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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婷惠

台灣讀者對唯‧蘇‧奈波爾(V.S. Naipaul)的名字應當不陌生,過去十幾年間,台灣翻譯了不少他的皇皇巨作,最近期為他的伊斯蘭國家行旅記事(《在信徒的國度(上)-伊斯蘭世界之旅》《在信徒的國度(下)-伊斯蘭世界之旅》《信仰之外:重返非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稍早幾年則是以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讓人見識到這位千里達的離散印度裔作家在回到祖父的原鄉時,所展現出對這「非家又是家」的國家的批判力道。除了這些行腳文學,台灣也早在新千禧年左右就已翻譯奈波爾諸多為人熟知的經典小說,如《大河灣》《浮生》《在自由的國度》《世間之路》《抵達之謎》,陸續也譯介了《神祕的推拿師》《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米格爾大街》等早期小說。

由於奈波爾的出生背景與千里達的前英國殖民地的歷史,讀者不難從他總是半自傳性質的小說中察覺出後殖民難題、學舌、文化衝突、身分認同等關鍵議題,詼諧與諷刺語調也標誌出他的文字風格。在譯介了奈波爾晚期的非小說之後,台灣又重新回到他一九六七年、正直壯年時期所寫的加勒比海小說《島上的旗幟》,並將之定調為諷刺喜劇。

這本小說選集收入十一個短篇故事及一篇與書題同名的中篇小說。一如奈波爾的其他作品,《島上的旗幟》不乏冷眼旁觀的敘事者帶著玩世態度與諷刺語氣素描身邊的人事物。但人生苦短,何必看酸文度日。奈波爾不是不懂這道理,我們不妨視這本小說集為介於通俗又不通俗之間的喜劇文本。

不若悲劇有著滌清讀者心靈的那種雄偉目標,喜劇往往被認為是誇大渲染、打諢插科,一笑而逝的胡鬧之作。實際上,喜劇反而是難以操作的文類,不只是嬉笑怒罵,高檔的喜劇其實是會心一笑,奠基在一種「心酸的浪漫」。而奈波爾顯然是操縱心酸的箇中高手。他以寫實的筆觸勾勒出小人物的故事,卻不是小人物狂想曲,而是小人物的日常即景。平凡的如你我都會有的經驗,例如在〈完美的房客〉裡,奈波爾描繪人際之間的算計,尤以房東與房客之間的層層角力,寫來生動有趣。

這篇故事的敘事者並未清楚交代自身族裔與來歷,只知他來自離英國很遠的熱帶家鄉,因為在他的家鄉太熱,不能喝健力士啤酒(Guinness)。原本他是房東太太寵愛的房客,但自從達金夫婦搬進來後,這對潔身自愛,鮮少有訪客、電話、整潔又從不發出噪音或飄出廚房氣味的模範房客使得敘事者頓時失寵,甚至有時變成房東太太的出氣桶。直到達金夫婦後來意外獲得大筆保險理賠金,開始大興土木,只差沒有夜夜笙歌,又加上親戚來訪,這對完美的房客立刻變成房東太太的眼中釘,而原先失寵的敘事者又重新得寵,又重新受邀至房東太太的起居室,喝雞尾酒看電視。在房東太太與達金夫婦雙方產生嫌隙之後,彼此暗地裡處處小動作找對方麻煩;房東太太希望達金夫婦能知難而退先行退租,後者卻不僅不退租,反倒越加刻意激怒房東太太。故事後半部即在描寫雙方的拉鋸戰,讀來令人發噱,好比讀者可以是達金一家的好友,聽他們惡整惡房東的趣事,也可以是房東一家的好友,聽他們修理惡房客的手段。但在這篇看似聽八卦娛樂小說的背後,仍舊可見奈波爾將階級問題穿插其中。雖未言明達金夫婦的社會地位,但中產階級的房東一家其實是瞧不起「那階層的人」,但一開始對於達金夫婦的模範行為,房東太太卻說「每個階層都有值得敬重的人」,直到最後鬧翻之後,房東先生終於說了:「你就只能給他們退租通知,反正從來沒真正喜歡過那階層的人。」人際間的算計與陰暗,莫甚如是。

選集裡的其他小說也多半是這類著重在心理層次上的轉折,可以說奈波爾描寫的是不分族裔的人性與七情六慾,只不過故事場景發生在千里達。例如在〈敵人〉這篇故事中,敘事者「我」一開場就說道:「我一直把這個女人,我的母親,看成敵人。我做的任何事她都一定會誤解,到最後我覺得她不只誤解我,還相當明顯地討厭我。我只是個孩子,但對她來說,我是多餘的人。」隨著故事開展,讀者一窺這個印度裔家庭的故事,原來敘事者的父母婚姻並不美滿,兩人多有歧異,而敘事者因為父親允諾的一盒蠟筆而放棄隨媽媽回娘家,導致母親的不諒解。爾後,父親去世,母子搬離鄉下,前往大城西班牙港,敘事者在西班牙港成長,見證了千里達當時的變化。也在此時,奈波爾詼諧地描繪現代性進入千里達的景況:「美國人把大筆資金投入千里達,英國人則大談殖民地的發展和福利。這些進步的可見跡象之一是茅坑的滅絕。」敘事者在隻手去撐住舊茅坑的牆時,手被壓斷,人暈了過去。醒來後,敘事者發現母親正在一旁眼中噙著淚水,敘事者說道:「那一刻,我多希望我是某個印度神祇,有兩百隻手,這樣就有兩百隻手可斷,好享受那樣的時刻,並且再看見我母親的眼淚。」

奈波爾往往在小說結尾留下令人震撼的餘韻,除了〈敵人〉,〈弔唁的人〉寫對逝者的思念,喪家對前來弔唁的人總是一再拿出那些記錄逝者生平的相簿,弔唁的人不捨阻斷那股思念之情,「不忍心說看過了」。或是在〈小綠和小黃〉裡,小綠和小黃是兩隻活潑的小鸚哥,而在牠們之前的小藍因病看似小命不保,被嫌棄地放在起居室角落無人聞問,誰知最後小綠和小黃反而在主人的過度關心下去世,存活下來的卻是小藍。小說最後,麻雀挖出埋在花園裡的不知是小綠或小黃的頭骨,而主人和敘事者雙雙看向如今住在小綠、小黃原先居住的籠子裡的小藍。不免叫讀者捏把冷汗,猜測小藍會不會是下一位在主人過度關愛下的另一位犧牲者。

除了描寫心理轉折絲絲入扣,奈波爾描繪人物形象也堪稱一絕,不少人物在他筆下被賦予獨特的動作或口吻,或誇張的衣著等等,許多角色幾乎躍然紙上。如〈我的姑媽金牙〉裡滿口金牙,只看剪影,很難分辨出是側面還是正面朝向前方的姑媽;或是〈聖誕故事〉裡那位印度裔卻努力證明自己是名虔誠基督徒,好獲得公職,卻一生不得志的校長;〈麵包師傅的故事〉裡那位西班牙港城內靠開麵包店致富的黑人,只能從後門進入自己的店鋪,卻可以神氣地走進銀行大門;〈夜班警衛的事件簿〉裡承受官僚長官拿著雞毛當令箭,必須清楚記下夜班每一筆流水帳的警衛,連客人「留下一兩個半空的瓶子」都得詳細敘明在交班紀錄本上。這些人物除了形象鮮明,帶給讀者閱讀小說的趣味之外,更讓讀者看到這些小人物在千里達受殖民主義與價值觀影響下,兩邊擺盪,或是為求生存而表現出的投機主義與背後的無奈。

選集中幾乎占掉一半篇幅的同名小說〈島嶼旗幟:為電視所寫的奇幻劇〉可謂壓軸之作,隨處可見各種殖民、脫殖、扺殖與移民、遺民、夷民的元素。諷刺英國殖民主義下在殖民地生根的官僚體制與美國向來自比為世界警察的老大哥姿態、熱帶島嶼上的跨國飯店代表希爾頓、充滿土著色彩的迎賓舞、一心嚮往回中國卻客死他鄉的中國移民馬禾,誰知在他死之後,太太不吝惜表現出她早會說英文的事實,而他的小孩在人行道上打板球。馬禾老守著的那些一張張過時的假瀑布、花鳥山石仕女的彩畫月曆圖,倒真的成了格格不入的過時月曆。小說中更不乏奈波爾的真知灼見,如島上一住民對美國大兵的敘事者說:「某些人看著黑人,就只看見黑。你看著窮人就只看見窮,你覺得他們唯一想要的是錢。你們全錯了,你知道嗎?」這般當頭棒喝也適用在尋找所謂「後殖民文本」的讀者身上,甚至是所謂的後殖民作家本身。一如觀光客在島上通常喜歡買本地知名作家的《我恨你》,副標題是尋找身分的男人;而這位作家也頗懂得利用島嶼作為利基,來向西方世界索取贊助,例如他以「後殖民時期的藝術家正處在尤為艱難的境遇中」來向基金會募款,而他所找來的那三位藝術家卻像是臨時成軍,不為藝術而為飽餐一頓才出席募款餐會。

或許更叫人心酸的是,奈波爾並非刻意描寫喜劇或是刻意諷刺,而是如實地表現出殖民地解殖前後的日常生活。對當代讀者而言荒謬的情節,也就是當時百姓的真實狀態。賈西亞‧馬奎斯曾言,「你的魔幻,我的寫實」,或許換成這本小說來看,也可依樣造句,你的喜劇,我的日常。這並非是以高高在位者的角度嘲笑千里達在經歷被殖民時期以及解殖後又加入大英國協的社會境況,而是嘗試去理解同樣作為島嶼,同樣經歷過被殖民時期,台灣社會是否也經歷一樣的「日常喜劇」,我們是否也經歷過一口流利日文或是標準國語的人就有著不一樣身分的歲月,而如今,我們是否又能以詼諧卻又批判的姿態,而非憤恨不平、為反對而反對的手勢去回望台灣這一路走來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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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163期,2017年3月號」

本文介紹:
島上的旗幟》。本書作者/V.S.奈波爾(V. S. Naipaul);出版社/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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