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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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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衛.K.謝普勒

那名十歲的小女孩坐在晃盪的鞦韆上,跟坐在她旁邊的鞦韆的社工聊天。「到底有幾次啊,」小女孩問道:「妳被強暴過幾次?」

問題來得漫不經心,彷彿只是隨意展開的對話,社工芭芭拉試圖保持鎮靜。

「我說我沒被強暴過,她很驚訝。」芭芭拉回憶道。

「我以為每個人都被強暴過。」她記得女孩是這麼說的。

「她的朋友在學校都會討論,」芭芭拉觀察道:「那是家常便飯。」

這就是芭芭拉談到性侵犯存在於無數美國家庭時的開場白。這名女孩是芭芭拉在高危險兒童輔導計畫的第一個個案,由教師轉介而來,他們注意到她生活中有遇到麻煩的跡象。芭芭拉在新英格蘭某個鎮上試圖幫助的十三名男女孩當中,有十二個人遭受過性騷擾。據她說,他們說出這些經歷時,常常是坐在她旁邊的時候說的,特別是在鞦韆上或是在車上,這樣他們就不用看到她臉上的反應。那名十歲的女孩被自己的父親強暴,而她父親已經六十七歲了。

芭芭拉不知道她長大以後會變得如何,她在寄養家庭裡來來去去,她的母親酗酒成性。「這麼一個甜美的小女孩就快完了,」芭芭拉說:「能撐過二十幾歲就能熬下去吧。」

熬下去,這是芭芭拉最樂觀的預測。她差不多說對了,十八歲的時候,這名年輕女子懷孕了,不確定三個男人之中的誰才是孩子的爹。

處在貧窮邊緣的女性當中,有為數驚人的性侵倖存者,就像是一筆龐大的債務,她們的創傷在事發多年過後仍舊壓在她們身上。但這又不像債務,不能用宣告破產來一筆勾銷。她們的未來變得殘缺不全,因為她們的過去會在她們解釋自己的身分時強行出現,有時候會在第一次討論時坦率地現身,有時候則要見面四、五次以後,才會拐彎抹角地表現出來。即使我從來沒提到那個問題,但大部分我採訪過的貧窮女性,遲早都會提到她們小時候被性侵的事情。

我跟一個名叫卡拉.金的年輕媽媽見面才半小時,她就把她的故事告訴我了,而我只不過是問了她的家庭狀況。「我爸在我小時候就對我毛手毛腳的,我先生不知道這件事情。」她直截了當地說道:「當時我十二歲,他有一整年的時間都在撫摸我,每當他喝醉了,我就會把自己鎖在房間裡,醒來的時候他壓在我身上,我把他推開,他說:『爸爸跟女兒就是這樣的。』」

「你知道這樣不對,但是你不知道要跟誰說。」卡拉繼續說道:「我跑去待在一個朋友的家裡,之後我才跟我媽說,結果她說:『沒關係,我爸爸喝醉的時候也會那樣對我,不過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了。』」

一個女人會將如此私密的恥辱告訴一個陌生人,透露出問題的嚴重程度。她忍不住追溯起她的許多缺陷,似乎都源自於童年時期造成的恥辱和自我厭惡,這些缺陷會改變人的一生:她無法明智地選擇男伴、不信任感很深、情感疏離、無法產生歸屬感。那些侵犯太過深刻,無法隱藏。

性侵是無法建立健康伴侶關係的原因之一,受虐兒的無力感會導致屈服,因而訴諸心理醫生稱為「解離」(dissociative)的逃避方法:受害者在心理上抽離出來,旁觀傷害的發生。

在低收入家庭中,性侵也成為一種把貧窮傳給下一代的機制;儘管有錢人家也會發生性侵事件,不過富有的人有其他辦法推動自己的孩子前進。雖然內心的痛苦是一樣的,但父母的野心和高期望、成功的壓力、受教育的機會、追求專業成就的動力,全部混在一起,成為一種權力意識和機會,倖存者常會因焦慮而努力,想要取悅他人,這在某些家庭中就帶來了傑出的學業表現。

低收入家庭則大不相同,侵犯問題累加在堆積的多重壓力上。根據研究人員估計,每四或五個女孩中,就有一個遭遇過性侵,但是在低收入的單親媽媽之中,這個比例可能更高。報導福利改革的記者遇過許多貧窮的女性,她們都提及遭到性侵,向自己的母親尋求保護卻不受信任,安全感因此粉碎了,家庭所能提供的避難功能也沒了。

有個撰寫這個主題的白人記者,在我告訴他新英格蘭那個鞦韆上的女孩的事情時,顯得很困惑。但是她是白人吧?他問道。我回答,對,那個城鎮基本上全都是白人,卡拉.金和許多其他跟我說過遭到性侵的女人,都是白人。好吧,他坦承,他以為這個問題跟黑人文化有關。他似乎對自己的偏見感到很吃驚。

華盛頓特區的溫蒂.韋斯勒才剛停止領取社會救助金,她剛做好拮据的預算規畫。就在我們第二次談話時,她開始講起交織在童年記憶中的傷害事件,將近三十年過去了,如今她決定要掩飾好傷疤,強迫自己從失敗中恢復過來,努力工作、盡情歡笑,做她殘障的女兒的榜樣。

她對自己的生母一無所知,只知道自己四歲以前是在兩個寄養家庭裡度過的。「他們認為做錯每件小事都該揍我們,」她這麼描述第一個寄養家庭。「他們有個兩歲小孩,她也是養女……我記得有一天,那天就像個不斷重複的惡夢,不肯讓我忘記……因為那個小女孩尿在自己身上還是什麼的,養母帶她去地下室打她。養母氣瘋了,因為她還得清理,突然間我就沒聽到尖叫聲了,養母上樓來,不過那個小孩沒有。我很害怕,我猜她看到了我臉上的表情吧,她說:『怎樣,妳不想待在這裡了嗎?』我記得我跟她說我不想,於是她叫人來帶我走,他們就來了,我就這麼去了下一個寄養家庭。」溫蒂一直不知道那個小女孩是死是活。

第二個家庭也沒能提供庇護,他們有另一個領養的小孩叫寶拉,還有兩名欠缺管教的青少年兒子。「這些男孩把我跟寶拉帶到地下室去,拉下我們的內褲,做……」溫蒂沒辦法把話說完,「不管你幾歲都一樣沒辦法把這種事情忘掉,直到死亡來臨的那一天都永遠不會忘記。」

她又再次被救出來,這次是個沒有小孩的離婚女人收養了她。「收養我的時候,她說我看起來好像有厭食症。」溫蒂回憶道:「她說我的頭髮亂七八糟,衣服髒兮兮的,還說我的牙齒都發綠了,還能待在我嘴裡真是個奇蹟。她說:『我救了妳。』」

但是事實證明,她沒有完全得救。養母經常把她留在保母家,她常常得跟保母的兒子單獨相處。「他們常做一樣的事情,把我帶進浴室之類的,叫我做奇怪的事情……」溫蒂還記得,「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肛交,我想那時候我才上小學二年級吧……我媽從來不相信我,認為我在說謊,因為她問那個女人,那個女人什麼也不知道。」

就像許多遭受過侵犯的女人一樣,溫蒂應付不了男人,處理不了親密關係、信任和愛。她母親竭力避免她步上通往貧窮的快速道路,青少年常常就這麼一腳踏進去:懷孕、未婚生子、輟學、跟有暴力傾向的男人混在一起、斷斷續續領取社會救助金、在低薪工作中載浮載沉。她母親盼望她能夠上大學,溫蒂也被霍華德大學錄取了,但就在高中畢業的那一天,她得知自己懷孕了。她害怕地告訴母親,一講出來以後,她母親堅持要她墮胎。

溫蒂先是反抗,後來還是不甘願地去了,她懷的是雙胞胎。「手術後我回頭看,有個瓶子裝著那些人體器官。」她記得清清楚楚。「我覺得這真的很殘忍,如果你要我經歷像這樣的事情,就不要把結果擺在那裡。」一道缺乏尊重的鴻溝在溫蒂與她母親之間裂了開來。

她在美國航空、肯德基和其他地方打零工,但是她賺的不夠,沒有自己的住處,只好跟不同的男人到處搬家,有時候無家可歸,有時候住在收容中心。她又懷孕了,這一次,她決定就算孩子的爹不願意承擔照養,她也要把孩子生下來。「如果我把她流掉,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我發過誓再也不會這麼做了。我得告訴我自己:不要再逃跑了,恐懼應該要結束了,要好好處理這件事情。整個懷孕期間,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愛這個孩子,好好照顧這個孩子。」

孩子是女孩,她替她取名為琪雅拉,早產三個月,重兩磅一盎司,出生在特區綜合醫院。當時溫蒂住在收容中心裡。「因為我無家可歸,他們把我當成泥土般對待。」她說道:「護士表現出一副我什麼也不懂的樣子,我就是個街上來的蠢蛋。」她替自己說話,堅持要對方尊重點,但她沒有得到。

接著那個令人驚恐的消息傳來了,她被告知收容中心不收留新生兒,這個早產兒一出院就得送去寄養家庭,直到溫蒂有地方可住為止。「我跟他們說:『辦不到。』」溫蒂聲明:「『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扶養我的孩子。我在寄養家庭長大,我知道那些人是什麼德性。』」只剩下唯一的一條路了,「我咬緊牙根打電話給我媽,我說:『聽著,我生了個孩子。我知道我們之間意見不合,不過我不打算讓其他人養我的孩子。』我說:『我需要先住在妳那裡,直到我找到公寓為止。等我身體好一點,我就會去找。』我媽同意了,我想這是我第一次從我媽那裡得到尊重。」

接著是第二個打擊:八個月大時,琪雅拉被診斷出腦性麻痺,起因是出生前或出生時所受到的腦部損傷。這個小女孩長成了一個可愛又笑咪咪的流口水小朋友──不過她學不會走路,她永遠也不能走路,註定要坐輪椅。快四歲的時候,她還不太會講話,她也永遠沒辦法流利地說話。

據觀察,性侵的倖存者往往會過度保護自己的孩子,他們不停地跟孩子說「不、不行、不可以」,這種態度破壞了年輕人探索與學習的意願。溫蒂也表現出了這類焦慮,不過很難分辨那是因為她自身的經歷,或者是因為她大女兒的疾病;溫蒂對孩子既寵溺又盡責,決心要讓琪雅拉發揮生命中最大的可能性,就像她這麼晚才開始努力實現自己人生最大的價值。她現在有理由要當個好榜樣了。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挫折什麼的,要很堅強的人才能夠克服那些事情。」溫蒂勇敢地說道:「我要讓她看著我克服我的挫折,我希望這能影響她,讓她也去克服她的挫折。」

父親與母親的罪行形式很多,不是只有性侵。施加在子女身上的虐待,可能會導致自虐;原本該有的自我價值成了一片空白,酒精與毒品迅速填補進去,很快就毀了一個正常的家庭。童年階段也會影響到成年階段,反覆迴盪,重新上演一樣的主題,年輕人受到忽視與殘酷對待的經驗,最終會形成她養育自己孩子的方式,傷害可能會一代接一代地傳遞下去。

※ 本文摘自《窮忙》,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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