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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兒.杜肯

在地鐵中,一個矮小結實的男人從他的座位站了起來。

「我請您立刻坐下!」他中氣十足,大聲地說,左手指著他讓給我的座位。大部份其他的乘客則假裝什麼也沒有聽見。這班地鐵擠滿了人,就像每個早晨上班前的時刻那般。我只是許多必須站著的人當中的其中一位。當然,要不是我在那天早晨第一次戴上「猶太星」,那麼,這個男人肯定不會讓位給我。

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從那天起,我們被迫這麼做。在前一晚,我依照規定將這塊黃色布徽縫在大衣的左胸前。猶太福利局必須給每個猶太人四片這樣的星形布徽,並且收取相關費用。

幾個月以來,我都搭同一班地鐵,進同一個車廂,另一名青年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彼此間卻發展出一種莫名的好感。我只知道他不是猶太人。我承認自己也會擔心,萬一他發現了我戴著的猶太星,他會有怎樣的反應。那天早晨,他證明了我的憂慮是多餘的。

戴上猶太星的第一天後,我再也沒看見他。可能是偶然吧,又也許他也會害怕看見這些。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像這位先生這樣的勇氣,強迫我接受他的讓座。當我小聲告訴他這樣違法,會受罰的是我不是他的時候,他只好屈服了。

我重複著如下或者類似的動作幾百回──在四下無人的廊道脫下縫著黃星星的大衣,然後穿上沒有縫上黃星星的外套。這樣並非沒有危險,因為若有個蓋世太保特務盯上我,那麼我的命運就會像那些不幸的猶太人一樣,他們在街上被蓋世太保攔下來,用鉛筆檢查黃星星是否穩妥地縫好固定住。他們任意專斷的判決,使猶太人無可避免地被送進了集中營。

我必須不斷更換大衣,不只是因為猶太人從那時起除了上下班時間之外,已經不許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而且要是我穿上別著「猶太星」的大衣出現在雜貨商理查.雍漢斯那裡,他就不能再提供食品貨物給我們了。而葛姆茲小姐也將不能收我們的衣服去洗,特別是她總是在週末市集幫我們向固定商家代買肉類,要是她知道我有黃星星,我就沒辦法繼續跟她領取代購的肉品了。當然,我還是繼續聽音樂會、去劇場與電影院。佩戴猶太星的人是不允許去的。

換大衣這種「花招」可一點也不容易。這個招數必須找到一個地方,可以脫掉縫上黃星星的衣服,並穿上沒有黃星星的替代衣物。在一幢建築物當中被認出是猶太人,當然就不能不佩戴它出門。當然,在回到住家的路上,大衣也絕不能沒有黃星星。最「尷尬」的事情往往是遇到了認識的猶太人,他們打招呼或是走上前來,卻沒有發現我沒有戴黃星星。好幾次我都這麼「失禮」,我假裝沒看到他們,很快地走掉,而沒有回應他們的招呼。

「我拜託妳不要這麼誇張。」我的母親苦苦哀求。「只有在不得不的時候,才能把黃星星取下來!」

我答應了她;但是沒有黃星星,我的日子當然比較舒服。

就像其他的猶太人,有時候會有非常愉快的經歷。我還記得,在地鐵中、在街上,大多時候是在熙來攘往的城市裡,有時會有不認識的人就這麼走上前來,放進一些東西在我的大衣口袋裡,表面上卻假裝看著另一個方向。有時那是一顆蘋果,有時是一塊肉,總之就是猶太人不能公開取得的東西。然而「猶太星」也造成了某種帶著歧視的疏離。我感到那就像是在臉上戴著一只面具。有些人帶著恨意看著我;另一些人則流露出同情的目光;還有一些人看見我,眼神會馬上逃開。

我還記得這種「被盯著看」的感覺有多麼難以忍受。那次是在地鐵站,我們在等火車。一個女人不斷地靠近我,盯著我看。最後我沒法忍受,就抬頭問她:

「您大概從來沒見過猶太女人吧?」她馬上臉紅。「那麼您就好好地看一看我。我不反對您這麼做。」這個女人於是轉過頭去,什麼也沒說。

最慘的是猶太小孩,他們六歲起便必須戴上「猶太星」。因為就算是小孩也會像大人一樣施展暴力,煽動對猶太人的仇恨,非猶太小孩時常見到猶太小孩就毆打他們,除非他們的父母有勇氣教導孩子改正已經習得的歧視猶太人的觀念。我不只一次打過非猶太小孩,好讓猶太孩子們有機會逃脫,這樣放肆的舉動,對我自己而言並不是不危險,它的危險程度不亞於走在路上沒有戴黃星星一樣。

地獄門前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猶太教會的職員海夫特先生衝進了懷特先生的盲人工坊;他的具體職務是什麼,我已經忘了。他的神情混亂,可能人家跟他說過了什麼,而他完全無法明白。幾分鐘後,懷特先生喚愛麗過去。過了不久,她離開他的辦公室,臉色一片蒼白。她步履極其緩慢地走回自己的辦公桌,環抱自己的桌燈,像在擁抱,然後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

「怎麼啦,愛麗,我的天,妳倒是說些話!」我逼迫她。我感到有些可怕的事情發生了。等她慢慢地回過神來,她說:「今晚會有幾百個猶太人從家裡被帶走,送到東邊去,到集中營。」我不願意相信。

「這是真的嗎?這一定又是那些奇怪的傳聞吧。」我不耐煩地說。

「不是,真的不是,海夫特先生知道這件事情。猶太教會的職員必須協助運輸。」

然後,懷特先生與海夫特先生出現了。

「我們被禁止說出這些事。可是我沒辦法再沉默了。我必須找到可以信任的人。」他絕望地繼續說。他的眼睛因為過度疲憊而顯得渾沌呆滯,淚水同時在眼眶裡打轉。「請您務必,務必不要告訴別人!」

我想知道更多。為什麼?什麼時候?誰?如何進行?海夫特先生近來緊張地四處奔忙,他的回答有些不知所云,大概是說所有將被驅逐出去的人,最近都收到了猶太教會寄出的單子,要他們詳列所有產物,包括床單或地毯數量。他們必須將這張清單填妥寄回教會。

「我的天,霍恩斯坦太太。」我猛然想起她。我們驚訝於霍恩斯坦小姐竟然收到了這張單子,而我們四個都沒收到。霍恩斯坦太太是個六十五歲的寡婦,她住在歐嘉阿姨家的前廳。當她給我們看這張表格的時候,我們一點興趣也沒有:

「我們一定也會收到吧。」大概是三個星期前的事。關於這張單子,沒有人多想。

我們幾個人,包括懷特先生與愛麗、巴許先生與我,大家在那天早上都沒辦法繼續工作。我們不斷猜想與討論。我們得知的事情簡直難以想像。怎麼會是勞動營呢?像霍恩斯坦太太這樣六十五歲、已經不再健康的老太太,就要被送進勞動營?也許事情搞錯了,應該會很快更正吧?也許這個不可想像的消息根本不是真的。

「今天晚上千萬不要在八點以後出門。」懷特先生知道我愛玩,特別警告我:「要是八點以後門鈴響了,一定要穿上有黃星星的大衣。」猶太人必須依照規定,在家裡也要佩戴黃星星。

我一路跑回家,然後告訴母親今天聽到的事情。她一點也不信──誰會去相信呢?

八點多一點,門鈴果然響了,我感到那聲音霸道且令人戰慄。我母親癱坐在那裡。她不出聲地跟我耳語:「我的天。」站在門口想要進來的人是誰,已經一清二楚,我於是穿起我的「猶太星」外套,然後去開門。在我面前,站著兩位穿著灰絨大衣的高大男人,他們問:

「有一位克拉拉.莎拉.霍恩斯坦是不是住在這裡?」我指著她的房門,然後走回母親那裡。

「是,有什麼事嗎?」

霍恩斯坦太太非常小聲地說,她會被帶走。更多的她就不知道了。可以的話,她會盡快與她聯絡。其中一個男人似乎想要打破大家的幻想,迅速補充道,這個房間會被查封。被貼上封條的房間不准進入,也不准從中偷竊物件,否則將依法處罰,然後他們就把霍恩斯坦太太帶出門了。

我們只聽見大門砰一聲關上,樓梯間傳來靴子響亮的步伐,以及霍恩斯坦太太微小卻急促的腳步聲。然後,我們便什麼也聽不見。一切復歸寂靜。

我母親與我從黑暗的房間走到廊道。歐嘉阿姨整個人像被釘住一樣,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她豐腴的手臂從她沉重腫脹的身軀垂下來。她的腦袋彷彿只剩下驚詫,嘴巴半開似要叫喊,卻從未喊出來,她的雙眼盯著我的母親看:

「艾拉,」她終於喊出聲,衝上前去擁抱她。「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我的母親再次簡短地跟她說我們那天早晨之後知道的事。那時候老太太不是不明白,就是不願理解。

我受不了這一幕。「我們一定要做點事情。跟別人通知這件事,做些什麼都好!」我不斷地喊。這時,門鈴又響了兩聲。那是施洛德小姐,我們的女門房,她也看見霍恩斯坦太太被帶走了。這個始終穿著圍裙的矮胖女人衝進了我們的屋子。

「他們要對霍恩斯坦太太做什麼?剛剛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把來龍去脈告訴她。這個老女人緊抓著廚房桌子。她站在那裡,低著頭聳著肩,然後放聲大叫:

「罪犯!謀殺者!」我們沒有辦法讓她靜下來。

第二天早晨,坊間很快開始有傳言列維索街的猶太教堂裡,被捕的人正等待被送出去。意思就是我們還可以送東西給他們。但是後來卻又傳出最悲慘的傳聞──他們身上的東西無論如何都會被沒收,他們被打、也沒得吃。

十月十七日,我們趁著天黑去了一趟猶太教堂。我們在街道的另一邊,不敢更靠近。我們看著猶太教堂,除了幾扇燈亮著的窗,我們什麼也看不見。我們倆想到自己還有工作,不禁鬆了口氣,同時也感到羞恥。把我們與這些人分隔起來的,不只是眼前教會的牆壁與守衛。裡面的人們以一種不真實的方式與我們分別開來。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從柏林到洛茲的第一批人員運送完畢。幾週後,我們收到一張印好的卡片:「我過得很好。我在洛茲。寄包裹給我。」卡片上面有一組號碼;這組號碼應該也成為她手臂上的刺青了。

是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持續寄了包裹。她應該會收到麵包、乾果,以及我們省吃儉用留給她的東西。但我們卻從未收到她的回應。

※ 本文摘自《我戴著黃星星》,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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