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恩.布魯瑪

偶爾會有人跟我說:「你寫的東西真是包羅萬象。」我不覺得這話有貶意,我當成是讚美。不過坦白說,和深入鑽研幾個特定主題相比,我書寫這麼多不同的題材,並非有什麼過人之處。我想我之所以會寫這麼多不同的議題,大概是因為生性好奇,又很容易覺得無聊的緣故。

我雖然興趣廣泛,但就像狗總愛回到牠最喜歡的樹旁打轉,我寫作也不離那幾個我最掛念的主題。(德國人稱我這種什麼事都沾上點邊的人做 Pinkler,意思是到處撒尿的野狗;這字就沒有褒獎的意思了。)在此,也無須深究我為何特別掛念某些特定主題,因為這樣分析下去,很容易陷入個人的思緒,也就無法表達我想說的事情了。

不過我的個人興趣確實形塑了這本文集的樣貌。首先,我一直想了解人類為什麼會有殘暴的行為。許多動物以其他動物為食,有些甚至會出於競爭而獵食自己的同類;但只有人類會做出極端、甚或不經大腦思考的暴力行為,有時只是為了滿足變態的快感。

我之所以會對這問題感興趣,部分是因為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害怕暴力。我試著為這些乍看之下不合理的行為找到合理的解釋;或許沒什麼道理可言,但這是我面對恐懼的方式。有些人選擇忽略這種恐懼,我卻正好相反:就像在紐約地鐵瞥見一隻胖老鼠在軌道上跑來跑去,我的目光卻離不開這恐怖的一幕。

這也適用於其他形式的恐懼。結論是,恐懼往往離不開著迷。我不相信有人天生是魔鬼。人會做出邪惡的事,往往是出於堅信自己做的是對的事。一九四三年,時任德國希特勒親衛隊(Schutzstaffel, SS)最高統帥的海利希.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在今日波蘭境內的波森(Posen)告訴親衛隊階將領,「基於對我們同胞的熱愛」,「終結」猶太民族是必要的任務。他應該是真心作如此想。雖說當時希姆勒正醉心於權力遊戲,但他並不是個一心只想做惡的惡人;希姆勒不是撒旦,他只是個有能力讓瘋狂的謀殺幻想實現的討厭鬼。他手下有無數人供他差遣,這些人或許是出於服從,或許是因為嗜血成性而去執行他的計畫。我相信在這些劊子手中,有些人要是換個情境,也就只是個連隻蒼蠅都不願傷害的普通人。

二次大戰結束後五年,我在荷蘭出生。二戰期間,荷蘭被納粹德國占領,父親被迫在德國工廠工作,母親則是猶太人。這樣的成長背景,讓我在評論戰爭是非時,很自然地覺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我生在正義的一方;德國人都是邪惡的。只是,許多非德國人在德軍占領期間自願成為納粹共犯,不久之後,這個不爭的事實開始浮上檯面,正義和邪惡之間的界線也跟著模糊了。

我們這一輩在戰爭陰影之下長大的人,常耽溺於思索自己在極端壓力之下,究竟會做出什麼事。譬如說,我有那個膽子冒生命危險加入反抗軍嗎?受到嚴刑拷打時,我可以守住祕密嗎?我沒有辦法回答。不過,我對另一個恐怖的問題更有興趣:在某些情境之下,我會不會做出同樣的暴行?這問題也一樣很難回答。

一九三○年代的德國人,像這樣擁有高度文明、受過高等教育的民族,為什麼會受一個謀殺者煽動,陷自己於道德蕩然無存的深淵?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心中揮之不去。但我明白,那些追隨希特勒的德國人並非特殊個案;這世上沒有永遠的壞人,也沒有永遠的好人。有人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邪惡的納粹,只等著適當時機爆發;我也不贊同這種憤世嫉俗的看法。但我相信,若賦予人操控他人的生殺大權,許多人會濫用這樣的權力;無限上綱的權力在披上了崇高的道德外衣之後,必會導致殘忍的行為。

藝術可以轉化我們對權力、殘酷、死亡的恐懼和著迷,本文集的書名即源於此。這並不是說所有偉大的藝術或戲劇都和這些負面的主題相關,但我讓最感興趣的,是藝術和戲劇揭露了我們所謂的文明行為,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下,經常有其他動機。我猜這大概是為什麼我對一九二○年代的德國藝術情有獨鍾。那個年代中,我最喜歡的藝術家,像是馬克斯.貝克曼(Max Beckmann)、喬治.葛羅斯(George Grosz)、恩斯特.路德維希.克希那(Ernst Ludwig Kirchner),都曾親眼目睹一次大戰的壕溝和戰地醫院,以及受盡戰火摧殘的柏林,那裡充斥著貧窮、犯罪,道德已然崩壞。這些藝術家見證了人類處境的深淵,從中開出藝術的花朵。

德國的戰爭同盟──日本,則犯下了二十世紀的滔天大罪。有許多不同的理論試圖解釋日本的行為,把日本在國境外道德淪喪的表現歸咎於「武士道精神」、不受基督教原罪觀念羈絆的「東方式殘忍」、極度封閉的心態。不過,這些說法都讓我難以信服。日本軍隊在中國等亞洲國家展現的殘暴行為有其特殊的環境背景;我並不是在為日本軍隊開脫,而是認為這些因素值得深入探討。

我在一九七○年代的東京住了六年,不過這個決定和戰爭本身沒什麼關係。大學時的我沒什麼方向,選了中文和中國史,兩個我一無所知的科目。我心裡盤算著這兩個科目不但可以讓我了解異國風情,學會了中文,以後也可以派上用場。不過七○年代初期,中國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可以在中國自由旅行的美夢幻滅,我學的中文看來無用武之地。

在學習中文的同時,我也接觸愈來愈多的日本電影,在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看了許多現代日本劇場。那時的我正年輕,想要出去闖一闖,日本似乎是比中國更好的選項。於是,我申請了一所日本電影學校的獎學金,攻讀電影,而這所學校附屬東京一所大學的藝術系。

說到日本,一般外國人最感興趣的是武術或禪宗。這些對我都沒什麼吸引力。最讓我著迷的是日本現代及傳統的電影、戲劇、文學,都流露著德國威瑪時期的風格,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似乎對用藝術來揭露文明行為背後的黑暗動機有特殊偏好。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嚴格的禮教守則,這似乎可以解釋這樣的藝術偏好。這些禮教守則旨在減少人際衝突,以及人類的動物本能所帶來的風險。當人愈是感到這樣的束縛時,就愈傾向於用藝術轉化這樣的束縛感。日本藝術家、作家和戲劇家對於性和死亡,可以說進行了最為前衛的探索。我認為這種藝術表現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東方殘酷情懷,而是基本人性。

我在日本只待了六年。我不想要當個「亞洲通」,成天向歐美讀者介紹連他們都沒聽過的亞洲國家的禮俗。好奇心以及容易無聊的個性,讓我繼續闖蕩了香港、倫敦、柏林,最後,我落腳紐約。

本書其他的主題則來自我的個人興趣。閱讀、寫評論的確很有趣,但是,我從美國作家、導演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那裡學到,讚美比批評更難寫,卻更經得起歲月的洗禮。這本書集結了我所著迷的各種事物。我非常感謝麥可.夏(Michael Shae)為本書所做的編輯工作。本書所有的文章原先刊載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其編輯羅伯特.斯爾文(Robert Silvers)一直是我寫作生涯的指導。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讓讀者認識一些我所欣賞的藝術家、導演、讓我著迷不已的題材,也了解一些關於我的好事與壞事。

※ 本文摘自《殘酷劇場》作者序,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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