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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蘭西絲.拉爾森

千百年來,死刑台是真實上演生死大戲的終極舞台。十八世紀中期,愛爾蘭政治家艾德蒙.柏克就觀察到一個現象,正在欣賞皇室悲劇的劇場觀眾一聽到附近廣場上有某個元首即將遭受處決,他們就會迅速朝出口衝去。柏克指出,真實的不幸蠱惑人的力量遠比我們對表演台上的苦難劇碼的興趣更強大。

這個見解在今天依然適用,但在這個數位化時代,網際網路成為世人觀看駭人處決場面的中介,一方面為我們提供絕對安全的距離,同時卻又讓我們成為第一排觀眾。

九一一事件之後那幾年,隨著英美主導的「反恐戰爭」先後在阿富汗及伊拉克地區展開,一種新的殺人模式驟然出現,讓媒體措手不及:歐洲人和美國人被伊斯蘭好戰集團挾持為人質,據以要求贖金,而後在攝影機前遭斬首。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一直是罪犯因為犯了罪而被砍頭;現在,罪犯卻在駭人情況下斬斷平民的頭顱,而且露骨的處死影片在網路流傳,人人皆可觀看。

第一位美國犧牲者是《華爾街日報》記者丹尼.沛爾。二○○二年,他在巴基斯坦遭綁架,挾持者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釋放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戰士。歹徒於二月一日將沛爾斬首,幾星期後,沛爾被處決的影片曝光。《波士頓鳳凰報》在網站上提供該影片的連結,結果這個做法受到美國評論界的極端排斥,他們抨擊《波士頓鳳凰報》「罔顧人類尊嚴」,但該報網站終究釀成一波提供影片連結的熱潮,觀看沛爾被斬首死亡的暴力影片是否正確,也在網路上引發熱烈討論。

第二名被人用這種方式殺害的美國人是尼克.伯格,他也是第一個在伊拉克遭到斬首的美國人。伯格是一名工程師,他在二○○四年四月九日被綁架,五月初遇害。伯格被斬首的影片在連續一星期中成為網路上最多人搜尋的內容,在整個五月間則是第二名,僅次於選秀節目《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

伯格的死亡觸發一連串類似的斬首事件,由伊拉克數個伊斯蘭好戰團體策動,並拍成影片在網路上流傳。一名荷蘭的網站經營者則指出,每當伊拉克的斬首影片發布在網站上,每天的閱覽次數就會從三十萬增加到七十五萬。

無論民眾是認為親眼看到伯格被處決的影片是件「要緊」的事,或只是因為好奇心驅使而觀看,幾乎毫無疑問的是,「群眾」正在取得控制權,或說正在擺脫控制──端賴我們從哪個觀點來審視。

在斬首影片吸引到的觀眾中,有些人是毫無歉意地觀看,有些人雖然內心充滿疑慮,但還是忍不住看下去,而網路為所有人提供了匿名性。攝影機為觀眾承諾某種程度的超然,且只要鍵盤一敲,畫面就能立即出現,這種雙重性使那些影片更加無遠弗屆。

一般人認為處決現場那些喧騰叫囂的廣大群眾屬於距離我們非常遙遠的過去,事實的確也是如此,但我看了愈多關於處決的歷史文獻以後,就愈發覺得過去兩百年來處決活動之所以逐漸被掩藏在公眾目光之外,甚至在某個程度上酷刑做為一種處罰方式逐漸消失,關鍵與其說是大眾輿論的演變,不如說是菁英社會對文明禮儀的擔憂。

處決場面一直都吸引群眾觀看,他們隨時樂於欣賞那個情景。死刑台的風景絕對沒有忽然變得更不合時宜,而是一群永遠願受到蠱惑的觀眾變成某種令人難堪的因素,或許也被視為對社會秩序的威脅。公開處決畫上休止符,不是因為處決這個劇碼本身,而是因為在看戲民眾的感受與菁英對合宜行為的定義之間,出現愈來愈大的鴻溝。

十八及十九世紀期間,許多人開始認為能夠親臨處決現場旁觀是不自然的事,但這種觀念的改變並未防止民眾在機會出現時搶著去看,不僅當時如此,未來恐怕也一樣。無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學者文盲,處決場面一直吸引著各色各樣的人。每個人的反應可能不同:有些人會嬉笑怒罵,有些人會用心寫下心得,還有一些人會昏倒、嘔吐或哭泣,而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反應是由文化因素所決定。但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身為人類,我們確實生來就有能力目睹斬首及其他形式的處決場面,甚至可以把它當成大眾娛樂活動來欣賞。

歐洲各國早已全面廢除死刑,而在美國,由州政府負責的人犯處決不是公開活動,儘管它仍舊可能造成騷動。美國近年歷史上最有名的殺人犯之一──提摩西.麥克維在二○○一年五月以致命注射遭處決時,大批人潮湧進印第安那州的泰爾霍特。除了一千三百多名新聞記者,以及協助他們採訪的工作團隊,還有數百名抗議人士和一些販賣食物、T恤、紀念品的小販,他們都提早匯集在這個小鎮,設法在這個事件中獲益。「我們吃的、睡的、呼吸的,都是麥克維。」一名當地記者在處決前一個月這樣表示。

當然,那些人之中絕大多數並沒有親眼目睹麥克維死亡。進入位於處決室上方的特別觀察室,真正看到他死去的,只有十位被害者家屬、十位隨機挑出的記者,以及數目未公開的政府官員、數名監獄員工,和四名由麥克維挑選的證人(兩名律師,一名他的辯護團隊上的調查員,以及他的傳記作者)。

國家處決重新回到美國或歐洲的公眾舞台基本上是無法想像的事,公開斬首更是不可能,但這並不是因為被處決者所受的痛苦所致。當斬首是以高超技術實施,而且犯人處於臣服(或被鎮定劑控制)的狀態,那是一個快速而且──就我們目前所知──相對無痛的死亡方式,但在人犯處決的歷史中,死刑現場的外在景象向來跟它帶給當事人的感覺一樣重要,而斬首確實是件看起來汙穢不堪的事。

展示頭顱

十三世紀期間,英國境內開始出現儀式化的叛徒頭顱公開展示。

在城市各處維持良好的頭顱展示需要耗費可觀的時間和精力。從十四到十七世紀,在超過三百年時間中,一名「人頭管理員」會住在倫敦橋的門樓中,負責將叛徒的頭顱及屍塊整理得最具展示效果。腐爛得太嚴重的頭顱通常會被丟進河裡,換成比較新鮮的頭顱。有時這些展品的陳設方式具有象徵意義。

在其他城市,平常負責巡邏城牆和城門的警衛在必要時也會處理頭顱和屍塊的展示工作。除了把頭顱陳設得醒目以外,他們還必須保護這些展示品,避免它們被家屬和同情者偷去埋葬。

雖然有些人的頭顱被他們的支持者救出,有些頭顱卻慘遭敵人毀容。展示人頭的做法使這些展品被迫暴露在進一步受褻瀆的風險中。有許多例子顯示,天主教殉道者被處決後,他們的屍體會遭到破壞。

群眾三不五時就會主動介入,設法操控狀況。他們會把屍體弄得面目全非,藉此強化處罰效果;他們也會把屍塊偷走,使政府拿不到那些「戰利品」。這一切都可能使行刑者的工作變得更具挑戰性,因為他畢竟背負著讓觀眾享受一場精采表演的責任。

斬首是行刑者的重頭戲,圍繞在死刑台四周的群眾則會很快地為他的表演打分數。砍頭是一個重要活動。在英國,這種處決方式通常是富裕階級的專利,彷彿社會中最有權勢的成員被判處死刑時,也應該由國家展現足以匹配的強大力量。

行刑者是社會中最常遭到謾罵也最令人害怕的角色之一,但當他們把處決工作搞砸,他們偶爾會因此丟掉性命。歐洲各地都曾發生劊子手被人用石塊砸死、毆打致死,或在家中被謀殺的事。在十八世紀初的荷蘭,一四六四年,在德國的奧格斯堡,一名劊子手劍法太差,沒砍成犯人的頭,他逃到一座橋下,結果還是被一名氣憤的觀眾拿鐵棒朝他頭上猛打。十六世紀初期,紐倫堡市議會不得不請警衛保護死刑台,以遏阻那些「拿著榔頭、丁字斧及其他武器四處聚集的廣大群眾」。

難怪許多劊子手不得不靠喝酒平緩緊張的神經。酒精或許有助於強化心神,但對手部的穩定而言只是敗事有餘,因此無疑使劊子手的問題更大。劊子手行刑失敗時常用的一個說詞是他看到死刑犯的頭在他眼前變成兩個,「因此他不知道哪一個才是真的」。在許多例子中,劊子手揮劍砍到下巴,或舉起斧頭砍進肩胛骨、頭蓋骨,結果必須重複兩次、三次、五次,甚至二十次,才終於把死刑台上的可憐傢伙送上西天。

這類故事足以顯示,就算死刑犯身體被綁住、眼睛被蒙住,要想一刀砍斷活人的頭還是極為困難的事,而且這還沒有把第三者的因素考慮在內──現場觀眾會叫囂、起鬨、丟東西,劊子手很容易因此分心。就算犯人已經死亡或至少失去意識,也沒有人能保證把他的頭砍得乾淨俐落。

於是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政府決定著手改變這一切。砍頭用的劍從劊子手手中被拿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滑輪組──砍人頭的機器誕生了。

取代劊子手的機器:斷頭台的誕生

斷頭台的設計目的是低調執行斬首工作。當斷頭台於一七九二年四月在法國首度現身,成為官方處決工具,它的宗旨是使致人於死的殘忍工作變得比較乾淨、速捷、可靠,因此也比較人道而不具奇觀效果。當時的評論家對斷頭台讚譽有加,認為相較於早期那種有如酷刑而且結果難以預測的施刑方式,斷頭台是長足的進步。從前的人被處死的速度經常跟他們所犯的罪、他們的社會地位,以及行刑者的技術優良與否有關。現在,所有在法國被判死刑的人都將以同樣方式──一部斷頭機器──快速而有效地處決。

然而,一七九○年代最初目睹斷頭台運作的觀眾顯得相當不以為然。他們習慣看到更戲劇化的場面。斷頭機器速度太快,甚至讓人覺得敷衍了事,根本什麼也看不見。它的運作幾乎不會出錯,場面不容易出現混亂,在死刑台上的人之間則幾乎沒有任何互動。沒有人會介意看到犯人的頭被砍斷,大家都已經習慣看到那種景象;相反地,他們失望地發現看不到犯人的頭被砍斷。初期觀看斷頭台處決的群眾最明顯的反應是困惑。死亡來得太快,根本不可能看清楚。

群眾對這種處決速度吃驚到幾乎不知所措,他們會大聲呼喊:「把我的木頭死刑台還回來!把我的木頭死刑台還回來!」大費周章跑到處決現場,卻什麼也看不到,這算什麼?但對有關當局而言,斷頭台就是因為這個理由而得以成為解決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的完美方案:它提供一場不具奇觀性質的演出,一種公開進行卻又無法真正看到的處決方式。

今天,很少法國人會覺得公開舉行的斷頭台處決是一種「反高潮」,但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民眾習慣看到時間拖得很長的死刑,犯人被撐開在死刑台上,遭到剝皮、火燒、刀砍,或在死亡輪上被砸爛。現在的我們很難想像自己生活在那種能夠容許恐怖酷刑的社會,更甭論實際看到那種場面,但我們這種觀感是相對晚近才形成的。

法國導入斷頭台時,許多評論家已經開始對死刑台上的血腥展示感到極度不安。雖然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人質疑死刑本身,但他們質疑民眾的觀看欲望。直擊別人受苦,而且還顯得無動於衷,這樣的行為開始被批判為殘忍無情、違反人性。尤其女性被認為應該表現出憐憫的本能,因此男性對處決現場那些女性觀眾的麻木不仁開始表示震驚。

評論家們不只對死刑台上的情景感到驚駭,也對下方民眾嬉笑怒罵的行徑感到錯愕,儘管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驚愕心情並未阻止他們自己為了「見證」同胞們的缺乏感情而跟著去湊熱鬧。大文豪查爾斯.狄更斯於一八四○年赴庫瓦吉耶的處決現場看他被吊死,他發現觀眾沒有表現出任何「合乎那個場合的情緒⋯⋯沒有悲傷、沒有健康的恐懼感、沒有厭惡、沒有嚴肅心情;唯一有的是下流猥褻、缺德放蕩、輕浮、罪態,用五十種方式炫耀他們的罪惡」。

我們會假定我們對殘酷死亡儀式的厭惡是源自人類的本能與天性,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地,公開處決不但不會讓中世紀觀眾覺得特別驚駭,近代以降的十八、十九,甚至二十世紀的人也不會覺得那種場面特別嚇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對其他人的痛苦有一種透過強烈想像而形成的同理心,這使我們與過去的人有所區別,但就連這種心有戚戚焉的情懷也可能不堪一擊,縱使我們可能不願意承認。

設計斷頭台的目的是為了去除公開處決的奇觀性質,使它顯得較為人性而低調。此外,死亡不再是由人類的手直接操刀,取而代之的是機器施加的撞擊力。行刑者的角色因而改變,從惡魔般的刀劍手換成具有自制力而且相當一絲不苟的工程師。在大刀砍下那一刻,行刑者卻跟其他所有人一樣,只是個旁觀者。

政府也開始設法與斷頭台保持距離,並將它委婉地稱為「死亡器具」或「司法木具」。行刑者和他的斷頭台一起活在某種自主環境中,但兩者都沒有任何官方地位。國家會將死刑犯下包給劊子手,因此斷頭台彷彿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有點像需要維修及定期加油的引擎。劊子手逐漸對斷頭台的行刑速度感到自豪。

砍頭進入生產期。歷史學者羅納德.保羅森認為,很顯然「只要持續提供人體給它,這種機器就會繼續砍人頭,就像別針製造商會繼續製造別針」。從一七九三年六月底開始,為期十三個月的恐怖統治時期,數以萬計的人遭到殺害,斷頭台儼然宰制法國,據說以一分鐘砍一顆人頭的速度運轉。

穩定的死刑供應成為良好治理的證據,人民不但容許,甚至會這樣要求。法國的劊子手在許多個世紀期間一直遭受公眾謾罵,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死刑在一段時間中被視為多餘,無助於社會的順利運作,他們才暫時翻了身。

一九○○年代初期,當反對死刑的法國總統法利埃將所有死刑判決改成終身監禁,抗議人士走上巴黎街頭高呼「斷頭台萬歲!戴布雷萬歲!」劊子手安納托爾.戴布雷在許多年間一直是報章雜誌諷刺的對象,但忽然間他卻發現自己搖身一變為「驚恐的社會大眾的捍衛者」。由於社會上緊張氣氛瀰漫,有些認為處決地點可能不好找的民眾甚至願意提供私人廳堂供處決之用。法利埃就職三年後軟化了他的立場,於是斷頭台的刀片又被往上拉起,大眾則重新開始厭惡劊子手。

來到二十一世紀,攝影機為砍頭事件的自發性質畫下休止符。如同電視上的實境秀,「為電視製作」的砍頭影片提供一個經過剪輯的事件版本,使今天的劊子手能與他的影片製作人分享他的權力。因為現在,身為觀眾的我們無需實際看到某個人死去的情景,也能夠觀看那個場面。表演變得比從前更壯觀,而且現在要擾亂它的機率非常低,因為參與者從來不會聚集在同一個地方,也沒有人能弄清楚是誰在策劃這場表演。

※ 本文摘自《一顆頭顱的歷史:從戰場到博物館,從劊子手到外科醫師,探索人類對頭顱的恐懼與迷戀》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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