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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纓花

口述/吳佩玲

婦援會婚暴組專線在一九九七年的二月十四日情人節當天開線,一開線只有纓花與研究員 L 接電話開案子,我到二月底才加入她們的服務行列。一到職,沒有所謂的適不適應,立刻就忙得天昏地暗,每天中午一手接電話一手拿筷子吃便當地接個案。專線服務不過開張兩個多月,就收到七百個個案求援。

那時候的婚暴專線電話,透過全國性的報紙、電視廣告和 7-11 募款宣傳,可說整天響不停,每個個案的情況變化萬千,都得靠社工員見招拆招。

有一回,與纓花陪著一位逃家的越南籍婦女到台北市的某公園與她的先生見面。這位外籍婦女因為無法忍受先生的粗暴語言的虐待,帶著四歲幼兒離家來婦援會求援;她想離婚,也想擁有孩子的監護權。我們與案夫連絡之後,他說很久沒見到兒子,很想念他,一定要先看到孩子是平安的,再來談離婚的事情。我們就約在公園見面。

這案夫一見到個案就劈里啪啦罵她為何狠心帶著孩子離家逃跑到外面吃苦,邊罵人邊走上前拉著孩子的手臂,說孩子的祖父很想孫子,一定要把孩子帶回去。個案當然不肯將孩子給他,拉著孩子的另一隻手臂,夫妻倆人就這樣搶起孩子,孩子痛得大哭。這種搶奪孩子的場面完全出乎意外,當下大家都愣住了。

我一回神,立即叫纓花趕快去附近派出所找警員來保護個案與孩子,同時上前去勸阻他們不要搶孩子,孩子會受傷的。案夫放掉孩子的手臂,轉向我,瞪大眼睛罵我為何要破壞他們的家庭,一副要將我吃掉的樣子。第一次面對這種場面,我心裡非常緊張害怕。還好,纓花帶著警員及時出現,案夫一見到警察,氣焰就消下去,不敢再囂張。我們也就趕緊把個案與孩子帶離現場,速速離去。

這件爭奪孩子的案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後來還在我家附近的圖書館看到這個案夫帶著那孩子。那時候我嚇一大跳,居然在生活中看見曾經與我們爭奪孩子、有過衝突的男人,當下,那種感覺很詭異,好像突然明瞭原來我與個案是共處在同一個生活空間。說實話,心裡是很沒安全感。

保護個案是社工的責任,社工的自我安全與個案安全權衡之下,我們總是先選擇保護個案。懷孕四個月時,我曾陪一位受暴婦女到士林的家事法庭,出庭後,在法庭外面遇到案夫與案夫的父親。他們兩個男人一見到我與個案,就大聲斥罵我們,我馬上擋在個案前面,叫個案先離開;判斷個案已走遠,很安全了之後,我才走出法院,可是案夫與他父親卻緊跟著我,可能有看到我穿著孕婦裝,光咆哮而不敢動手。那天下著雨,我撐傘走到法院大門口外的人行道上招計程車,他們兩個男人追到我身旁繼續罵,我心想要罵就隨你們罵,只要不要打人就好;而且法院大門口還有警衛,我看到警衛有注意到我們三個人的狀況,就更放心了。

不料,等我一招到計程車,打開車門想坐進去車裡時,那兩個男人居然拉著我的手,不讓我上車。這下我心裡真的緊張起來,希望法院大門口的警衛趕快過來救我,可那警衛就只是看著,並沒有任何行動。還好旁邊路人走過來看發生什麼事情,我立刻請他們去叫警衛過來處理,警衛一來到,要案夫放手,我拿出婦援會婚暴社工的名片給警衛看,並簡單說明一下事情的經過,警衛就保護我坐進計程車。上了計程車之後,我心臟怦怦跳,仍然非常擔心他們會搭計程車追蹤我。

這次經驗真的嚇到我了。之後,婦援會董事長李子春檢察官覺得婚暴社工外出工作真的會有危險,就規定要為婚暴組的社工投意外保險(我相信那是全國首創為社工加保意外險),預防哪天我與纓花真的為了保護個案,而被案夫怎樣了,好歹也有一點保障。

顛覆傳統社工工作模式

事隔多年,聽丁雁琪說起我們當時積極、熱血的態度對她的衝擊,才知道我和纓花顛覆了許多傳統社工的服務模式,像前面提到的:夜間安排婦女住進旅館、與案夫搶孩子、陪個案到夫家拿東西、被案夫阻止上車的經驗。

我想我和纓花之所以有「顛覆性」,最主要是我們的態度積極、熱情,比較貼近婦女的生命,還有我們也打破很多專業倫理的界限。不過總的來說,有關「打破專業倫理界限」的部分,還是纓花實踐得比較多;

比如說,纓花會將個人家裡的電話給一些比較緊急的個案,而我沒辦法這樣做;另外,纓花會與個案分享個人的情愛經驗、生命歷程,可說是將個案當朋友了,這我也沒辦法做到。以前在張老師受訓時就非常嚴格要求輔導員與個案之間要有安全距離,義張不能用個人名字,只能以代號與個案建立輔導關係,不能有私人情誼。

其實,婚暴婦女的緊急狀況很多,與張老師中心固定式的諮商輔導差異很大,服務工作無法死守專業倫理界限。由於當時接案的自主性很高,也沒特別標明說要顛覆傳統社工模式,因此,對於打破專業倫理界限的做法,我沒去找纓花、L 深談此事,只單純認為這只是社工個人性格的關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被這些專業倫理深深地枷鎖住。所以對於與纓花的作法不同,我內心沒有衝突,也沒有想要改變。一直到了離職之後,我當黃淑玲董事的研究助理,做都市原住民婚暴的研究時,才體驗到打破專業倫理界限的必要性。

力爭平權的工作環境

以個案為主體的社工服務模式,在現今來看是非常普遍與必要的社工工作處遇模式了,然而在九○年代末的台灣社工界,無論政府機構或民間社福團體都還是強調以社工專業為主,婦援會以婚暴婦女個案為主體的服務方式,是一種很前衛的做法。

當然這也不是只有婦援會的社工才這麼做,應該說當時比較激進的婦運團體,像粉領聯盟、婦女新知、晚晴協會的社工都是以婦女為主體,為婦女增能的服務模式,大家共同為為台灣社會掀起一股強調「女性權益」的平權意識熱潮。

我了解內在的我,仍是一個「順從」的人,一個有權威階級觀念的人。譬如說,到婦援會應徵工作時,執行長面談後對我很滿意,只是最後她特別問我:「因為婦援會的工作人員很少,各組需要彼此支援,以後如果慰安婦組需要妳,妳願不願意轉過去慰安婦組工作?」當下我立刻說好。我認為執行長就是我的主管,她說要我幫忙,我不會說不。

或者像工作的時候,L 與纓花常常會反駁執行長的意見,很多衝突發生,但是我不會這樣,我大多會接受執行長的意見,即使內心很不贊同,當下也不會直接跟她嗆聲,而是事後再用比較婉轉的方式表達我的想法⋯⋯原本以為這種順從權威的性格在婦援會工作一年多之後,應該有慢慢在改變了,卻在離職前發生一件大事,才讓我看清楚,自己的改變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當時,大家發現會裡工作的組織架構只有執行長與工作人員兩個層級,不符工作實務所需,大家建議董事會組織再造。剛開始董事會並不同意,工作人員力爭了一段時日,最後,新上任的董事長李子春檢察官接納組織再造的建議,執行長以下分為行政部門與福利服務部門各一名主任。L 從研究員升職擔任福利部門主任,行政部門主任還懸缺。有一天,L 私下來找我談,要我接任行政部門主任一職,我想說 L 找我幫忙,我就答應了。不料,纓花知道此事之後,非常憤怒。

剛開始看到纓花盛怒的樣子,我並不太明瞭這事情有何錯誤,需要生這麼大的氣?我無法理解她的憤怒。後來與纓花深談,她認為 L 一直灌輸我們要實踐「平權的工作關係」的理念,怎麼自己當了福利部主任之後,反而違背自己的理念,搞黑箱作業,自行挑選行政部門主任?這應該是要公開與大家討論的。我才發現原來我內心還是殘留威權觀念的毒素──我認為 L 升為主任了,那她就是我的主管,主管來邀請我去當行政部門主任,我應該支持,也接受了這是機構與工作上的需要,於是沒有深思就接受了。纓花反彈那麼大,才讓我比較深入反省,也發現組織再造之後,我們也跟著變回以前威權的思維了,唯一沒有改變的是纓花,所以她才會那麼憤怒。

經歷過這些事情,我才慢慢地思索:「誰擁有權力?這些人如何運作權力?是暗中操作?還是明白地運作?」這些經歷與思考,讓數年後我重回婦援會工作時,更能看清楚「權力」的面貌,也時常提醒自己不要成為權力的濫用者。

※ 本文摘自《波瀾與細流》,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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