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稱「農夫畫家」，梵谷畫出這群在生存邊緣掙扎的人

文／張志龍

「愛情給我的啟示好比福音書。『沒有一個女人是老的。』這句話並不意味著天下沒有老邁的女人，然而一個女人，只要她愛人而且被愛便不算老。」

這是二十歲的文生‧梵谷初到倫敦旅居時寫給弟弟西奧‧梵谷的一段話。顯然，文生墜入了情網，浪漫的情愫打開前所未有的感官知覺。

文生的名字取自同名的祖父，他是一名牧師。而文生的父親西奧多勒斯‧梵谷，承襲梵谷祖父的基因，終身擔任牧師。另一位同樣嫁給梵谷家族裡經營繪畫和美術材料生意的叔叔，他的名字也是文生。

第一個職業：畫廊經紀

叔叔的生意很成功，是歐洲最大的谷披爾畫廊的合夥人，總部設在巴黎，倫敦、柏林、維也納和紐約都設有分公司，而海牙和布魯塞爾的子公司則由文生叔叔親自成立。

谷披爾的事業發達以後，文生叔叔的健康卻走下坡。因為膝下無嗣，他有意栽培同名的姪子接班。

到了異鄉，文生賃居在洛伊爾母女家裡，她們來自法國南部。不久，他喜歡上房東的女兒務珍妮‧洛伊爾。在寫給弟弟的信上，他表達對女人角色的憧憬，無非是出自對務珍妮的情懷。然而，當文生向她求婚時，務珍妮竟表明已私訂婚約，未婚夫是前任房客，威爾斯人。

這時，文生不僅在感情受挫，在工作上也面臨理想與現實的掙扎。此後一年多的時間，他數度往返於巴黎和倫敦之間。最後，1876 年 3 月，文生決定離開任職六年的畫廊工作。

終生都想成為傳道士

一個月後，文生跑到英格蘭東南部蘭茲吉特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蘭茲吉特位於英吉利海峽邊，是許多水手和商人往返英格蘭和歐陸的港口城市，相當的國際化。文生憑著能操荷、英、法、德語的優勢，積極覓尋傳教士的職務。

二十三歲的文生之所以能通曉多國語言，除了生活不離閱讀，極為好學以外，也與他的成長環境有關。

荷蘭語原本就是日耳曼語系的分支，德、荷兩語的近似度高，德語的學習相對容易；至於法語，則是當時荷蘭中上層家庭的時尚，是社交場合很受歡迎的語言；而遍設於歐洲的谷披爾畫廊，更是提供他操練這些語言的絕佳平臺。

儘管他的條件優越，但工作機會始終沒有降臨，連正職教師的缺也沒有。代課老師的報酬只有住宿和食物津貼，沒有分文薪資，他很快就把之前的積蓄用罄。想去倫敦的時候，只得徒步遠行。

在親人安排下，文生在書店工作了幾個月，感到索然無味，他決定考大學，以取得傳教士的資格。

他苦讀好幾個月，速學希臘文和拉丁文，但沒能考取。後來，他進入一所教會所屬的短期學校。三個月後，因不善即席演說，只能生硬背誦，考試再度敗北。

然而，教會一位資深牧師彼得森，有感於他對上帝的虔誠和傳播福音的渴望，派遣他到比利時南部礦區的華斯美村傳教。初期的生活費得由父親支付，待試用期滿，獲得正式任命，教會才會給薪。

當他來到華斯美，映入眼簾淨是貧窮殘破的景象，他寫道：「泰半的礦工因熱病而變得蒼白細瘦，他們總是疲倦衰弱，滄桑老邁，婦女全都憔悴凋萎。礦坑周圍是窮礦工的陋屋、幾株被黑煙熏黑的枯樹、散落的荊棘叢籬、堆肥、垃圾場和廢煤渣堆積的小丘。」

文生沒有因此退卻，反而深入當地了解底層生活，探視貧苦生病的人，還親身下到地底七百多公尺的煤坑，感受惡劣的工作環境。白天的時候，他利用徒剩四壁的托兒所幫孩童上課，晚上或假日則轉為傳播福音的場地。

文生發現礦村裡的人大多不識字，甚至不怎麼好相處。「他們對於企圖施加威勢在其身上的任何人，有一種天生牢固的恨意和死不信任的態度。跟燒木炭的人在一起，就應該有燒木炭人的性格和脾氣，不帶虛飾的驕傲和統馭，否則永遠處得不融洽，無法贏得他們的信任。」於是，他搬離教會安排的麵包烘焙師傅家──村子唯一的磚造民房，住進和當地人一樣的簡陋茅屋。他開放講道的場所，接納病患、孤兒等需要幫助的人。在礦災發生時，一起抬屍體，挖墳坑。

文生的慈悲善舉，溫暖了村民的心，好評也傳回教會，他因而獲得臨時聘用的資格，領取微薄的收入。但眼見礦區人們的生活實在太苦，文生就把薪水拿去買藥和食品，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麵包捐給更悲慘無依的人。他再也明白不過的現實是：如果不能讓村民活著、吃飽、穿暖，「福音」是怎麼也傳不進他們的心裡面。

六個月試用期滿，教會派人來視察。結果，他們看到所謂的「教堂」淪為貧民窟，禮拜儀式零亂不莊嚴；身為傳道士的文生，不修邊幅，衣著骯髒殘破，外表和當地居民無異，一副貧困潦倒的模樣。他們向教會報告，文生的行為嚴重污蔑聖靈，有辱教會神職人員的形象。

就這樣，一個全心全意追隨基督，效法基督，實踐基督精神的傳教士，遭到開除。

文生對教會的顢頇有深切的領悟，他曾說：「傳道者的情形和藝術家一樣，那是一所古老的學院，專橫可憎，累積著恐懼，裡頭的人穿戴偏見與醜陋的胸甲；那些人一居高位掌大權，便惡性循環的袒護黨羽，排斥別人。」

雖然他沒有完全否定自己的信仰，但情緒卻已陷入無底的深淵。

幾十天以後，徒具一只皮囊的文生，覺得總要一個答案吧，勉強打起精神，接連數個晝夜畫了幾張礦區的素描，作為遠行訪友的伴手禮。他穿著不成形的殘破衣裳，輾轉往北步行一百三十多公里，去見當初安排他到華斯美的彼得森牧師。

彼得森的女兒應聲開門時，為眼前狼狽落魄的「訪客」給嚇壞了，彼得森卻神態自若的接待，為他準備房間休息。隔天，牧師帶他參觀自己的畫室，交換彼此對藝術的看法。

彼得森對文生的處境了然於心，給他許多鼓勵。牧師在寫給文生父母的信中提到：「文生給我的印象是，他站在自己的理想之中。」

或許就是帶著這分肯定與鼓勵，他回到礦區華斯美附近的奎斯美斯（Cuesmes）租下一間畫室，把生活的重心投入畫畫。他自述：「在悲慘的黑暗深淵裡，漸漸恢復了精神氣力，我對自己說：我一定要站起來，撿起在絕望境地時丟棄一旁的鉛筆，從那一刻起，我有種事事都為我而變的感覺，我能隨心所欲用筆畫出更好的畫。」

除了礦區的人物景致，文生也經常遠行找新的素材。錢不夠，就用素描或肖像畫換取食物。有一回，想去拜訪一位仰慕的法國畫家，他長途跋涉一百多公里，跨越比、法邊境，到了畫家門口卻躊躇不前，沒有勇氣登門自我介紹，只在附近踱步徘徊，感受畫家筆下的鄉鎮氛圍和人物風情後，悵然歸返。

崎嶇的愛情道路上

1880 年 10 月，文生在礦區快待滿兩年之際，弟弟西奧安排他到布魯塞爾跟隨一位畫家習畫。畫家隨即轉介他進入皇家美術學院，學習基礎的人體結構、素描、透視法等初級課程。但文生並不習慣學院的正規制度與生態，學了半年就中輟，回到父母家裡。

1881 年初夏，剛成為寡婦的表姊凱伊，帶著八歲的兒子到梵谷家作客。但文生一如往常外出寫生，但現在有了伴，兩人無所不聊，二十八歲的文生滿心歡喜抓住長久以來最幸福的夏天，他重新領略生命的可貴。他小心翼翼維護這份感情，即便對最親的弟弟也守口如瓶，畢竟凱伊和自己是表姊弟的近親關係，任誰聽了都會覺得有違倫常吧！

「一開始我便覺得，除非我毫無保留、全心全意徹底獻身於這份愛情，否則便沒有什麼機會；我的希望還是很渺茫，我的希望是小是大，對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的意思是，當我戀愛時，我應該考慮這個嗎？不，不計較；一個人戀愛，因為他喜歡。所以，我們保持頭腦的清醒，不使雲霧罩頂，不隱藏我們的感情，也不掩熄火與光；只是簡單的說：上帝，我戀愛了！」

某天，他覺得非她莫屬了，向她表白。凱伊驚恐莫名，堅決回答：「不，決不，決不！」之後就立即離開梵谷家，回到阿姆斯特丹。

文生覺得猶如被判死刑，卻仍不死心，不斷寫信給凱伊，但毫無回音。文生不放棄，向弟弟借了錢，追到她阿姆斯特丹的家，她的父親──文生的姨丈，荷蘭著名的神學家──說凱伊不願意見他。

倔強的文生竟將手放進燈燭的火焰中，說道：「看我的手能在火焰中放多久，就讓我見她多久吧！」

旁人趕緊將燈火捻熄，慌亂中，姨丈咆哮：「你再也看不到她了。」文生負氣離家出走，到海牙投靠表姊夫莫夫學畫。

一個月後，在孤獨的洋流之中，文生遇見了一個同樣遭到遺棄的女人──席恩。席恩是一名懷孕在身、流落街頭的妓女，她的男人早已不知去向，身邊還有個女兒一起住。

文生雇她當模特兒，但沒錢付工資，商議接她回家安頓，作為回報。兩人的相遇，成為彼此的浮木。大他三歲的席恩，雖然才三十二歲，已飽歷風霜，身上有痘瘡，沒有男人想望的姿色。她經常出入救濟所取飲湯食，稍有餘裕便抽菸酗酒。相對於二十九歲的文生，本應是意氣風發的青年，但一路踉蹌走來，已狀似四十歲滄桑的流浪漢，沒有收入，靠弟弟西奧的接濟度日，全身的衣服也多是撿弟弟的，穿到破爛無法縫補為止。

文生寫給西奧的信提到：「我只熟悉一件事，素描；而她只有一個日常工作，擺姿勢。她知道貧窮的滋味，我也知道。貧窮有好處也有壞處，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冒這個險。漁夫曉得海洋的危險和暴風雨的恐怖，但他們從來不因此而待在岸上。」

文生的《悲傷》，雖是以席恩為模特兒的素描，但有版畫刻痕的永恆印記。她苦悶彎著腰，乾瘦的乳房緊挨著微凸懷孕的腹部，可以想見未來出生的嬰兒也會面臨饑餓的窘境。儘管她一貧如洗，草木同感傷悲，但有棱有角的頭、穿透著一股蒼勁感的腿、如岩石裂紋般的身體皺摺，暗示堅毅的韌性，具備伺機再起的力量。畫的底端，寫著標題《悲傷》，以及一行摘自法國史學家儒勒．米什來的一段話：「一個女人怎麼會落到孤單遺棄的境地？」他畫的是席恩，也是自己。

然而，這份關係不僅不被祝福，還遭到所有親友的反對。

年底，文生搬到父親的新教區努能，與父母同住。雖然他年滿三十，沒能成家獨立門戶，但父母仍很開心兒子回到身邊。

父母家隔壁，住著貝格曼一家人，家產頗豐。同為牧師的男主人已經去世，留下母女六人，女兒們都未出嫁，最小的女兒瑪歌，已經三十八歲。當鎮上的人，對一天到晚到處畫風景畫農民工人，但無正業的文生指指點點時，瑪歌卻欣賞這個誠摯而熱情的畫家，也為他的善良孝心所感動，兩人開始往來。無論他走到多偏僻的田野勘察，到多遠的地方畫畫，她都陪著他。

她承認這是她人生的第一場戀愛，而他覺得相見恨晚，若早十年認識她，他的人生必定截然不同。

當文生正式向她母親提出與瑪歌結婚的請求時，母親沒表示什麼，但身旁所有的姊姊群起反對，原因不外乎嫌他不務正業，一天到晚畫畫，但作品賣不出去，無力賺錢養家；不屑他曾與妓女同居的醜聞，簡直有辱同為牧師出身的背景；但真正極力反對的理由，恐怕是出於嫉妒── 年紀最輕的妹妹竟最早出嫁！儘管瑪歌都快四十歲了。

瑪歌無力掙脫家族的枷鎖，卻又自覺青春已逝，恨不得能與心愛的人偕老。某天，與文生出外作畫的途中，她悄悄服毒自殺。她發作倒下的時候，兩人在荒遠的田野，文生急抱她回家，經過醫生急救診斷後，認為除了身體的傷害以外，精神也受到很大的刺激，需要安靜療養一段時間。

事情演變至此，瑪歌的家人歸罪於文生，兩人的關係更不可能繼續。從此，文生的愛情畫上永久的休止符。

一生寄情於繪畫

回首十多年來的顛簸歲月，文生一再被隔離、排除在外：商業社會的運作不適合他，教會道貌岸然的體制排斥他，愛人與被愛都遭到當事人或旁人的阻絕，即使是他熱愛的繪畫，也沒有獲得肯定。然而，他對繪畫還有熱情，他知道自己能畫，儘管沒有銷路而飽受飢貧落魄之苦，任人嘲笑冷落，身心飽受煎熬。

但他堅信天無絕人之路，以熱情燃燒豐沛的勇氣與毅力，咬牙持續創作。在三十歲生日時，他寫下感慨：「一個人並不期待從生命中得到一些他早知它無法給予的東西；他始而愈發看清生命只不過是播種時期，收穫季節不在這兒。也許那就是一個人有時不在乎世俗意見的緣故。」

在繪畫的世界裡，文生並不全然的孤獨。他鍾愛入畫的主題，包括：農夫、織工、礦工、鄉野等，一切都呈現最原始、最底層、最淳樸、毫不浮誇、全無虛矯身段的自然生活感，身處於這樣的環境，他特別感到輕鬆自在。

文生定位自己為「農夫畫家」，這或許和他在礦區的日子有關。當教會解除他的職務後，他仍待在附近，畫當地的人，進而覺得與他們心靈相通。他對於那些畫出優雅脫俗的鄉間生活情調感到不以為然，認為那是城市人休閒取向的附庸風雅罷了。他寫道：「我發現礦工和織布工的族群與其他工人或技匠有所不同，我和他們有出身同族的親切感，如果有一天，我能夠把這種鮮為人知的族類畫出來，公諸於世，那是件多麼幸運的事？」

文生並非依據現實觀察描繪出動物般的長相，他要畫出這群在生存邊緣掙扎的人，對階層體制毫無反抗能力的人，他們像牛一樣馱著犁耕田，像馬一樣拉著車，像驢子一樣載著貨物，他們過著境遇悲慘的生活，但比獸畜好的是可以用馬鈴薯餵飽自己。

而文生呢？他的工作時間很長，經常凌晨四點前就背著畫架出門，以便安靜的作畫而不受調皮小孩的干擾。無論在外或在父母家後院廢棄庫房改成的畫室裡工作，他也儘量吃放得很久的乾麵包，避免寵壞自己，他刻意讓自己習慣最低的物質條件，也許哪天又陷於困境時，才不至於過度失落，能夠堅強不覺得苦的走下去。兩相對照，文生彷彿也屬於吃馬鈴薯人畫中的一分子，他藉著繪畫，自我救贖，用繪畫與他們的心靈溝串在一起。

如此獨特的詮釋，成為文生早期繪畫的鮮明特色。

※ 本文摘自《繁星巨浪：從卡拉瓦喬到畢卡索，大藝術家的作品和他們的故事》，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