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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古斯塔夫.亞努赫

約莫是一九二○年三月底的某一天,父親在晚餐時跟我說,要我明天早上到他的辦公室一趟。

「我知道你經常翹課到市立圖書館去,」他說:「這麼辦吧,明天早上來找我。穿整齊一點。我們要去拜訪一個人。」

我問他我們要去哪裡。我的好奇心似乎讓他覺得很有趣,不過他沒有回答我。

「不要多問,」他說:「別那麼好奇,你會有意外驚喜的。」

第二天晌午,我到他在「勞工意外保險局」四樓的辦公室,他從頭到腳仔細地打量我一番,拉開辦公桌中間的抽屜,抽出一份上頭標題寫著「古斯塔夫」的綠色卷宗,放在他跟前,對我端詳了很久。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說:「你站在那裡做什麼?坐下。」他有點促狹地瞇起眼睛,看著我緊張的表情。「別怕,我不是要教訓你,」他顏色和霽地說。「我會像朋友對朋友說話一樣跟你聊聊。別把我當作你父親,好好聽我說。你在寫詩是嗎?」他凝視著我,一副要跟我算帳似的。

「你怎麼知道的?」我結結巴巴。「你是怎麼發現的?」

「那還不簡單,」父親說:「每個月電費驚人,我查了一下用電量增加的原因,注意到你房間裡的燈總是開到深夜。我想知道你在搞什麼鬼,於是留心注意。我知道你不停地埋首寫字,總是把寫好的東西撕掉,或是忸怩地藏在小鋼琴裡。有一天早上你上學去,我就把那些東西找出來瞧瞧。」

「然後呢?」我吞了吞口水。

「沒事,」父親說:「我找到一本黑色筆記,上頭的標題寫著『經驗之書』(Buch der Erfahrungen)。我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想那可能是你的日記,就把它擱在一旁。我不想搶走你的靈魂。」

「可是你讀了那些詩。」

「我是看了沒錯。那些詩收在一個黑色的卷宗裡,上頭寫著『美之書』(Buch der Schönheit)。很多詩我都看不懂在寫什麼。有些詩呢,我只能說很無聊。」

「你怎麼可以看我的詩?」

那時候我才十七歲,只要有人碰我一下,我都會覺得受到極大的侮辱。

「我為什麼不能看?我為什麼不能認識一下你的作品?有些詩我還滿喜歡的。我很想聽聽行家的專業判斷,於是用速記法抄了下來,到辦公室用打字機謄打。」

「你抄了哪幾首?」

「所有詩我都抄下來了,」父親回答。「不只是我看得懂的,我才覺得有價值。我要讓人評斷的不是我的品味,而是你的作品,所以我把全部的詩都抄下來,拿去給卡夫卡博士品評一番。」

「誰是卡夫卡博士?你從來沒有提過他。」

「他是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的好朋友,」父親解釋說:「布羅德的書《提赫.布拉厄的救贖之路》就是題獻給他的。」

「他就是《蛻變》的作者嘛!」我大聲驚呼。「很精采的短篇小說!你認識他嗎?」

父親點頭稱是。

「他在我們的法務部工作。」

「他對我的東西有什麼評語?」

「他讚不絕口。我原本以為他只是講客套話。但是他請我介紹你們認識。所以我跟他說你今天會來。」

「原來你說要拜訪的人就是他。」

「沒錯,我們就是要拜訪他,你這個塗鴉詩人。」

父親帶我到三樓,走進一間寬敞且擺設整齊的辦公室。

一個高瘦頎長的人站在兩張併排的辦公桌後面,他烏黑的頭髮向後梳,鼻子很挺,特別瘦削狹窄的前額下有著一雙讓人驚豔的藍灰色眼睛,嘴脣則浮漾著悲喜交集的微笑。

「這位一定就是那個詩人了,」他沒打招呼就對父親說。

「是啊,就是他,」我父親說。

卡夫卡博士和我握手致意。

「在我面前,您不必不好意思。我的電費也很高。」

他爽朗地大笑,我的羞怯頓時消失無蹤。

「原來他就是那隻神祕的臭蟲薩姆沙(Samsa)的作者,」我喃喃自語,看到眼前站著的是一個單純而有禮貌的人,我有點失望。

「您的詩裡還有許多雜音,」法蘭茲.卡夫卡說。父親讓我們兩個獨自待在辦公室裡。「那是青春期的副現象,表示生命力的過剩。不過就連這些噪音也很美,雖然它和藝術無關。反過來說,噪音會干擾表現。話說回來,我不是批評家。我沒辦法一下子變成某個東西,接著又變回我自己,精確地測量兩者的距離。就像我剛才說的,我不是批評家。我只是個受審者和觀眾。」

「也是個法官?」我問道。

卡夫卡尷尬地笑了笑。

「我的確也是個法庭職員沒錯,不過我不認識什麼法官。也許我只是個非常卑微的法庭臨時職員。我沒有確定的職位。」卡夫卡大笑。我也跟著笑,雖然我不明白他說什麼。

「苦難是唯一確定的東西,」他神情認真地說。「您都在什麼時候寫作?」

我沒有想到他會這麼問,於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晚上,在深夜裡。白天很少寫作。我在白天寫不出東西來。」

「白晝是威力強大的魔法。」

「光線、工廠、房屋、對街的窗戶,這些都會干擾我。不過主要還是光線的問題。光線會讓我無法專注。」

「或許它會讓人忘記內心的陰暗面。人們沉醉在光線裡,倒也不是什麼壞事。如果沒有這些惱人的失眠夜晚,我或許根本不會提筆寫作。但是那些夜晚一再讓我想起自己闃暗的孤寂。」

「他自己不會就是《蛻變》裡那隻不幸的臭蟲吧?」我不禁心想。

父親打開門走了進來,我如釋重負。

在濃黑的雙眉底下,卡夫卡有一對灰色的大眼睛。曬成褐色的臉龐灼灼清鑠。卡夫卡的臉總是在訴說著什麼。

只要可以用臉部的肌肉去代替話語,他總會那麼做。一個微笑、一個蹙眉,皺起狹窄的前額、嘟嘴抿脣,這些動作代替了千言萬語。

卡夫卡喜歡比手畫腳,正因為如此,他不會濫用它們。他的手勢不是附屬於對話的話語重複,而是獨立的動作語言,是一種獨立的媒介,那絕不是被動的反射動作,而是有目的的意志表現。

「卡夫卡很喜歡你,」我跟父親說:「你們到底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在辦公室認識的,」父親回答。「在我畫了那張卡片檢索櫃的設計圖以後,我們才走得比較近。卡夫卡很喜歡我設計的樣式。於是我們聊了開來,他說下班以後,他都在卡洛林塔區(Karolinenthal)佩德布拉街(Paděbragasse)的木匠柯恩侯伊瑟(Kornhäuser)那裡『上課』。從那時候起,我們開始閒話家常。後來我就把你的詩拿給他看,所以啦,我們就成了熟人。」

「為什麼不是朋友呢?」

父親搖搖頭。

「他太內向了,總是習慣息交絕游。」

卡夫卡:詩人是脆弱的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寫了一首十四行詩,被路德維希.溫德(Ludwig Winder)採用,刊登在《波希米亞報》(Bohemia)的週日副刊上。

卡夫卡趁著這個機會對我說:「你形容詩人是個神奇的巨人,腳踩著地上,而頭部隱沒在雲端。那是販夫走卒習慣的想像框架裡常見的意象,是深藏在心裡的願望的幻想,和現實世界大異其趣。其實,詩人比社會一般人要渺小而脆弱得多。正因為如此,他對人世間的坎坷感受比其他人要來得鮮明強烈。對他來說,他的詩歌只是一個吶喊。在藝術家眼裡,藝術是個苦難,藉此他得以擺脫更多的苦難。他不是什麼巨人,而只是一隻顏色還算漂亮的鳥,困在自己生命的牢籠裡。」

「你也是嗎?」我問道。

「我是一隻怪鳥,」卡夫卡說。「我是一隻寒鴉(kavka)。泰因霍夫(Teinhof)那裡有個煤炭商,他就有一隻,你見過嗎?」

「有啊,牠總是在店門口飛來飛去。」

「沒錯,我的親戚都混得比我好。固然,牠的翅膀被剪了一段。對我來說,則根本無此必要,因為我的翅膀早就萎縮了。因此在我眼裡,沒有所謂高度和距離這種東西。我在人群中茫然地來回跳跳蹦蹦,他們滿臉狐疑地打量著我。我的確是一隻危險的鳥,一個小偷,一隻寒鴉。但那只是假象。其實我對閃閃發光的東西已經沒什麼感覺了。正因為如此,我根本沒有光可鑑人的黑羽毛。我就像煙灰一樣黯淡。我是一隻渴望躲在石縫裡的寒鴉。不過那只是個玩笑話,好讓你沒有注意到我今天有多麼低潮。」

我不記得到辦公室去看過卡夫卡多少次。但是有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我總會在下班前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抵達勞工意外保險局的辦公室,當我打開門時,他的身影映入眼簾。

他坐在辦公桌後面,頭往後靠,兩腳伸直,雙手攤放在桌面上。他的姿態有點像費拉(Filla)的畫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讀者》(Dostojewskijs Leser)。費拉的畫和卡夫卡的身影頗為相似。但那只是外表。在相似的形貌背後,其內心世界可以說南轅北轍。

費拉畫裡的讀者震懾於某種東西,但是卡夫卡的身影則顯得泰然自若,表現出一副成竹在胸的全神專注。薄脣露出一抹淺笑,與其說是幸福的表情,不如說是一種遙遠而陌生的喜悅散發出的動人光華。他的眼睛總是由下往上注視著人們。卡夫卡的姿勢非常奇怪,彷彿在為了自己高瘦的身材深表歉意。他的整個樣子好像是在說:「不好意思,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人,如果你能對我視而不見,我會很開心的。」

他說話的聲音像是微弱而沙啞的男中音,音調出奇地悅耳,儘管並不特別宏亮高亢。無論是他的聲音、表情或眼神,處處透顯出體諒和慈愛的靜謐。

他德語和捷克語並用,不過德語說得多一些。他的德語有一種很重的口音,有點像是捷克人的德語,卻不全然相仿。他說話時的澀訥,是因為他總是字斟句酌,追求精確。那是由於他主動的個人特質,而不是被動的團體特徵。

他說話的樣子就像他的雙手一樣。

他有一雙蒲扇似的大手,手掌很寬,細長的手指,扁平的指甲,指骨和關節突起,線條卻很柔和。

每當我回憶卡夫卡的聲音、他的微笑和他的雙手,總會想起父親的話。他說:「懾人的力量,揉合著戒慎恐懼的纖細;那種力量,越是細微的地方,越是難能可貴。」

和卡夫卡初遇後大約過了三個禮拜,我總算有機會和他一起散步。

在辦公室裡,他告訴我約莫四點鐘在舊城廣場上的胡斯紀念碑那裡等他,他要把我借給他的一本詩作還給我。

我依約準時抵達,但是卡夫卡遲到了快一個鐘頭。

他一臉歉意地說:「我一直沒辦法遵守約定,老是遲到。我很想掌握時間,誠心誠意地想要遵守未來的約定,可是無論是環境或身體的原因,總是讓我事與願違,暴露出我的弱點。那或許也就是我的病灶吧。」

我們沿著舊城廣場散步。

卡夫卡說,我的一些詩其實可以發表了。他想拿給奧托.皮克(Otto Pick)看看。

「我跟他提過這件事,」他說。

我請求他不要發表那些詩。

卡夫卡停下腳步。

「你寫這些東西不是為了要發表嗎?」

「不,那些只是試作,很謙卑的嘗試,我只是想證明自己沒那麼笨。」

我們繼續往前走。卡夫卡指了指前面說,那是他父母親的商店和住家。

「啊,你們家真有錢,」我說。

卡夫卡撇著嘴。

「何謂財富呢?對某些人來說,有一件襯衫就已經很富有了。對另一些人而言,就算擁有千萬家產,他也覺得很窮。財富是相對的東西,而且永遠無法讓人滿足。基本上,它只是個特殊情況。財富意味著對事物的依賴,也就是人們所擁有的東西,而且必須透過擁有更多東西,新的依賴,才能防止財富消失。那只是一種物質化的不安全感罷了。不過這些都是屬於我父母親的,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和卡夫卡的散步是這樣子結束的:

我們兜了一個大圈子,回到金斯基宮,從一家門口掛著「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招牌的商店裡,走出一個高大魁梧的男子,穿著深色外套,戴著很別致的帽子。他走到我們跟前五步的地方迎接我們。我們向前走了三步,那個男子朗聲說:「法蘭茲,回家吧。外頭太潮濕了。」

卡夫卡怪裡怪氣地低聲說:「那是我父親,他老是擔心我。愛經常戴著威權的面具。再見了,有空的話,記得來看我。」

我點點頭。卡夫卡沒有和我握手就轉身離去。

幾天後,我依約在下午五點左右到他父母親的商店門口等他。我們原本約好要到城堡區散步。但是卡夫卡身體不舒服。他呼吸困難。於是我們只是越過舊城廣場,經過卡芬街裡的尼古拉教堂,到小環路上的市政廳繞一繞,駐足在卡爾夫書店的櫥窗前。我低著頭,左右側著肩膀,辨識書背上的書名。卡夫卡不覺莞爾。「原來你也是看到書就搖頭晃腦的書癡啊。」

「是啊,沒錯。我想沒有書我就活不下去吧。對我來說,書就是整個世界。」

卡夫卡眉頭深鎖。

「這就不對了。書不能取代世界。那是不可能的。在生活裡,一切都有它的意義和使命,那是不能被其他東西完全取代的。好比說,你沒辦法從別人那裡掌握生命的體驗。世界和書亦然。人們想要把生命當作籠中的鳴禽一樣關在書本裡。但那是行不通的。而且正好相反,人類只是用書本的抽象觀念給自己蓋了一只體系的牢籠。」

話畢他哈哈大笑,接著悶聲咳個不停。發作過後,他好不容易擠出一絲微笑說:「我說的是真話。你剛才都聽到也看到了。別人用打噴嚏證實他們所言不虛,我則是用我的肺證實我說的話。」我聽了有些不安。為了掩飾我的尷尬,我問他說:「你不會是著涼了吧?是不是發燒了?」

卡夫卡疲憊地笑一笑:「沒有……我總是覺得不夠暖。所以我一直在燃燒──因為寒冷。」

他用手帕揩去額頭上的汗。紋路深陷的嘴角連著抿成一線的薄脣,臉色蠟黃。

他跟我握手說:「再見。」

我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卡夫卡接到郵局寄來的短篇小說《在流放地》的校樣時,我剛好到辦公室找他。

他打開灰色的紙袋,不知道裡頭裝的是什麼。他翻開一本暗綠色封面的書,才曉得那是他的書,頓時顯得很尷尬。他打開抽屜,看了我一眼,又把抽屜關上,把書遞給我。

「你一定很想看看這本書吧。」

我微笑不語,翻開書,隨意瀏覽一下排版和紙張,就把書還給他,因為我感覺到他的侷促不安。

「書印得很漂亮啊,」我說:「真不愧是著名的德魯古林出版社的作品。你應該很滿意吧,先生。」

「喔,其實不是很喜歡呢。」卡夫卡說,不經意地把書塞到抽屜裡,把抽屜關上。

「出版自己塗鴉的作品總是讓我很不安。」

「那你為什麼要讓它出版呢?」

「就是說啊!布羅德、威爾屈總是把我寫的東西搶走,沒跟我說一聲就和出版社簽好約。我不想讓他們難堪,就這樣,原本只是個人的札記或是戲作,到頭來都出版了。我的人性弱點的個人見證,都印成了書,甚至到處販售,因為以布羅德為首的朋友們滿腦子想要把它變成文學,而我又無力銷毀我的孤獨的證據。」

過了一會兒,他換另一種語調說:「我剛才說的當然有點誇張,對我的朋友們不是很厚道。其實我自己也很恬不為恥地協助他們出版這些東西。為了替我的弱點開脫,我讓我的環境深溝高壘,比它實際的狀況還來得堅固。那當然是個謊言。我自己就是個律師。為此我總是和邪惡脫不了干係。」

※ 本文摘自《與卡夫卡對話》,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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