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的幽靈還在遊蕩──讓不義黨產攤在陽光下

文／林育立

您得知道，眼前這座冰山我們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另外一大部分我們看不到。
──主導「奧許維茲審判」的法蘭克福檢察總長鮑爾（Fritz Bauer），一九六四年

這個前身是東德共黨的黨自稱是現代和民主的政黨，可是絕口不提民主的前提是機會均等的多黨制，對四十年威權統治累積的龐大財產也保持沉默。
──獨立清查委員會主席馮漢摩爾史坦（Christian von Hammerstein），《明鏡》週刊專訪，二○○一年

二○一四年十二月五日，是德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天，核心幹部與東德共黨一脈相承的左翼黨（Die Linke）在東部圖林根邦（Thüringen）的選舉，拿下邦總理的大位，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四分之一世紀後再度握有政治實權。

原名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的東德共黨歷經多次改頭換面，如今在德國政壇是具有相當民意基礎的民主政黨。從東德轉型的經驗來看，昔日的威權政黨卸下歷史遺留的黨產包袱，是能否繼續在政壇上立足的關鍵。

反對黨過半立法討黨產

曾經不可一世的東德共黨，在柏林圍牆倒下就大勢已去，被迫開放黨禁和舉行大選。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東西德統一的半年前，東德舉行戰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民主大選。共黨雖然改以民主社會主義黨（PDS）的名義參選，公開宣示不再獨尊馬列主義，卻只拿下兩成不到的選票，威權統治四十年來，首度淪為在野黨，另外過半的席次全被抵抗獨裁的民主運動人士拿下。

早在圍牆剛倒的前幾週，民運人士就發現共黨高層利用各種名目偷偷脫產，因此上臺後第一件事，就是在西德政府的協助下成立委員會，清查共黨於黨國體制期間經年累積的龐大財產，這就是兩德統一後著名的「東德政黨與群眾組織財產獨立清查委員會」（Unabhängige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s Vermö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以下簡稱獨立清查委員會）的前身。

制度化清查黨產

根據東德《政黨法》和兩德《統一條約》的相關條文，清查黨產有以下原則：

• 黨產與其他東德國營企業一樣，交給獨立機關聯邦托管局管理，未來如何處分由獨立清查委員會決定。
• 獨立清查委員會的職權相當於檢察官，有搜索和扣押證物等強制處分的權力。
• 黨務的日常支出須得到獨立清查委員會的許可，黨產贈與和資金流向必須清楚交代。
• 合法取得的財產政黨得以繼續保有，但威權時代以特權取得的財產在物歸原主後全部做公益。
• 獨立清查委員會設祕書處，有定期向國會報告清查進度的義務。

東德最後一任總理梅基耶二○○七年受邀訪臺時曾指出，凍結和調查黨產「不是對東德共黨的報復，而是基於民主規範下的公平與平等」。換句話說，從外部建立機制清查黨產，目的不是剝奪共黨的參政權，而是在威權轉型為民主的過程中「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的環境」，警惕政黨未來不得把國家資產當成私產，這也正是獨立清查委員會成立的初衷。

德國在民主化的第一時間就著手處理歷史遺留的黨產問題，也與納粹的歷史教訓有關。一九三○年代，佛立克（Friedrich Flick）、泰森（Fritz Thyssen）等德國鋼鐵業和製造業大老闆捐給納粹巨額的政治獻金，並在選前公開為希特勒站臺，「魚幫水、水幫魚」的政商結構間接促成納粹的崛起，為歐洲帶來浩劫。

因此，戰後的西德為免重蹈覆轍，在憲法中就有「政黨必須公開資金來源、用途和財產」的條文，媒體也勇於揭發政客私下收受政治獻金的內幕。東西德統一，德國再度面臨一黨專政累積的財產該如何處理的難題，第一步就是先弄清楚黨產的來源與明細。

不義之財物歸原主後歸公

東德共黨威權統治四十年，坐擁土地和建物等不動產近二千筆，手頭還有二十八億馬克的現金，號稱是全歐洲最富有的政黨。這些黨產一部分是從蘇聯手中接收的財產，其他就是徵收、侵占、移轉而來，另外一部分則源自黨營事業特權和獨占經營的獲利。

此外，獨立清查委員會清查財產的對象也包括長期受共黨支持的外圍「群眾組織」，比方工會、德國民主婦女聯盟（功能近似臺灣戒嚴時期的婦聯會）、自由德國青年（類似臺灣的反共救國團），以及實質上受共黨控制、存在目的是為了維持多黨制假象的傀儡小黨。

在瞭解「東德政黨與群眾組織」財產的概況後，德國政壇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定義黨產「正當」或「不當」？哪些該歸還給人民？兩德統一的第二年，委員會對此即達成共識：既然憲法施行的地區現在擴及到前東德，那麼繼承共黨的民社黨只能保有符合法治國原則合法且合理取得的財產，其他過去透過占用、徵收、利益輸送等方式取得的財產，是在權力缺乏制衡的黨國不分時代，以執政優勢取得，從今日的時空來看，屬於不合理也不合法的不義之財，對人民的自由和財產權造成侵害，所以這些黨產在物歸原主後應該全部歸公。

抗拒追討阻力大

一九九○年，圍牆倒後的次年，東德共黨在民主浪潮的衝擊下潰不成軍，黨員人數從原來的兩百多萬人，到十月統一前夕只剩下三十多萬人，光靠黨費已無法支付四萬名黨工的薪水。德國社會當時對黨產還給人民有高度共識，共黨在丟掉政權後淪為過街老鼠，重建正義的呼聲四起，此時正是追討黨產的有利時機。

然而共黨高層卻無意割捨黨產，中常會甚至悄悄成立工作小組保住黨產，「以滿足選舉需要」，因此獨立清查委員會從一開始運作就面臨強大的阻力。

出身西德內政部、多年來一直擔任委員會主席的漢摩爾史坦受訪時就抱怨，民社黨的前共黨人士一直「系統性地隱匿財產」，若非「交代不清，給的文件不完整」，就是堅稱財產為合法取得，一旦某筆財產被委員會確認為不當，就馬上向法院提告；而且委員會剛成立時人手和經費都不足，查起來很辛苦，「這麼龐大的黨營事業體，外人實在很難一窺究竟。」

德國媒體因此把追查黨產的過程稱為「尋寶」，並不看好委員會能為人民討回多少財產，《明鏡》週刊一九九一年的一篇報導就指出，前東德共黨高層從來就沒有意願把黨產交代清楚，要什麼文件都拖拖拉拉，委員會只能「追在後面跑」。

更棘手的是，共黨高層趁著統一前政局動盪的那幾個月，大量捐款或貸款給友好的團體和忠貞的同志，或藉信託和入股成立上百家人頭公司，用分散和地下化的方式雙管齊下隱匿資產，讓委員會疲於奔命。柏林法院一九九五年的一次判決即指出，共黨用信託方式轉手財產目的，是「規避獨立清查委員會的控制，但在需要的時候又能隨時掌握」，表面看來，黨產雖已由信託人轉給受託人，股份為私人所有，實際上黨中央仍握有主導權。

在多次要求說明未獲回應後，委員會在警方的支援下，開始搜索民社黨黨部和代書事務所等多處地點，扣押機密的信託契約，這些契約後來就成了委員會呈庭的證據，證明這些「稻草人公司」（委員會的用語）就是黨產。

除了假信託和捐款之名，前東德共黨的高層還藉由各種名目脫產，例如發給離職黨工創業基金，或將資產大量移轉到海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以援助第三世界的學生為由，直接匯了上億馬克到蘇聯共黨協助成立的公司位於挪威和荷蘭的帳戶，沒想到當地銀行發現資金流動異常，立刻向德國政府通報；黨產偷偷移轉到國外的醜聞讓民社黨的形象掃地，對原本就緊繃的財務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切割黨產立足政壇

獨立清查委員會長年鍥而不捨重新丈量、追討共黨名下的土地，用化學方式重現被塗銷的文件，還與情報單位合作，到國外追查資金流向，經媒體一再披露，帶給民社黨很大的壓力。為了避免落人口實，引發政治鬥爭的疑慮，委員會在清查黨產時，堅持一定要用合法方式找到證據。主席漢摩爾史坦有次就說：「就算他們躲躲藏藏，我們從頭到尾都光明正大，經得起最嚴苛的法律檢驗。」

面對嚴峻的情勢，民社黨高層一方面宣稱遭政治迫害，發動喧騰一時的絕食抗議，另一方面也清楚黨產問題如果繼續拖下去，未來將很難在政壇立足。就如當年圍牆倒塌後為了參選，非得捨棄原本共黨的名稱，才可擺脫負面形象，黨產的包袱遲早必須切割。

一九九五年，也就是東西德統一後的第五年，民社黨終於與聯邦托管局達成協議，同意放棄東德共黨的所有財產，只保留柏林的聯邦黨部等四處早在東德成立前就擁有的不動產和少數動產。協議中並加注但書，如有黨產隱匿被查出，民社黨就得支付雙倍的罰金。

隨後獨立清查委員會還為了追查人頭帳戶，到瑞士等國打官司，確定「再查下去也不會有結果」後，在二○○六年正式宣布解散，總計為人民討回十六億歐元（合新臺幣六百億元）的黨產，發表結算報告詳細記載追討的過程；主席漢摩爾史坦也因「重新恢復政黨競爭機會的均等，為統一後的德國民主做出巨大貢獻」，獲聯邦政府頒發十字勳章。

轉型正義不受黨派利益左右

按《統一條約》的約定，討回來的黨產必須用於前東德地區的建設，委員會因此按人口比例分配給德東各地方政府。至於怎麼用，就如當年推動黨產清查的梅基耶來臺訪問時的建議，最好「用在民眾看得到的地方，才會得到更大的支持」。

例如布蘭登堡邦就從分到的黨產中提撥臺幣七千萬元給社區的音樂學校添購樂器，幫助弱勢兒童學習音樂；柏林的伯爾恩霍爾姆街（Bornholmer Straße）是圍牆被推倒當晚最早開放的關卡，該地的露天歷史展覽經費也是來自黨產。總計追討回來的黨產有四成拿來清償政府債務，三成振興地方經濟，剩下則用來修復古蹟和補助文化活動。

不過，德國國會在一九九八年成立的「聯邦釐清德國統一社會黨獨裁統治基金會」（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才是最廣為人知、對社會影響也最深遠的黨產運用方式。基金會的主要工作是澄清歷史真相，目的是讓東德的威權過去成為全國人民的民主資產，每年運作經費臺幣二億元來自二十五億黨產的利息和政府補貼。

這個兩德統一後實踐轉型正義的重要機關，成立至今，已贊助過三千多場展覽、演講、座談會、政治受難者和家屬的聚會，並長年贊助紀錄片的拍攝、博士論文的撰寫和專書出版計畫，全國九百多處與東德歷史有關的遺址所設置的解說牌，經費相當一部分也是來自這個基金會，成績相當可觀。

基金會還規劃歷史展覽，歷年主題包括「電影檢查」、「軍隊與社會」，和「圍牆下的日常生活」，每年都有上千個中小學和機構來信索取免費的展覽海報；二○一七年的主題是「共產主義的時代」（Der Kommunismus in seinem Zeitalter），基金會打算用二十五張海報來回顧俄國十月革命一百年來世界各地的共產政權，到時全國各學校和機關的走廊、會客室和圖書館的牆壁上都可以看到這個展覽。

我不免好奇，基金會的運作難道不會受到政黨利益的支配？針對這點，執行長安娜．卡敏斯基（Anna Kaminsky）表示，轉型正義既非清算也不是報仇，除了釐清真相和追究責任外，重點還是在教育和擴大社會參與，本來就不應受黨派利益的左右。因此，在制度的設計上特別強調基金會的自主性，政府不得干涉或審查工作的內容，人員去留也絲毫不受政黨輪替的影響，不過每年須公布工作報告，接受輿論的檢驗。

如何讓大眾對歷史感興趣？卡敏斯基認為關鍵還是在扎實和精采的內容。例如基金會贊助的東德歷史紀錄片收視率就一再破紀錄，向來被認為枯燥無味的歷史展覽也吸引參觀人潮，「根據民調，八成德國民眾認為歷史真相的揭露和反省工作應該要持續下去，不去做怎麼知道大眾有沒有興趣？」

和解的困難

獨立清查委員會結束運作的第二年，民社黨在吸收工會幹部後又改名為左翼黨，以廣建社會住宅、引進最低工資和訂定租金上限等左派政見來爭取選民認同。歷經民主政治二十多年的洗禮，這個以東德共黨繼承者自居的政黨，已轉型成決策由下到上，與其他政黨一樣，經費只來自黨費、選舉補助款，和政治獻金的民主政黨，最近幾次大選的支持率都維持在一○％上下。

但即使共黨垮臺到現在二十多年了，左翼黨內仍有出身東德情報單位史塔西的幹部，而且許多黨產早已不知去向，政壇公認追回來的只是冰山一角。所以，不管是民社黨或左翼黨，真的有真誠面對其威權的過去嗎？多數德國人的答案應該都是否定的，這也增加了加害者與受害者和解的難度。

對此，卡敏斯基表示，坐過政治黑牢的人一生都活在創傷中，原本就不太可能會原諒加害者，旁人隨口說句：「向前看、不要向後看」，都會讓傷口再一次被撕開，更不用說看著昔日的加害者在政壇高枕無憂，因此和解在現實世界中很難辦到；基金會所能做的，就是把握一切可能的機會為受害者發聲，所有的努力皆可用「回憶是我們的任務」來囊括， 「那遍布各地的九百多面解說牌，正是用來對抗遺忘的。」

※ 本文摘自《歐洲的心臟》，原篇名為〈清查黨產：建立機會均等的政黨政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