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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仁斌

很多人不知道,益中其實是我十多年交情的好友,我跟他不但是就讀師大的學長學弟關係,更是當兵時預官班的同梯弟兄。

益中是教師界「不乖」的代表,和我有著極大反差,我們共同點是公民教師,而且一樣熱血。白天,我們各在不同的學校工作;晚上,他撰寫文章、參加社會運動,為了實踐更理想的社會而努力著;我則是繼續在繁瑣的行政公務中,嘗試為學校師生創造最大的幸福。或許你跟我一樣,習慣透過各種媒體了解社會大小事,對於所謂的「公民參與」保持高度關心,卻也保持一定距離。

這幾年台灣的公民運動改變了社會脈動,從洪仲丘、大埔事件到太陽花學運,雖不若阿拉伯之春的政治動盪,卻也深深影響了台灣的教育現場。從「公民覺醒」到「公民不服從」,社會現象開始翻轉,最大的改變在於一般市井小民,尤其是年輕世代,更願意表達自己並參與社會。有時教育似乎背負著原罪,諸多社會問題都直指教育;然教育也被看成是無敵解方,各項重大議題都被要求從根本教育著手。身為公民教師,其實很樂見這樣的攪動,對於教育的各種可能也充滿著期待。

本書揭露諸多社會現實,讓身處教育現場的我們讀了暗暗叫好,卻又滿是遺憾。學用不均的現象、階級世代與城鄉差異、性平教育的迷思,看似各自獨立卻又環環相扣,本書要讓大眾理解這不是與生俱來的宿命,而是關乎人的價值,是文化和體制所造成。直指教育現場各種評鑑的荒謬之處,甚而發展成一種「產業」有其裙帶關係,這是不能說的祕密。學校行政大逃亡,原因從來都不是本職問題,而是過度外加與無限上綱的業務,制度的不友善迫使熱情迅速消耗殆盡。

回到學校現場,為何中學生不上哲學課? 益中和我有著同樣的疑問。究竟我們教育者有沒有提供機會讓學生思考並且勇於表達? 我們是否真誠地面對學生的詰問? 翻轉教育究竟翻轉了什麼? 應該不僅僅是教與學的概念,更須包括思辨與批判的自主學習力翻轉。二十多年前的四一○教改究竟改了什麼? 我們對一○七課綱是否還有期待? 偏鄉教育缺的從來不是設備,而是長期陪伴的老師。上述問題擲地有聲,不斷挑戰著讀者的思維。

文化資本的巨大差異究竟能否透過教育來抹平呢?答案顯而易見——並不容易,卻也不無可能。益中論述學生本位的教育,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所提相呼應,即教育本身應該要有兩個階段,一是覺醒,二是實踐。透過不斷對話與聯合,讓革新變成可能,教育的具體實踐不外乎如此了。我們無法改變學生的家庭環境,卻可以透過教育給他最豐厚的資產,即思考上的啟發,從而自覺與行動。公民教育在此顯得極為重要,讓學生尊重自己的價值,也能同理不同文化脈絡底下而成的歧異性,願意溝通與包容,共同尋求一種積極改變的契機。在這樣的基礎下,城鄉的交流不會是走馬看花而是相互學習,貧富差距不會是理所當然而是服務關懷,校園生活不會是成績掛帥而是百花齊放,社會議題不會是干卿底事而是感同身受。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邪惡的平庸》(《平凡的邪惡》)揭示了教育者的責任,只要參與了執行,我們就有責任,儘管你沒有真正親手殺了人。面對校園文化或社會文化這堵隱形的高牆,傳統、威權、抗拒變革,我們需要的是解放自由的心靈,協助學生開拓視野與想像,這不正是教師的職責嗎? 如果孩子有著無窮盡的創意與熱情,我們是否真誠鼓勵他們展現好奇心,是否給予空間大膽嘗試與創造? 抑或是我們習慣以壓抑、貶抑的拒絕姿態,扼殺了各種可能?

保羅‧弗雷勒在《希望教育學》中即開場表述:「進步的教育實踐可說永遠都在進行揭露真相的冒險。」這幾年我深深感受到益中不斷的自我進化,關心各項公共議題,維護人的價值,在批判之外,多了份自省與內在對話,並且勇敢地身體力行著。他在公民教育的路上不也正是秉持一貫的風格前進著、冒險著? 唯有相信教育能、孩子能,他們才能往我們所相信的方向走去。我期許自己不但能向高牆說不,更能飛越它,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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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紹:
向高牆說不》。本書作者/黃益中;出版社/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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