機會幫自己和孩子找到更多食物,更能適者生存。

此外,幫忙帶孩子的低階母狒狒可以「保姆憑子貴」,仗著女主人的地位,在群體中獲得更多勢力、更多保障。位高權重的母東非狒狒,藉由允許其他母狒狒當代理母親,把自己的權力分給其他低階狒狒。

我和眾多的非人類靈長類動物一樣,加入另一個團體後,被壓在階級最底層,要不是被當作可疑人士,就是被無視或騷擾。有時候,我真希望自己是吼猴,因為年輕的母吼猴移居他地時,會擠下原本的高階母猴,一下子登上最高位。但可惜我顯然是狒狒,在狒狒的團體中,新來乍到的母狒狒地位最低。新狒狒要是無法和中高階的狒狒結盟,她和孩子的生活就慘了。

我知道一旦我和兒子被排擠,只要還住在上東區,我們的地位就很難變動。我不想讓兒子在學校成為沒朋友的人,不希望我們母子倆被拒於門外,尤其是兒子不能落入這種命運。我不斷想辦法融入,雖然心裡很受不了,還是在學校大門拼命向大家微笑。但雖然我觀察了很久,卻依舊找不到打入群體的方式。

最後,上帝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救了我。但要是我把以前學過的東西記牢一點,我原本可以在上帝救我之前,就先扭轉自己的命運。許多人類以外的母靈長類動物在身處困境時,就是靠這一招拯救自己:透過引起高階雄性的注意。

有一次,兒子班上勢利眼的媽媽們,辦了一場階級嚴明的雞尾酒會,結果兒子某個同學的爸爸曖昧地跟我調起情來。那位爸爸很有禮貌,人很聰明,有一點浪蕩子的味道,和我還正在努力習慣的嚴肅上東區金融人士很不同。那天,老公待在家照顧兒子,派對上的其他媽媽又忙著跟彼此說話,我一句話都插不進去。來了這位很好聊的爸爸之後,我們很自然地攀談起來。我後來才知道,這位爸爸的家庭背景是曼哈頓某個銀行帝國,他母親的權勢與財富如母猩猩菲洛,不管是在學校或是兒子班上,都屬於「非常頂級的最高階層」。隔天我送兒子上學的時候,他在一群媽媽面前提議我們的孩子應該一起玩。他問:「星期五可以嗎?」我說好。

他離開後,一個比較友善的媽媽眼睛瞪得大大的,偷偷問我:「妳是怎麼辦到的?我已經試了好幾個禮拜,想讓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玩,他都不肯答應!而且我爸媽還認識他爸媽,他們以前都住威斯特徹斯特郡。」我聳肩,建議她下次可以和那個爸爸一起喝一杯。

從那天起,我要邀人和兒子一起玩便暢行無阻,兒子開始每週固定和首領的兒子玩,也因此能和首領兒子的朋友一起玩。首領的朋友們──和首領一樣有錢有勢的父母,也因此開始願意和我做朋友。看來媽媽們在學校大門看到首領爸爸親切和我交談之後,在心中記了一筆。她們用肢體語言以及新冒出來的和善微笑,讓我知道她們覺得我被認可了,現在可以安心和我說話,不用擔心被我拉低社會地位,也不用擔心跟我說話是在浪費時間。

媽媽們的態度大轉變讓我感到不可思議,我覺得很不舒服。這個醜惡的事實其實是在說,有些家長和小孩值得來往,有些則不值得。我感到噁心,但這個世界就是以這種方式運行。

首領爸爸偶然的和善舉動,完全改變了兒子的社交生活和我的社會位階。現在我已經知道,這兩件事密不可分。我和甘蒂絲、莉莉一樣,不奢望這種好事會長久,而的確我也猜對了,那位首領爸爸和其他位高權重的男人一樣,後來又把注意力改放到別人身上。但兒子已經得到了他需要的東西,我也連帶得到我需要的東西,或許事情沒有想像中難吧。

※ 本文摘自《我是一個媽媽,我需要柏金包!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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