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杰

你一無所有,只能
和家裡的灰塵一起等我
它們一層層
積滿了所有角落
你不願拉開窗簾
讓陽光驚擾它們的安寧
──劉曉波,〈和灰塵一起等我──給終日等待的妻〉

詩歌競技,飲食男女

即便在強權的監控和暴力的騷擾之下,這對夫婦的日常生活仍然溫馨、浪漫、樸素。劉曉波常說,熱愛生活,先從熱愛飲食開始。晚上,很多時候都有飯局,劉曉波喜歡跟朋友們一起在外面吃飯。劉曉波對菜品本身的重視,勝過對餐館的環境和檔次的重視。他既願意接受朋友的邀請,到豪華的餐廳吃飯,也樂於去嘗試那些設施簡陋、更有民間風味的「私房菜」。比如,蔣宅口附近有一間名為「重慶燒雞公」的小餐館,面積只有二、三十平方公尺,由老闆夫婦倆打理,小平房歪歪倒,座椅滿是油污,但那裡的雞絲涼麵、涼拌肚絲和燒雞公等,堪稱絕冠京城。有時,劉曉波專程跑去吃飯,還要打包幾份回家,一連吃好幾天。

他們最常去的,是好朋友周忠陵開的、位於海淀區塔院的那家名叫「食盅湯」的川菜館。這家店是劉曉波夫婦和包遵信幫周忠陵策劃開張的,店裡懸掛的題詞大都出自包遵信的手筆。特色菜是牛肚火鍋、牛蛙火鍋、雞火鍋等,堪稱北京最辣的川菜館之一。劉曉波不怕辣,經常滿頭大汗仍然戰鬥不止。另外,劉曉波家附近有一家名叫金山城川菜館,那裡的回鍋肉和麻婆豆腐等經典川菜,也讓他百吃不厭。

到外邊吃飯,大部分的時候劉曉波與劉霞都同行,劉霞也樂於參與曉波的飯局。劉曉波的吃相不雅,速度很快;劉霞則慢條斯理,一直吃到最後。兩人形成有趣的對比。吃飯的時候,劉曉波最喜歡喝可樂,而且必須是可口可樂;劉霞則是無酒不歡,對紅酒尤其有品鑑能力。

在少數劉霞身體不適的時候,劉曉波只好一個人出席飯局。如果吃到好吃的菜品,他就會馬上掏出手機,給劉霞打電話說:「這裡有個什麼菜太好吃了,我給你打包一份回來!」打完電話,他便對請客的主人說,再要一份這個菜吧,我給劉霞打包回去。他從不表示虛假的客氣,直率而真實。

劉霞對自己的廚藝頗為得意。她說,自己的詩歌比小說好,畫比詩好,攝影比畫好,廚藝比攝影好。劉曉波被捕之後,劉霞說:「在日常生活中,我最想念他的時候是,比如去市場買東西,我會問他喜歡吃什麼東西。」那個時刻,劉曉波會說,肉,肉,肉。是不是劉曉波知道,這是監獄裡最缺乏的東西,所以趁還沒有坐牢的時候,要多吃一點?對此,劉霞帶著淡淡的哀傷說:「他走了以後,作為廚師的我,也就失業了。」

「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

劉霞選擇了劉曉波,也就選擇了一種非正常的生活。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六四」六週年的呼籲書,被北京市公安局軟禁在西山的一個祕密地點,失去人身自由八個月。劉霞被允許每半個月去探訪一次,可以帶些食品和書籍去。那時,他們還沒有真正的「名份」。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清晨,劉曉波被警察從家中帶走,然後是長達三年的勞動教養。後來,劉曉波在給劉霞的信裡描述了當時的場景:「那個離別的早晨,陽光燦爛,對於慣於熬夜、中午才起床的我來說,顯得陌生而怪誕。在沒有任何準備的空白中,敲門聲驚醒了我們,兩個熟悉的片警出現在門口:儘管你早有心裡準備,但災難突然攪碎晨夢,恐慌和劇痛使你無力揮手告別,只能在漫長的煎熬中守候、等待。」

不久,劉曉波被移送到大連勞教所。由於劉曉波和劉霞還沒有正式登記結婚,只是「戀人」關係,當局借此阻止他們會面。在劉曉波被勞動教養的三年裡,前一年半時間,劉霞只能給劉曉波送去食品、日用品和書籍,這些東西必須通過門房送進去,她不能踏進去勞教院半步。

當局企圖通過這樣的刁難讓劉霞知難而退,沒有想到反倒堅定了他們結婚的決心、加快了他們結婚的步伐。劉霞向有關部門提出結婚申請,「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在她那像壓傷的蘆葦般羸弱的身體中,隱藏著怎樣倔強的靈魂啊!

結婚本來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中國的憲法和婚姻法都有明確規定。然而,劉曉波不是普通人,不能像普通人那樣順利地辦理結婚手續。經過曠日持久的申請,層層手續的審批,由朋友找到陶斯亮幫忙。陶斯亮是中共開國元勳陶鑄的女兒,曾經擔任統戰部第六局副局長。她思想開明,在「八九」學運中對學生頗為同情,「六四」後被免職。陶斯亮在高層人脈較廣,找到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長疏通此事,由該副部長親筆批示,劉曉波和劉霞才獲得「結婚權」。

劉曉波和劉霞的這張結婚證書是在大連教養院中領取的。那天的情形特別詭異,勞教院方面說,與當地民政部門聯繫好了,將派一名專職攝影師來給他們拍攝一張結婚照,然後現場辦證。然而,當這名攝影師來到勞教院為他們拍攝合影時,突然發現照相機無法按下快門。攝影師驚訝地說,這部機器用了多年,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問題。攝影師滿頭大汗地擺弄了半天,始終無法修好。這不像是當局故意搗鬼。

怎麼辦呢?幸虧劉霞事先攜帶了她和曉波的兩張單人照。她臨時決定,將兩張單人照拼合在一起,貼在結婚證上,然後請辦事員蓋上大印。這時,也顧不上吉利不吉利了。就這樣,他們成了一對合法夫妻。這恐怕是一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用兩張單人照拼合在一起的結婚照。

接著,是一頓簡單的慶賀午餐──無非是勞教院的食堂為他們炒了兩個菜,但對他們來說,卻是天上的美味。在這三年裡,這是他們唯一一次同桌吃飯。劉霞會做很多拿手好菜,可惜此刻她不能為劉曉波做菜。劉曉波喜歡吃肉,可是監獄中肉食奇缺。看著劉曉波狼吞虎嚥的模樣,劉霞感到陣陣辛酸,可還是強作笑顏,這畢竟是他們結婚的時刻啊!

飯後,劉霞回家了,劉曉波繼續接受勞動教養。聽起來,這不太像是一場婚禮。後來,當他們談起這段往事時,語氣平和,不乏幽默,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劉霞幸福地笑了。她說:「一旦結婚,我就可以合法地去看望他了。」

在那段時間裡,劉霞每天都要寫一張卡片,掛在自家的牆上。三年,積攢了一千多張卡片。這一千多張卡片,就是劉霞對劉曉波愛的定格。

劉霞想,在曉波出來之前,一定要把房子好好布置一下,以便迎接曉波回家。但是,那時她辭職在家,並無固定收入,也沒有積蓄,拿不出這筆裝修的錢來。她又不願跟家人要錢,便去問周忠陵有沒有錢。周拿了一筆錢出來,劉霞這才將房子布置一新。

對於劉霞的愛,劉曉波無比珍惜。九○年代以來,劉曉波強調責任倫理,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家庭倫理。他對過去自己家庭倫理的缺乏作出了懺悔:「我很少關心每天生活在自己身邊的具體的人,而只關心崇高而抽象的正義、人權、自由。我把親人們整日為我的安全而心驚肉跳視為世俗的懦弱。」他反問說,那種對「革命事業」的自我神聖化以及對身邊親人感受的輕視,與共產黨有什麼差別呢?

劉曉波對愛和責任的認識,是從第一次婚姻的失敗中汲取的沉痛教訓,也是從「六四」受難家屬群體那裡學到的真諦。丁子霖如此回憶第一次與劉霞見面的場景:一九九九年的世紀末之夜,這是劉曉波此番重獲自由後與他們的首次見面,也是他們第一次見到劉霞。劉霞給他們的印象是一個單純、瘦弱的女子,不多說話。「她只是依傍在曉波身邊聽我們談論,不時呵呵地輕聲微笑。那時劉霞還留著齊耳的短髮,不到四十的年紀,已隱隱有了些許白髮。」兩位老人與劉霞一見如故,從此將她當作女兒來看待,「雖是與她初次見面,但我們想到她一個弱女子,沒有妻子的合法身分,這些年來每月往返於北京與大連之間,這份忍辱負重遠非常人所能承受。我們對劉霞的愛憐之情即始於那初次見面,這也許就是一種緣分吧!」

對於這次見面,劉曉波也有過一段描述:「臨走前,丁老師反覆叮囑我好好對待劉霞,不能再鹵莽行事,把劉霞一個人留在有形監獄裡的『心牢』裡。我很感動,這才是對我們倆口子的真正關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難,一點也不次於政治犯本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時我想,丁老師之所以關心劉霞勝過關心我,肯定來自她這些年的親歷,她太瞭解失去最親愛的人的遺屬們的艱難:殘暴制度的迫害和良知匱乏的社會,使獨裁制度反抗者的親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僅是隨時可能與親人被迫分離的焦慮,還是被監視、失去隱私的煩惱,更有官方刻意洗腦所造成的遺忘和冷漠。

在劉曉波的人生座標中,最重要的不是中國民主化的願景,也不是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而是與劉霞相知相愛,「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人間一場危險的遊戲

劉霞的光頭和裹著一副長披肩的打扮,讓很多第一次見面的朋友大吃一驚:難怪劉曉波是學美學的,找了一個打扮如此前衛的妻子!

她身上有一種波西米亞人的氣質:窮困潦倒、漂泊不定,卻充滿反傳統的創作活力。劉霞就是一個希望擺脫一切束縛的波西米亞人,她甚至對劉曉波追求的民主亦不抱太高的期待。基於對人性敗壞的深刻體認,對於現實政治,她更多持一種無政府主義立場。法國知名經濟學家、劉曉波夫婦好友索爾孟(Guy Sorman)教授則將劉霞形容為「中國的猶太人」。「猶太人」在這裡不是一個種族意義上的概念,它涵蓋了所有被壓迫、被凌辱的人群,如聖經〈耶利米哀歌〉(Eikha)中說:「現在他們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無人認識;他們的皮膚緊貼骨頭,枯乾如槁木。」劉霞的瘦,以及她那蒼涼的眼神,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剛剛從納粹集中營裡被解救出來的猶太女子。

「中國的波西米亞人」跟「中國的猶太人」剛好構成劉霞的兩面,正像她在詩句中描述的:「我看到另一個自己/在人間玩一場危險的遊戲。」

劉霞熱愛攝影、繪畫、詩歌、美食、美酒、香煙、旅行和優雅的生活。她本人不從事政治活動,也很少公開發言,只因為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政治開始如影隨形,成為日常生活揮之不去的夢魘。她自己說過:「我對政治不是很有興趣,我也對改變社會不抱什麼希望。我很少讀劉曉波寫的東西。但是當你跟這樣的一個人住在一起,即使你不關心政治,政治會關心你。」

不過,她也有自己的政治觀點。她是受西單民主牆啟迪的一代人,劉曉波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當時,家在北京的年輕人當然比外省人幸運,只要有意願,他們就可以去西單看『民主牆』。我的妻子劉霞就曾是無數位『民主牆』的熱心讀者之一。」那時,剛剛年滿十八歲的劉霞,每天步行到西單,在人頭攢動的民主牆前駐足。為了抄幾段民主牆的文字,她總要想方設法地擠到前排。無奈她身體瘦弱,鑽到前排的成功概率很低。

劉霞的心中有源源不斷的溫情,更有毫不含糊的是非判斷。因「八九」而被整肅的出版人李貴仁回憶說,他與劉霞唯一的一次見面是在八○年代中期新聞出版界的一個會議上,劉霞還在一家出版社做編輯。那時正是「清除精神污染」時期,新聞出版署的一名副署長在講話中要求編輯們嚴格審稿,李貴仁當場提出不同意見。中午吃飯時,劉霞特意坐在李貴仁旁邊,向他表示支持。會議結束後,在機場,劉霞從相隔十多公尺的柵欄外邊大步向李貴仁走過去,把他的手緊緊抓住,一邊握一邊說:「你是一個大寫的人!」在「六四」之後,李貴仁被捕入獄。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了劉霞的一封信。「她沒有提及政治,也沒有說到我被捕的事情,只是問:你那邊的天氣好嗎?信末則是詩一樣的語言:明天,太陽照樣升起,霞妹依然年輕!」

如果劉霞不認同劉曉波持守的價值,就不會選擇跟曉波結婚,並分擔曉波身上的擔子。在朋友圈子中,大家都把劉霞看作大姐姐。劉曉波入獄之後,她仍然堅持劉曉波在家時他們夫妻恪守的一個生活習慣:定期請一些良心犯家屬吃飯。雖然她自己也是一名良心犯家屬,卻念念不忘去關心和安慰別人。

剛接觸劉霞的人,會覺得她很怪、很冷,在劉曉波眼中,她是一塊透明的冰。「親愛的,你端坐在盛夏的黃昏中,我卻看見你身體裡的冰,你一直很冷,出生時手指尖冰涼。」但這塊透明的冰,卻照出人性的本質。劉霞比劉曉波對人更有判斷力。劉曉波表面說話尖刻,其實骨子裡溫暖而寬厚,對那些居心叵測的人缺乏防範,常常被人利用。劉霞往往在旁邊給他建議,譬如,此人可交,或此人不可交。事後證明,劉霞的建議十有八九都正確。

長期在「老大哥」眼睛的注視下,過著如履薄冰的生活,劉霞經常內分泌失調,皮膚過敏,還患上嚴重的失眠症,需要服用安眠藥,或者晚上喝一整瓶紅酒,才能入睡。朋友們都很擔心劉霞的身體狀況,很多朋友向她推薦治療失眠的密方,還買過據說療效極佳的特型枕頭送給她。但她一一嘗試之後說,這些東西沒有什麼效果,還得靠安眠藥。失眠,大概是作為劉曉波的妻子,且生活在這個扭曲悖謬的時代,必須付出的代價。

劉曉波被捕之後,有朋友詢問劉霞的睡眠狀況如何。她說,這些天來,劉曉波不在身邊,反倒能睡得安穩了。「天花板上早已掉下來一隻鞋子。多年來,我就像在等候著另一隻鞋子掉下來的那個人一樣。如今,這只鞋子終於落下來,我這才感到安心了。這就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命運。」

「笑」是劉霞標誌性的表情,即便沒有什麼理由,她也會「無緣無故」地笑起來,如果是跟她不熟的人,見到這種肆無忌憚的笑,會感到詫異。在這種笑的後面,是對自由的堅守、對愛的執著、對浪漫的不可救藥的渴求,以及對苦難和邪惡的輕蔑。劉霞是劉曉波靈魂深處那根穩如磐石的「定海神針」,與劉曉波在一起,她有幸福,也有痛苦,有快樂,也有憂傷,所有這一切,都凝聚在她的「笑」裡。

關於劉霞的笑,她的好友廖亦武曾寫道:「(對劉霞)所能記起的,就是笑。笑得幾近白癡。……我與劉霞的共同點是:學歷低,自學沒成才;不同點是:她貪酒,我貪吃。不曉得這種女人嫁給劉曉波後,還傻笑不?」

而這個原來愛笑的女人,嫁給曉波、中國的頭號政治犯、共產黨最不想見的人之後,終究還是被逼哭了。一九九六年劉曉波被警方抓走後,杳無消息。劉霞把這一情況告訴好友周忠陵,周自告奮勇地說,要陪同劉霞去找曉波。劉霞說,劉曉波有可能被關在香山植物園附近的一處公安管轄的院子,以前劉曉波曾被短暫拘押在那裡。於是,他們就打了個面的去找。還真的找到那個院子,敲門卻無人應答。他們圍繞著院子的高牆走了好幾圈,大聲叫喊劉曉波的名字,直到嗓子沙啞,喊不出聲音來。劉霞希望曉波聽到她的聲音,心中至少得到幾分安慰。但是,裡面始終沒有任何動靜。後來他們才知道,劉曉波並沒有關在那裡。

回家之後,遠在四川的廖亦武打電話給劉霞,劉霞平常都在笑,但那一次剛說了一句「他們不讓我見……」,就從頭哭到尾,持續了二十多分鐘。廖亦武只能沉默地聽著劉霞的哭泣,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是的,丈夫失蹤了,一個妻子內心的歡笑永遠失去了,可往後的日子,她還得笑下去。」

二○○九年,劉曉波被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後,作家唯色寫到一些小細節:「得知判了十一年,短信給劉霞。很晚的時候,快十二點了,才收到她的回覆:『我還好。一直笑著和曉波說了十分鐘呀。』……過了一會兒,劉霞說,我回到家後才崩潰。『崩潰』兩個字太刺眼了。……她很快回覆:『我晚上還出去吃喝了。』我想像得出她生怕相煩旁人,又沒心沒肺地笑呵呵的樣子,但有一個晚上,她在電話中對力雄泣訴,每天笑得很累。」

然而,與一次接一次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苦難迎面相遇,劉霞沒有被擊垮。劉霞說:「曉波數次入獄,在家的時間也多半不自由。作為妻子,我別無選擇地成了丈夫不幸命運的一部分。」她看透了中共政權最隱祕的本質,當邪惡撲面而來,她見怪不怪。劉霞平靜地說:「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是永遠把事情往最壞那方面想。外面當然會笑著過日子。我有朋友說我屬於天生抑鬱的那樣的人。我太消極了,太不願意跟這個社會有任何關係。在內心折磨自己。而相反,事情真的發生了以後,我突然發現,我現在眼前出現的,都變成那種美好的畫面了。」

二○○八年劉曉波再度被補之初,朋友們都樂觀地估計他很快就會被放出來,劉霞卻悲觀地估計,這一次劉曉波大概會被判十年。朋友們都不敢相信。結果,刑期是十一年,比劉霞的估計多一年!劉霞這時才笑著對朋友們說:「既然我原來的估計是十年,現在是十一年,那我就當作是他只被判了一年吧。」

四、在藝術中獲得自由

劉霞熱愛攝影、繪畫和詩歌。朋友們聚在一起吃飯時,劉曉波通常高談闊論近期的時事,劉霞則在一旁跟女朋友或藝術家們談攝影、繪畫和詩歌。她多次說:「我不是劉曉波的附庸,我酷愛詩歌和繪畫。」

與樂觀開朗的劉曉波不同,劉霞心靈深處充滿帶有形而上意味的悲觀主義。對於人生,雖悲觀卻不虛無,因為她還有熱愛的領域──攝影、繪畫和詩歌。有一位作家說過:「有時我奇怪,所有那些不寫作、譜曲或畫畫的人,是怎樣做到得以逃避發瘋、憂鬱、驚恐這些人類境遇中總是存在的東西。」劉霞的攝影、繪畫和詩歌,都被動地具有了自我療傷的功能。

劉霞做攝影純粹是為了「好玩」,她將攝影當作名副其實的「愛好」,從未想過成為職業攝影家──對她來說,一旦什麼事情變成「職業」,就索然無味。劉霞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非職業化的。在這一點上,她比大部分中國藝術家都「先知先覺」。正是這種非職業化的、不為發表也不為掙錢的自由心態,讓其攝影作品具有獨特的靈氣。

劉霞使用的相機等設備也是業餘的,她在操作機械方面,近乎於「白癡」。因此,連劉曉波都感到奇怪:怎麼突然有一天,連傻瓜相機都不會使用的妻子,居然拍出一張張好照片?從為丈夫拍攝的肖像到隨意拍攝的風景和靜物,都打上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劉霞烙印」。

多年來與劉曉波夫婦有密切聯繫的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注意到,劉霞的照片全是正方形和黑白的。古代中國的城牆呈矩形,紫禁城,天安門,無不如是。在中國,矩形代表秩序、規律、莊嚴與封閉。中國傳統的國畫間或有彩色,但最純粹的藝術如書法,則一律是黑、白兩色。劉霞的這些照片,可以看成是對晚近數十年中國的評語,它們彷彿在自己說話:「看!歷史在這裡!」

在劉霞的攝影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就是「醜娃娃系列」。劉霞拍攝的對象大都是破舊、變形、殘缺的洋娃娃。一般的洋娃娃都美麗而鮮豔,如公主般嬌美;劉霞拍攝的洋娃娃則醜陋而痛苦,如恐怖電影中讓人毛骨悚然的玩偶。有時,劉霞委託朋友幫助搜集洋娃娃,有朋友專門從國外帶回漂亮的洋娃娃,才發現她要的根本不是此類小女生的玩具。

劉霞鏡頭下的洋娃娃,是一群怪異的小傢伙,僅有嬰兒大,卻長著成人的臉孔,表情或痛楚,或恐怖,有的吶喊到一半僵住了,模樣都有點病懨懨的。林培瑞評論說:「看著並不好受,我們卻還要看。要說這些是幼兒,臉上卻已經打下印子,銘記著令人不忍卒睹的未來;要算是大人,又不知什麼原因未曾發育。洋娃娃也沒有性別,它們就是我們大家。」


比起攝影和繪畫來,劉霞寫詩的歷史更長。早在八○年代中期,她就是一名在圈內被肯定的詩人,她曾經在《詩刊》、《人民文學》、《中國》等雜誌上發表過作品(她的詩歌與劉曉波的評論曾經刊登在前後兩期的《中國》雜誌上)。在家國情懷濃重的八○年代,劉霞的詩歌很早便脫離了宏大的敘事模式,而具備純粹的個體性。在專制主義和男權文化的雙重壓迫之下,她在詩歌中苦苦尋求女性身分和自我身分的認同:「我這個場外觀察家/躲在情節之外的角落/在幕布的陰影裡/用笨拙的手/縫補著一塊床單/似乎我的舞台/和生命所餘的所有時間/全在這塊僅僅能/包裹住我的床單裡/沒有人聽到/一個靈魂/在針腳裡哭泣。」廖亦武評價說:「在詩歌娼妓氾濫成災的上個世紀中國,詩圈外的劉霞是倖存下來唯一的女詩人。」

「六四」之後,作為一種個人性的抗議方式,劉霞不再給國內的任何刊物投稿。她的詩歌要麼是寫給自己的,要麼是寫給曉波的。劉曉波的詩歌也是如此,林培瑞的評論一語中的:「於人生,於藝術,她給他滋養、啟發與靈感,正如他於她。俗語說一對愛侶『合而為一』通常作不得真,他倆卻當之無愧。……曉波有不少詩題給『霞』、『給霞妹』、『給我的妻子』,可是她通常並非主題,詩句取材相當廣泛──『六四』屠殺、康德、伽利略、一隻沒來得及道別的小狗。但若說這些詩作均為『霞』所作,也無不可,因為劉霞是他長相左右的伴侶。兩位藝術家並肩觀看、感受、擔憂。」

劉霞最喜歡的詩人是美國女詩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八○年代初期,劉霞將普拉斯的肖像貼到床頭,壓在書桌的玻璃板下。普拉斯沒有劉霞那麼幸運──劉霞遇到了愛她一生的劉曉波,而普拉斯的丈夫詩人休斯(Edward James Hughes)後來背叛了她。

劉霞並未單獨出版過詩集。直到劉曉波第三次出獄後不久,才著手編輯《劉曉波劉霞詩集》,算是給妻子的一份禮物。這樣的書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只能送到海外出版。詩集不會有好的銷量,很難找到願意接受的出版社。香港《前哨》雜誌的主編、夏菲爾出版社的老闆劉達文遂拔刀相助,接下這本書稿。劉達文回憶說:「友人謝平和貝嶺不約而同地為劉曉波的事找我。劉曉波剛出獄,想出一本詩集『沖喜』,順便向中共『示威』。這種事過往都是田園書屋的黃老闆在幫忙,他幫過太多這種忙,這次不好意思再麻煩他。既然這樣,我就接下了這個『政治任務』。於是,就有了二○○○年的《劉曉波劉霞詩選》。」

《劉曉波劉霞詩選》在香港出版十年以來,並未引起太多讀者的關注。熱愛純文學的人嫌它太沉重,喜歡政論的人認為詩歌不夠直抒胸臆。其實,這本書中收錄的數百首詩歌,堪稱劉曉波與劉霞濃縮的愛情史和心靈史,正如劉曉波所說:「這三年我妻子為我吃了特別多的苦,這本詩集的出版主要就是為了紀念我們兩個結婚、相愛,然後共同經歷過這三年的苦難。」許多詩歌都是他們被迫分離時寫的,劉曉波在監獄裡,劉霞在心牢裡,詩歌成為他們之間唯一的聯繫紐帶。

劉霞在詩歌中常常自比為小鳥,與著名導演吳宇森在電影中常常使用雪白的鴿子鏡頭一樣,小鳥在劉霞的詩歌中也有一種宗教和形而上的意義。「我真想把你放飛/趁現在天黑趁小雨迷離/飛吧/回到你的黑麥田/千萬不要醒來。」廖亦武寫到一段往事:「我恍惚記得劉霞有過一篇小說,寫一個女孩用她的小手沿著街邊的櫥窗『走路』,陽光折射之中,小手印就逐漸變成了小麻雀。」這是宿命嗎,夢想變成鳥的女孩,卻成了囚徒劉曉波的妻子?

五、探監的路何時才是盡頭?

劉霞和劉曉波結婚多年,一直沒有孩子。劉霞說:「很早以前,我們倆人就商定不生孩子,不論是男孩女孩,父親被投入監獄對於他們來說總是件十分殘酷的事。所以,我們現在還是頂客族。」他們決定不要孩子,還有一個原因是,劉霞覺得做母親過於沉重,她小時候就沒有享受過母愛,她不願讓這個詛咒遺傳下去。

沒有孩子,這對夫妻便彼此擁抱取暖。家,總是一個最溫暖的地方,因為有愛人在。晚上,劉曉波和劉霞跟朋友們吃完飯,盡興而歸,差不多是十點左右。這個時間對一般人來說,稍稍休息一下,就要準備上床睡覺了;而對劉曉波和劉霞來說,才是一天工作的開始。劉曉波和劉霞都是「夜貓子」,喜歡晚上工作。

劉曉波在客廳兼書房裡面,泡上一壺濃得看不出顏色來的茶,打開電腦寫作,或者在電話上跟朋友們聊天。劉霞則在那小小的畫室裡畫畫、寫詩、讀書,或者擺弄攝影作品。他們自得其樂,各不干擾,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點才上床睡覺。第二天中午一點左右才起床。誰要是上午給他們家打電話,包準找不到人。

他們家裡有一台電視機,一般情況下沒有人打開看。除非有精彩的足球賽,劉曉波這個鐵杆球迷才會被吸引到電視機前。曾擔任筆會祕書長的趙達功回憶說:「劉曉波的電腦就在客廳裡,書房也在客廳裡,客廳裡有電視機。他可以一邊看電視球賽,一邊與我聊天……即時繪聲繪色談論球賽現場情景。」就像不讀中國當代的小說一樣,劉曉波也不看中國足球隊比賽。對他來說,足球就是足球,體育就是體育,是力量與技巧之美,與民族主義無關。在錦州監獄,二○一○年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劉曉波和獄友們被允許觀看了大部分比賽──他全身心地沉浸在精彩的球賽中,幾乎忘記了身在監獄。

在適應這個世界的能力上,劉霞比劉曉波弱。劉霞是個「不適應的女孩」。劉曉波在家時,她是「笨孩子」,不敢獨自過馬路,看到車水馬龍的街道就發怵。過馬路時,總要劉曉波牽著她的手才安心。很多年來,她不會使用手機和電腦,用手機打電話時,都是劉曉波或朋友幫她撥好號之後,再將手機遞到她手中。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晚上,劉霞回到家,看見劉曉波正在電腦前忙著發《零八憲章》的電郵。大約十一點,外邊響起急促的敲門聲,這聲音一聽就是警察。劉曉波喊劉霞:「趕緊用手機打電話!」劉霞就待在那裡──她從來沒有用過手機,也不知道怎麼尋找手機中的電話簿給朋友們撥電話。結果,當警察衝進來抓走曉波時,她一個電話也沒有打出去。在劉曉波跟警察一起出門之前,劉霞向劉曉波揮了揮手機說:「不用打了。」

那一幕,如同卡夫卡小說中的情節。劉霞說:「我覺得卡夫卡是在寫我們的生活。通過閱讀,我可以經歷別人的生活,更加極端的經歷。比如『大屠殺』(Holocaust)中的猶太人。我在別人的生活中目睹到了失蹤、焦慮和痛苦。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我權當是在讀另外一本書。」

劉曉波被捕之後,劉霞迫不得已學習使用手機,甚至學會了發短信──雖然不會發標點符號,收信人需要自己斷句。她還學會了使用電腦,輸入文字,發送電郵,以及語音聊天。

與性格外向爽朗、喜歡結交朋友的丈夫不同,劉霞性格內向而靦腆,是一個習慣於過「內在生活」的人,並不喜歡跟陌生人,特別是外國記者和外國使館的外交官打交道,更不願意曝光在媒體的閃光燈之下,她不願個人的生活具有「公共性」。曉波被捕之後,她不得不「敞開自己」:去跟許多外國記者和外國使館的外交官見面,講述丈夫的案件,尋求呼籲和幫助。這些事情對她來說,比攝影、繪畫和寫詩難度大多了。

劉霞對人生的看法是悲觀的,卻不絕望。劉霞對生活,對周圍的人,包括那些傷害他們的人,都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愛。即便是那些負責監視她、身穿警服或便衣的人,口是心非地叫她「姐」的時候,她都含笑接受,不帶一絲的輕蔑與怨恨。

從與劉曉波結婚開始,劉霞就奔波在探監的路上。劉曉波第三次出獄之後,細細數算劉霞前來探監的次數:「我入獄三年,妻子往返於北京與大連之間三十八次,其中還有十八次不能與我見面,只是留下送給我的東西就孤零零地走了。在被冷酷所包圍的孤獨之中,在連一點點隱私都無法保留的被跟蹤與被監視之下,她苦苦等待著掙扎著,彷彿一夜之間就白髮早生。我坐極權制度有形監牢,親人們坐我為他們建造的無形心牢。」

那時,劉霞每月從北京去大連探望劉曉波一次,兩地之間的來回,差不多是近兩千公里的路程。大多數時候沒有人陪伴她,那時敢於幫助她的朋友並不多。她一個人奔波在擁擠而骯髒的火車上,吃力地搬運著大包小包的食品和書籍。那是一段怎樣痛楚而艱辛的旅途啊。更讓劉霞痛苦的是,劉曉波的父母並不接受她,不讓她上門,她與劉曉波的母親甚至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苦難還在繼續。二○一○年五月,劉曉波被移送錦州監獄,從同年六月起,劉霞獲准每月可以探監一次。一般的刑事犯,家屬每週可探監一次;像劉曉波這樣的政治犯,家屬只能每月探監一次。如果劉曉波坐滿刑期,劉霞將在北京與錦州之間往返一百多次。北京到錦州大約五百公里,如果坐火車,夜車大約為六個小時;如果開車走高速,大約花費六到八個小時。那樣的話,加起來將是六萬公里的路途!

當年,劉霞在北京與大連之間奔波了三年多;如今,她又將在北京與錦州之間奔波十一年。劉霞知道,妻子的探監是丈夫在獄中最大的盼望,劉曉波上次坐牢時在信中說:「越是困頓就越要樂觀,外面越黑暗內心越明亮,比如,你的微笑,就是陰雨連綿中的一柄紅傘。」所以,無論如何她也要堅持下去,並且把燦爛的微笑留給丈夫。

十一年時間如大山一般橫亙在劉霞面前。她說:「首先我要告訴曉波:每個月到探監的那個日子,我都會出現,我會給他寫信,我會給他送書。只要我走得動,我起得來,我肯定會月月不落地去看他。然後呢,我肯定要調整我自己,我必須得回到我自己的生活裡來,我不能只是一個探監的妻子,我得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盡可能地把非常的日子過得日常。……我該讀書就讀書,該畫畫就畫畫,該拍照就拍照,該寫詩就寫詩。我不能就做一個整天訴苦的人,整天除了劉曉波,我就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事,沒有什麼可做的事,如果我這麼過十一年的話,曉波出來,也會非常悲哀。」劉霞知道,這是她等候與守望曉波的最好方式。曉波歸來時,她不再年輕,卻依然神采飛揚。

此時的劉霞,身體已不如當年。眼疾、內分泌失調、失眠、神經衰弱等疾病時常折磨著她。但是,有越來越多的朋友站出來,陪她去探監、幫她搬運食品和書籍。大家還列出一張表格,每次安排兩、三個朋友陪她去,很快,一年的表格就排滿了。

在劉曉波獲諾貝爾獎之前,劉霞前去探監了三次。最後一次,原計畫是劉霞和朋友坐火車,其他一些朋友開車運東西,大家在錦州會合。劉曉波的哥哥劉曉光和弟弟劉曉暄都會去,他們先到大連看望父親,再從大連去錦州。事先,大連警方說安排一輛警車送他們到錦州。誰知,東北突發大水,警車得在原地待命。兄弟倆只得臨時買到錦州的火車票,已經沒有座位了,在車上站了一個晚上。

北京這邊,由一位朋友陪同劉霞坐火車前往錦州。他們是在凌晨一點左右上火車的。進站的過程很順利,他們進了一間軟臥包廂。然而,剛剛坐定,立即有乘警過來查身分證,沒有查旁邊那位朋友的,專門查劉霞的。劉霞與朋友聊了陣天,喝了點酒,凌晨兩、三點左右小睡一會兒。七點左右,火車到達錦州站。

探監的時間是下午,他們先找到一家酒店安頓下來。飯後,大家包了一輛計程車去監獄。天下著雨,車開了二十多分鐘。不是直系親屬不能入內,陪同的朋友只好在車上等待,劉霞和劉曉光、劉曉暄一起進去。會面時間比上一次長,差不多兩個小時。出來時,劉霞的心情很好,臉上帶著笑容。她說,他們是在一個房間裡會見的,中間沒有隔著玻璃,三人都跟劉曉波擁抱了。告別時,大家都有些激動,都落淚了。帶去的黃油、醬肘子、水果等食品都送進去了,還有很多書籍,其中有幾本是友人余世存、劉檸寫的,劉曉波看到之後很高興。

然後,他們坐計程車到火車站,劉霞和陪同的朋友坐當晚的火車返回北京,兄弟倆與他們在火車站告別。後來,劉霞在火車上說,這次三個親人一起去探監,讓劉曉波深感很欣慰。他跟大哥來往很少,多年沒有見面了,沒想到這次大哥也來探監。劉霞還談到劉曉波獄中的生活情況,主要的難題是伙食太差,早上吃硬米飯,劉曉波有胃病,多次提出能不能換成柔軟的食物,比如稀粥,但一直沒有實現。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消息傳出之後第二天,劉霞被帶到錦州監獄與劉曉波會面。按原來的計畫,探監的時間是下一週。這次,當局沒有限定他們談話的內容。劉曉波說,如果劉霞能代表他去挪威領獎,一定要用他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後陳述中獻給她的那段話作為領獎致辭。劉霞說:「我答應了他,但這對我太有難度了!」

在那篇二千多字的最後陳述中,劉曉波用了三百多字表達對愛妻的深情:「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

※ 本文摘自《我無罪:劉曉波傳》,原篇名為〈劉霞:從灰燼中打造的幸福〉,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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