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野

有一天,我接到在美國南方教書的弟弟打給我的一通長途電話,他很困擾的問我說:「哥,你有沒有李安導演的連絡電話?」

「我沒有,但是我可以替你打聽一下。」我問他說:「你找李安幹什麼?你家不就有一個啊。」

「問題就出在這裡。」弟弟有點無奈的說,「最近有很多電話打到我家,說要找導演李安,偏偏我們家的李安接到電話會說,我就是李安。然後,就開始牛頭不對馬嘴了。」我的姪兒也叫李安,當初取名字時沒想到會有這點困擾。

上個世紀八○年代中期,當我還在中央電影公司當電影公務員時,我也曾經打電話到紐約找李安。那時候他已經從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研究所畢業,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得了紐約大學學生影展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我打電話給他,邀請他回台灣拍電影。其實在更早之前,當台灣新電影浪潮剛興起時,我們就考慮過他,可是他還沒從紐約大學畢業。當時他拍了一部三十分鐘的《蔭涼湖畔》,得到第六屆金穗獎十六釐米最佳劇情片,和他同時得獎的曾壯祥正好在中影公司的一個部門工作,我們就邀請曾壯祥加入了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的導演工作。

這次打電話給李安之前我們又看了李安的《分界線》,一致認為他正是我們目前最需要的那種能兼顧商業和藝術的高手。我們已經作出原則性的決定,那就是無論如何都希望能讓李安加盟中影這一波新導演的行列。為了配合李安,我們不惜把拍片現場拉到美國去。我們想了一個留美學生的故事「長髮為君留」,並且計畫讓吳念真直接飛去紐約和李安談劇本。通常接到這種電話的導演都像是從天外飛來的好運般雀躍。不必靠人脈、拉關係、走後門,甚至於賄賂,機會從天而降。可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李安在電話那頭,沒有想像中的喜悅,他的語調緩慢而猶豫,慢條斯理的回答著:「拍電影這種事是急不了的,要考慮的事情可多著。慢慢來吧。」

「可是,有些機會也是稍縱即逝的。」我鼓勵他先做再說。

大約又隔了一年,李安請他的同學王獻箎送來了一個剛出爐的電影劇本《喜宴》,我趕快將這個劇本讀完後提交公司的製片會議,當時我強烈建議拍攝,但有人反對中央電影公司拍同志電影,我感覺自己漸漸遠離決策核心,知道是該離開中影了。然後,我就真的走了。走的時候還在想:「你看吧,李安,你的機會就是這樣丟掉的。」就在我我離開中影三年後,快無法承受一再的挫折打算要改行的李安,終於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電影《推手》,接著他又拍了《喜宴》。當《喜宴》在柏林影展得了大獎,李安在電視上接受記者訪問時,我正在餐廳吃麵。我聽到他說要謝謝我和王獻箎,我頓時百感交集,差點哭了出來,是有點委屈和心酸吧。

李安教會我的兩件事情。第一,這個世界沒有你,所有事情還是會完成。第二,機會雖然要好好把握,但匆忙上陣,機會也許變成陷阱。離開電影工作後,我也放慢生活和工作的步調,不再那麼慌張和匆忙,滿腦子只想要成功,凡事也不再以自己為中心,也不再恐懼自己失去了對別人的重要性。在那段漫長的沉潛低調的歲月中,我寫了許多給兒童和青少年們閱讀的小說和散文,用另一種方式和這個社會溝通,我忽然感覺自己的力量比電影時代強大多了。

本文摘自《有些事,這些年我才懂》,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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