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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佩宜

許多科學研究指出,全球進入了極端氣候──夏天的熱浪更熱,冬季的暴風雪更猛,颱風規模升級,降雨兩極化,整年份的雨量在幾天內落下造成水災,另一季卻久旱無甘霖。

面對災難時如果只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將陷入惡性循環。其實每一次災難,都只是一個徵兆,提醒我們有那些沉痾需要處理。而災難也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社會結構的緊張與不平等,彰顯不同文化的模式,也反景出歷史的記憶與層疊的連帶。

我們經常在媒體報導上看到災難發生後,有些地方出現趁火打劫現象(如幾年前的海地與智利);相反的,日本三一一災後不但沒有搶劫商店的情況,災民井然有序,其合群的民族性為世人稱道。然而日本在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地震後卻曾發生謠言散播和仇殺韓裔的不幸事件,這個矛盾顯然不能以「民族性」來解釋。

諸多研究顯示,災難發生時人們多半同舟共濟,相互扶持,充滿同胞愛,趁火打劫只是少數案例。若先擱置道德譴責,會發現少數失控的情況其實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累積的夙怨──無論是階級不平等,或族群關係的緊張,或兩者的重疊──在動盪的時刻尋求發洩的出口。

一九二三年的日本社會,日人與韓裔的族群關係充滿不信任、衝突和緊張,大地震之後受到謠言的煽動,一觸即發釀成不幸事件;反觀今日,日本社會的族群問題沒有那麼尖銳,災區的階級問題或許也沒那麼嚴重。被透鏡「照」出來的,反而是台灣和中國少數的仇日言論。(另一個角度來看,熱情的捐款則反映了台灣人對日本的特殊歷史情感。)台灣近年的災難經驗中也多半沒有「趁火打劫」的情況,顯示內部的階級和族群結構關係不至過於緊張,這是我們需要珍惜的地方。

災後進入第二階段,情況就不太一樣了。此時災難造成的影響餘波盪漾、外界援助進入,人們開始歸咎找黑羊──是天災還是人禍?政府是否救援不力……等等;援助者也從原來緊急救難與同情心態,轉換為分配資源、套用官僚規則的工作。原本內部的階級、族群衝突往往會在此時浮現,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也會突顯出來。

例如八八風災後一些科學家、官員和慈濟力主遷村,與原住民的土地情感與認同相牴觸,引發許多爭議。如同災難人類學家奧立佛-史密斯與霍夫曼所說,災難脫離了日常生活軌道,等於開了一扇窗,揭示「深層社會文法」(deeper social grammar),讓我們更能看見社會關係與權力分布,也更能看見人與地方、文化與自然的種種連結關係。

風險管理、監測/預警的「文化」

如果說,從跨文化比較中可以看到一個尺度比較大的「全球性文化」在災難場域運作,那麼除了災難的全球性,以及救災賑災的全球化之外,至少還有一種越來越「興盛」的產業文化──風險管理,或說是透過監看、預警系統來「面對災難」的文化。

南亞海嘯後,許多機構和政府砸下大筆經費建立「海嘯預警」系統,三一一日本地震與海嘯發生前,在當地有幾分鐘的預警;台灣以及太平洋諸國則是在日本地震發生後,普遍發出「海嘯預估在某時抵達某處」的預報。台灣近年也在許多山區建立了土石流監測系統,大雨預報時據以撤離某些地區的居民。福島核災之後,鄰國紛紛監測輻射值變化,科學家發布輻射塵的飄移路徑預測、公衛學家根據各地方監測的數字和氣象推估提供防護等級建議,而多國政府也表示將建立更多監測站:如台灣政府花了四點五億在宜蘭外海增加電纜,以設置更多地震儀和海嘯壓力計。

「監測」已經是當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人類科技發展過程中,越來越仰賴透過監測數字、抽象圖形、虛擬空間來處理、控制、理解(或更貼切的說,想像)災難。的確,「監測」讓我們能更廣更快的獲得資訊,並據以做出判斷,可以挽救許多人命。

「監測」產生「科學數據」,降低對未知的恐慌、憂慮和謠言,也有安撫的功能。然而另一方面,以「監測」來面對大自然的文化,隱含了「科技拜物」的概念。面對「科學」、「現代性理性」的價值觀,以及「風險控管」等新興產業的崛起,我們需要戒慎恐懼。

數字化的「監測」是一種「遙研」(remote studies),過度仰賴可能阻撓我們看到事件的在地樣貌和深層結構,反而無助於發掘解決問題的關鍵。例如哈威爾(Emily Harwell)在印尼的研究發現,當官僚透過衛星等探測地表溫度圖來「監測」印尼森林大火,很輕易將之咎責於山田燒墾的原住民;然而實際上傳統山田燒墾所占面積極少,也很少引起火災,反而是經濟作物的種植(牽涉到跨國企業與國內資本家和官員的共勾結構)才是森林大火的起因。遠遠地看著溫度變化圖讓官僚結構「自我安慰」,或表演有在做事,或自以為掌握了災難的訊息,卻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狼來了的警示──或更進一步說,科技掌控(或根本無力掌控)的幻覺──讓人們麻木。看到輻射監測數字顯示台灣暫無健康危險,許多人鬆了一口氣;看到政府增加設置監測點,也讓很多人安心──然後繼續過一樣的生活,災難的風險似乎被「管理」了。(諷刺的是,前述宜蘭海底電纜設置,後來被揪出該電纜壞損快一年,根本沒有作用,監測只是幻象。)

當代「風險管理」成為一種產業,已經出現很多問題──金融風暴中破產的銀行其實都有「風險控管」,出事的核電廠興建之前不也都有風險評估(而且都計算出極低的發生機率)?然而風險模型設計本身永遠不可能完美,太多外部因素(無論新舊)都非模型可以處理,機率極低的事情發生了,並非因為倒楣不巧,而是出現了「模型範圍外的事件」。

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指出何者為風險、風險如何排序、如何可被控制,其實是集體建構,並受到文化概念的制約。我們需要洞悉前述風險管理與監測背後的文化邏輯,尤其是其中隱含的人類(科技)與自然的關係模型:人類對於掌控大自然的能力過度自信,核能即是一例。人類為了經濟或戰爭的目的使用核能,然而,製造核分裂/融合這種不穩定的狀態,無論目的為何,都是在走險棋──人類自信能夠全知全能的預測、操控核燃料,實乃虛妄。

手塚治虫的知名動漫作品《小白獅王》(ジャングル大帝,又譯「森林大帝」)描述諸多物種在人類破壞環境後瀕臨絕種,科學家創造人造森林,透過監測、管理移殖野生動物,企圖復育甚至創造新的生物,然而最終證明「play God」是一件危險而注定失敗的妄想。這部動漫作品直接戳破全能科技和風險管理的神話;最近發生的諸多災難也一樣,我們在鏡中看見人類發展模式的癥結。

攬鏡自照,我們是要繼續安逸麻木,還是勇於改變?

※ 本文摘自《芭樂人類學》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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