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立安.巴吉尼

每次讀到雙胞胎從出生就分離的故事時,大多循著最引人注目的一對兄弟所立下的敘事模式:詹姆士.斯普林格(James Springer)與詹姆士.路易斯(James Lewis)這對孿生子在一個月大的時候,分別交由不同家庭收養,然後在三十九歲時再度團聚。

《華盛頓郵報》一篇報導提到,當明尼蘇達大學心理學家湯姆斯.布查德見到他們時,發現兩人「都娶了名叫琳達的女人,也都離了婚,再婚的對象都叫貝蒂;兩人都對機械製圖與木工有興趣;在學校最喜歡的科目是數學,最不喜歡的則是拼字。兩人都抽菸,酒量差不多,連頭痛的時間也一樣」。兩人相似的地方多得讓人難以置信。他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似乎泰半都已經寫在他們的基因裡。

領先全球的明尼蘇達州雙胞胎與家庭研究中心進行的其他研究顯示,我們的各種特徵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來自遺傳,包括守舊或服從權威、脆弱或抗壓性、膽小或喜歡冒險;還有審美能力。其他研究者也指出,即使是一些核心議題,如宗教、人生伴侶與政治,我們的選擇也多半取決於基因,而非我們怎麼想。

這是否威脅到我們的自由意志?「我的基因要我這麼做」會比「我的腦子要我這麼做」更令人不安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釐清遺傳研究到底說了什麼。

都是基因惹的禍?

提姆.斯佩克特在倫敦國王學院研究同卵雙胞胎已有二十多年的時間。我前往他位於聖托馬斯醫院的辦公室與他見面,請教他基因是否真能決定我們是誰,而他給了我審慎且有所保留的回答。然而,如果我是在他自認「對基因研究極度狂熱」的那個時期與他相談,恐怕他給我的答覆會全然不同。

在研究之初,斯佩克特發現同卵雙胞胎的相似程度遠高於一般兄弟姊妹與異卵雙胞胎。那時候,「社會科學家痛恨這個觀念」,他們反對基因是決定一個人的重要因子,「特別是一些極具爭議的領域,像是智商、人格與信仰。」斯佩克特對基因研究的狂熱,有部分是為了回應「那些完全否定基因影響的人」。身為「把基因中心論視為理所當然的眾多科學家之一」,斯佩克特想要「證明反對者是錯的,以及一切事物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從基因來解釋」。

近年來,科學界對於基因的信仰逐漸退燒。回到一九九○年代,當時遺傳學家史帝夫.瓊斯表示,「對於人類行為的遺傳學有興趣的人,談起事情來總是充滿自信。」而他在當時已經看出這樣的態度不太妥當。「很多人宣稱他們找到了躁鬱症、思覺失調症與酗酒的單一基因,但這些主張都已經被推翻了。」

今日幾乎沒有科學家會宣稱自己發現「暴力基因」。事實上,只要是談到跟人類有關的事,特別是人格特徵與信仰,一般都會同意沒有任何「單一的基因」可以決定任何事。幾乎所有的遺傳特徵都是無數基因交互作用下的產物。然而,不存在單一觸發型基因,不表示我們許多最深刻的性格特徵、脾氣、甚或意見,完全不受基因影響。

近年來興起的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認為,許多遺傳特徵只會在某些環境下「開啟」,但這樣的主張也僅能稍稍減緩基因決定論所引發的憂慮。之所以無法完全解除,在於絕大多數開啟或關閉的過程都是發生在孕期或童年初期。因此即使發現基因是在懷胎後設定,依然無法排除「我的基因要我這麼做」的憂慮。

除非我們能理解遺傳學到底在做什麼,否則難以卸下心中的憂慮。這裡的關鍵概念是遺傳性(heritability)。我們常聽到許多特徵是高度遺傳的:智商大約百分之七十來自遺傳,精神性(spirituality)大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幸福感大約百分之五十。這些數字看起來很高,但它們的實際意義與未受過統計學訓練的一般人所理解的,恐怕有一段差距。

風濕性關節炎大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來自於遺傳。但斯佩克特發現,「女性同卵雙胞胎其中一人罹患風濕性關節炎,另一人即使過著類似的生活模式,依然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比例不會得病。」根據他的研究,絕大多數疾病都是如此,「雙胞胎罹患相同疾病的機率很少超過五成,數字通常很低。」

如果有百分之六十或更高的遺傳性,結果怎麼會如此?一般人常犯的錯誤是,聽到自閉症有九成是遺傳性的,就以為自閉症患者有九成是遺傳自父母。然而,「這跟遺傳的可能或風險無關,」斯佩克特說︰「記者都搞錯了。我們研究了不忠的行為,發現百分之五十與遺傳有關。記者就說,如果你的父母有人搞外遇,那麼你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會搞外遇。但這是不對的。」

如果遺傳性指的不是遺傳的可能,那麼究竟是什麼?「遺傳性是指,在一定人口中,有多少變異與基因有關,」斯佩克特解釋。重點是,如果加入環境要素,這個數字就會出現變化。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吸菸與肺癌。我們知道吸菸是罹患肺癌的主因。如果每個人每天都抽二十根菸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在這樣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暴露在等量的致癌物中。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得肺癌。那麼是什麼造成其中的差異?答案就是遺傳易感性。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肺癌幾近百分之百是遺傳性,也就是說為什麼有些人會得肺癌,有些人卻不會,唯一的解釋就是基因。儘管罹患肺癌幾乎全是環境造成,但在此若說是基因決定也沒錯。

因此,遺傳性無法告訴你遺傳某種特徵的機率,因為它總是受到環境的影響。斯佩克特以智商為例來說明,平均而言,智商有百分之七十與遺傳有關。「如果你到了美國哈佛附近,關連性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斯佩克特說。為什麼?因為能夠進哈佛的人多半來自中產階級家庭,這些家庭提供孩子很棒的教育機會。在教養方式類似的狀況下,剩下唯一的變因幾乎就只剩基因。

相較之下,「如果你到底特律的市郊,那裡充斥古柯鹼,還有一堆單親媽媽,則智商與遺傳的關係就近乎零,」因為糟糕的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大於一切。一般來說,斯佩克特相信「環境對智商的影響絕對大於遺傳」;對人類其他特質也是如此。這是為什麼如果你想預測某個人是否相信上帝,知道他住在德州要比知道他的基因更管用。

對統計學的無知,使人忽略了環境因素的重要性,但這還不是被忽略的唯一因素。我們很容易被同卵雙胞胎的相似點所迷惑,忽略了他們的相異處。我是在倫敦科學博物館的雙胞胎活動上認識丹與史考特,他們告訴我,第一次參加這種聚會時,「我們只是四處閒逛,心裡想著,『這實在太詭異了!』」另一對雙胞胎瑪格麗特與海倫也笑著承認她們有類似的經驗。有時連遺傳學者也會玩這種把戲,好吸引人們注意他們的研究。舉例來說,來博物館參加活動的雙胞胎被要求穿上一模一樣的衣服,丹與史考特對此「感到很不舒服」。

然而,驚異感總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不一樣的東西上頭。「當你看到雙胞胎時,」斯佩克特說道,「你總是會特別注意他們不經意流露的小動作、言談舉止、姿態以及他們笑的方式。他們的坐姿相同,叉腿的動作相同,甚至拿咖啡的動作也一樣,儘管兩人彼此怨恨或分隔兩地生活。」我們忍不住以為這些事反映了更深層的相似性,儘管實際上這些只是膚淺的表徵。斯佩克特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我們確實過度渲染了這些事情的重要性」。舉例來說,雖然我無法區別瑪格麗特與海倫,但她們的確在各方面都不相同:一個重理論,一個重實務;一個是雙性戀,一個是異性戀;一個是工會分子,一個是自由民主黨員。

就我的經驗來看,如果你可以停止盯著雙胞胎的相似處看,仔細聆聽他們的故事,你會發現他們之間的差異就跟相似的地方一樣明顯。

是環境決定了表現

在威爾斯中部的波伊斯,一個已經有五個小孩的工人階級家庭,最不希望的就是再生出一對雙胞胎。所以這對雙胞胎姊妹被分別送給兩個姑姑撫養。三個月後,茱蒂又被送回生母身邊,因為姑姑也有子女要扶養,自顧不暇。但是對於另一對膝下無子的五十歲夫婦來說,撫養安是他們成為父母的最後一個機會,於是安被留了下來。

雖然兩個女孩在同一個鎮上成長,但她們住在不同的地區,上的學校也不一樣。她們很少有見面的機會,也許是因為安的養父母不希望她們有關係,擔心有朝一日安會想回到生母身邊。兩個女孩在同一個地方上主日學,但那不是聊天玩耍的地方,因此兩人還是陌生。

這兩個家庭差異甚大。茱蒂的父親在煉鋼廠裡開運貨火車,母親則跟當時絕大多數的婦女一樣是家庭主婦。他們住的是兩房兩廳的兩層樓房子,廁所位於屋外園子的盡頭。茱蒂五歲時,四個哥哥都已經開始工作,只有姊姊伊芳在家裡跟她作伴。茱蒂提到,「雖然我年紀最小,但在家裡面我是老大。」

安則是在一九三九年建造的雙拼住宅中被撫養長大,以當時的標準來說,這棟房子算是相當不錯了,屋內有間廁所,住宅後方也有一間廁所。安的父親也是煉鋼廠工人,但他們的日子相對比較好過,部分原因是他們先前沒有小孩,也因為他們用錢謹慎。家族成員總是形容安的母親「可以從跳蚤身上刮下半便士的油水」。安記得家裡的「糖罐總是不會填滿,這樣才不會不小心用了太多糖。他們對錢可是吝嗇得很。」安形容他們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禁欲的價值觀反映在她母親「不搽口紅也不穿胸罩」上。

兩姊妹在安的家裡告訴我這些事,我們享用著咖啡與自家烘焙的威爾斯糕點。安回憶說:「我有很多自己的時間。」茱蒂則說:「我整天在外頭遊蕩,一直到十三歲才有辦法靜下心來好好坐著。我常跑體育館,我們會爬樹,到處爬上爬下的。我就像個小男生一樣調皮搗蛋。」

「我愛看書,」安說。「這或許是不一樣的地方。我總是黏在書上,因為我只有自己一個人。」

「我不記得我在十一歲前讀過什麼書,」茱蒂說,他們家一本書也沒有,「只有聖誕節時讀過一本書。」但安提醒茱蒂,她父親買了一套百科全書。

「第五冊是名人傳記,我也只讀過那本,」茱蒂說道。「我完全不想讀書。」

「我喜歡讀書!」安答腔。

安接著表示,「因為住的地區的關係,我讀的是比較好的學校,茱蒂讀的是沒那麼好的學校。」不意外地,安通過十一級考試,上了文法學校,而茱蒂未能通過考試,最後進入一般高中。反倒是茱蒂自己感到意外。

「我很訝異自己沒有通過考試,因為我很清楚我是班上最聰明的學生,」茱蒂說起這件事時仍忿忿不平。當時的情況跟現在一樣,家裡有書以及父母與學校願意督促你念書,要比你遺傳到的智商影響更大。

後來茱蒂有了第二次機會。她在十五歲時靠著優異的算術能力,取得蒙矛斯郡的教育證書。「他們看到我的成績嚇了一跳,」她回憶說。「所以他們給我上文法學校的機會。」

茱蒂到文法學校念書時才開始學習幾何和代數,足足落後其他同學三年。對她來說當然很辛苦,「可怕的數學老師非但沒有幫我,反而數落我,『妳怎麼跟妳的姊妹差這麼多。』」雖說天賦很重要,但當社會結構對你不利時,天賦根本起不了作用。四個月後,茱蒂輟學到家具行工作。

而安原本在學校裡一帆風順,卻在十六歲時也輟學,因為她六十六歲的老父親退休了,「他們得靠退休金生活,而我還待在學校念書,實在過意不去。」儘管父母希望安繼續念書,但安還是選擇離開學校到議會辦公室工作。姊妹兩人從此踏上不同的道路。安從事白領工作;茱蒂成了工廠工人。茱蒂曾經希望有所突破,所以到巴斯受訓成為一名護士。現在回頭看,她卻覺得當初的想法很可笑。「我絕不可能當護士!」受訓六個月後,茱蒂懷孕了,於是返鄉結婚。

就在這裡,我們看到雙胞胎不可思議的相似處。安也懷孕了,比茱蒂早了兩個月,她也因此離職。不僅如此,兩人的丈夫後來也都有暴力傾向。

然而,差異處還是比各種巧合般的相似處更具意義。安的婚姻沒有持續多久。「我離開了,回到家,父母知道事情始末後都很支持我。」相較之下,茱蒂維持了十七年的婚姻。「心靈上我確實離開他了,但實際上我又不斷回去,」因為她得不到支持。「當時我有三個小孩要養,而我才二十一歲。我想回我爸媽家,但我媽老是嘮叨麵包有多貴,她總是操煩這些事,」茱蒂面無表情地說。「我媽的態度是,反正這一切都是妳自做自受。」

安完全可以理解茱蒂的無奈。「想像她待在家裡,身邊帶著三個小孩,沒有學歷,前途茫茫。至少我還看得到未來。」

安後來繼續念書,取得教師資格,最後還在空中大學取得數學學位。「後來我當上小學副校長,我很喜歡這份工作,」安說道。

茱蒂與安真正開始建立姊妹關係,是安在報紙上讀到明尼蘇達州的研究。她寫信給大學,提到她與茱蒂的生涯歷程。她們在四十八歲那年一起到美國旅行。現在兩人都已經退休。茱蒂說:「雖然起點不同,但我們走的距離都是一樣的。」

當然,兩人的經歷有著重大差異,也成為不同的人。最明顯的是,安在經濟上比較充裕,不同的家庭背景也對她們的健康造成影響。「茱蒂切除了子宮,我沒有,」安說道,「茱蒂的腎有問題,我沒有。茱蒂有高血壓,我沒有。但茱蒂比我健壯。」

「我比較有活力,」茱蒂補充,「還有我的手在冷水裡可以泡比較久。」此外,茱蒂三十二歲就裝了假牙,但安的牙齒還是完好如初;茱蒂是個菸槍,而安完全不抽菸。這也是為什麼在明尼蘇達州進行研究時,茱蒂只能在跑步機上跑六分鐘,而安卻能跑上至少十二分鐘。」

兩人在社交上的想法與做法也不同。雖然兩人的政治觀點很像,但茱蒂說:「我是個基督徒,嗯,或許應該說是不可知論者吧。」而安則是個無神論者。安認為自己「做事較為圓融。茱蒂則有點粗枝大葉。或許與教育背景有關。說『干涉』可能太過了,但茱蒂確實經常告訴她的孩子們該怎麼做,而我不會那樣。」

對於那些深受雙胞胎故事吸引而相信我們都受基因操控的人,安與茱蒂的故事是個有價值的反思。當然她們在許多方面都很類似,但坐在她們對面的沙發上,相信不僅是我,任何人都會認為她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我們的基因設下了可能被形容為機率的東西。基因針對我們可能成為什麼樣的人劃下界線,所以無論我們如何被撫養長大,我們的個性是內向或外向,聒噪或安靜,擅長語言或數字,都離不開這個範圍。但這不表示基因鉅細靡遺地寫下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說得更明確一點,我們的基因草擬了各種可能,但只有環境才能決定哪一種可能會具體顯現出來。

選擇是根據什麼而來?

基因研究是相當新的領域,過去數十年來總是能夠輕易登上報紙頭條。但隨著研究發展,有識者都同意先天與後天平分秋色。先天與後天在形塑我們的過程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儘管如此,還是無法平息遺傳學對自由意志提出的根本挑戰。

我們來想想,後天對於我們是誰是怎麼說的。舉例來說,宗教信仰向來是一個人身分認同的核心。但伯特蘭.羅素指出,「除了少數例外,一個人信仰什麼與他的生活社群有關。顯然,環境才是決定一個人接受宗教的原因。」宗教信仰多半是繼承來的,但不是透過基因,而是在父母的影響下經由社會化得來的。

各種道德信仰更明顯是文化生活的產物。在英國肯特郡,人們覺得吃狗肉很噁心,但韓國人可不這麼覺得。同樣地,人格特質也受到成長環境的影響,好比說美國人通常比英國人更容易感情流露。政治立場也深受社會環境影響。

自由意志的問題無法靠先天與後天之爭來解決。這裡的問題在於︰我們看起來是先天與後天的產物,此外再無其他因素,所以重點只是先天與後天的比例如何。先天+後天=百分之百的我們。你是被你以外的力量所形塑,你無法決定你自己是誰。因此,當你在人生中做出重要選擇時,選擇的根據其實是你無法選擇的信念、價值與性格傾向。就這個意義來說,你的選擇根本不自由,因為你無法成為與原本的你不同的人。

討論自由意志的文獻總是將重點放在選擇的當下:在那個時刻,我是否能自由地做出不同的決定?當我們問這個問題時,通常只能得出一個可行的答案。有時是因為環境限制了我們。但或許更根本的原因是,在做選擇的那一刻,我們無法做出不同的決定,是因為我們只能是自己,我們無法做出不是自己的決定。因此認為我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是沒有意義的。選擇者的本質是決定他能選擇什麼的關鍵:我們是誰決定了我們做什麼。

這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當人們在思考自由時,究竟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支持一項行動最強有力的理由是,身為一個人,你擁有你的價值與信念,你不可能去做違背你的價值與信念的事。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問起一個人選擇的原因時,他通常會訴諸他的欲望與價值。

對我們來說,要稱得上真正的自由,必須在某種意義上為自己是誰負責,而這個責任必須「溯及最根本的地方」:它必須追溯到你自己身上,也就是你珍視的價值與信念,你的行動的基準。如果我們不需要為自己是誰負責,又何需為自己的所做所為負責?

神智清楚的人不會想要擁有可以任意選擇的能力。如果你對暴力感到恐懼,那麼你真正希望的是免於受害,而非擁有自由施加暴力的能力。任意選擇的權力是不值得追求的自由。相信自己無論拒絕或接受人生伴侶都沒關係的人,顯然不覺得有需要做出決定。我們希望自己在做任何決定時,都是出於信念與價值的必要性而做出選擇。

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改變自己的性格,也不希望如此。基督徒不想擁有某天醒來變成穆斯林的自由。愛家的男人不想發現忠於妻兒的自己可以輕易跟換宿女孩私奔。

此外,有人認為凡是理性的動物都能選擇自己的基本傾向與價值。這個想法有點矛盾。這樣的選擇是根據什麼而來?少了價值與各種傾向,人就沒有偏愛某個選擇的理由。想像在天堂的大廳,大家等著投胎。天使問你,你要當共和黨員還是民主黨員?如果你的內心沒有任何信念與價值供你選邊站,你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不可能的。

人們從未懷疑自己的個性從出生就已決定。許多人,或許是絕大多數的人,相信出生的時間決定了一個人的性格,從歷久不衰的占星術就可以看出這一點。而不管在哪個文化裡,人們都相信孩子會模仿父母。探討先天與後天的影響固然有趣,卻無法改變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特徵這項事實,也沒有人認為自己可以做出這樣的選擇。

※ 本文摘自《你以為你的選擇真的是你的選擇?》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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