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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蘭克.阿倫斯

配合他人、共同追求團體的進步,是韓國人從小耳濡目染的觀念。再次引用《星際爭霸戰》為例:「多數人的需求,凌駕少數人的需求。」

有個韓國女同事曾經告訴我:「在韓國,我們教小孩不要太傑出。」我聽得很驚訝,畢竟韓國社會非常注重學業表現。我想了一下。

我說:「我猜妳想說的是:『我們教小孩別太與眾不同,對吧?』」

「對,是這個意思。」她笑道。

我告訴她:「在美國,我們教小孩想盡辦法與眾不同。」

西方人會說韓國人的作法是「愚昧的順從」(mindless conformity);東方人則稱之為「和諧」(harmony)。有關「順從」這個詞,我的西方定義在韓國派不上用場。美國員工光是做了分內之事,就會渴望獲得上司正面公開的讚揚。當我在韓國推行「幹得好」管理風格,公開稱許某些部屬,被表揚的人卻覺得受窘。如果是個人,他會說:「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有別於美國,在這裡大膽地為表現自我而表現自我,或自私地享受公開讚揚,不是獨立或成就的象徵,而是對周遭所有人無禮又不體貼的表現。

我之所以察覺到這點,是因為二○一一年某天我告訴上司和部屬,我跟蕾貝卡決定五月休假兩星期。首先,在韓國沒有任何上班族會休兩星期的假,更不會連休兩星期。要你同事幫你代班那麼久,是非常不體貼的行為。再者,現代汽車希望員工盡量把休假排在七月或八月。最後,你在公司的職等越高,休假時間應該越少。這點跟美國大致雷同,美國的企業執行長也很少有人連休兩個星期。只是,蕾貝卡在大使館的工作幾乎不可能在暑假連休兩星期,因為那是申請美國簽證的旺季,所以我們才選五月。我上司一口答應我,沒有多說什麼。可是,等我從柬埔寨和泰國度假兩星期回來,我的部屬讓我學會「努溫奇」(눈치)這個韓國字詞涵義與技巧。

「努溫奇」可以翻譯成「眼色」,更恰當的定義是「察言觀色」。英文裡最接近的語詞是「判讀身體語言」。然而,「努溫奇」這個概念更微妙、更複雜。如果你告訴頂頭上司你想休一天特休假,而他說好,這時你最好善用你的「努溫奇」來解讀他的表情、他的語調、他目前的職位、他的野心、他對你單位裡其他同事的能力與思路的評價、你跟他在職務與社會地位上的關係、他跟他的上司在職務與社會地位上的關係、他私生活的各種情況等等……以便推敲他是不是反對你休假。

想在企業裡步步高升,精明的你一定得擁有非常敏銳的「努溫奇」。

我們在泰國和柬埔寨度過一段特別盡興、大開眼界又充滿異國情趣的假期,我非常希望跟人分享。

我們回來後那個星期一,我從辦公室走到部屬們的大辦公室,暢快地大喊:「大家早!」

我得到幾聲壓低音量的「早安」,還有幾張匆匆仰起、掛著尷尬微笑的臉龐。就這樣。

我杵在沉默的空氣裡,等看看有沒有哪個人—任何一個人—問我一聲:「玩得開心嗎?」

結果沒有。就連像我這樣的「努溫奇」菜鳥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學了個乖,轉頭走回辦公室,嘴裡喃喃唸叨著:「我們玩得很開心!謝謝關心!」

然而,問題是出在身為外來人士兼主管的我,沒能站在團隊的立場看事情。

那個充飽了電、曬得一身古銅的大個子美國人冒冒失失、歡欣雀躍地走進辦公室,要跟人分享他兩週精彩假期的照片和見聞,他們心裡在想:「那我們呢?你在享受你的『兩星期休假』的時候,我們還得工作。」

我慢慢明白,我要學習的還很多,否則我會一直處於挫折和憤怒的狀態。我要在這裡待兩年,就得學著用不同的角度看待很多事,比如何謂擁擠、何謂無禮、何謂體貼、何謂合群,還得學會其他上千件事,而且要快。在東亞可算識途老馬的蕾貝卡提醒我,如果想融入環境,舉動最好低調點。我向來大嗓門。小時候我母親就告訴過我:「你聲音太大。」我喜歡笑,喜歡唱作俱佳地跟人談天說地,包括剛認識不久的人。別人對我的印象可能會是「愛講話」。除此之外,基於我過去在《華盛頓郵報》當記者、偶爾寫幽默短文的資歷,我喜歡討論時事、打趣逗樂、發表個人見解,說話時的注意力和敏感度等同於失控的消防水帶。

簡言之,我就像蕾貝卡所說,是一枚「美國炸彈」,不偏不倚砸進和諧又正式的東方職場文化。

恨與情

我發現現代汽車的主管都很希望來訪的外國記者能真正了解韓國文化。不論是在長途巴士上、在餐會中、在走訪韓國古蹟時,我和記者們都學到了構成韓國特質的兩個重要概念:「恨」與「情」。

「恨」這個概念很可能起源於幾千年前朝鮮半島第一次遭到外族入侵,而後又在接二連三與命運對壘中面臨強大對手,承受數以百計的侵犯、掠奪、屈辱、不公與挫敗,漸漸深植韓國人心靈。有個作家稱之為「集體鬱悶」。這個詞可以幫你掌握這個概念,因為它帶入了「聯繫」這個觀點。「恨」可以被個體感受,但它卻是一種集體經歷。那是一種「我們大家風雨同舟。我們都受了委屈,一起等待正義到來」的感受。如果硬要稱之為消極,不免有過度簡化之嫌,因為韓國的驚人成長,都建築在不言而喻的積極性,即使這樣的結果是靠埋頭苦幹、甚至苦悶的堅持得來。事實上,很多研究者認為,韓國成功的動力主要來自於「恨」。韓國人在熬過數百回合的外族入侵後,擊敗了豐田與蘋果,套句韓國的俗話,「根本是躺著吃年糕」。

二○一四年,韓國作家洪又妮(Euny Hong)出版了一本睿智又幽默的書《韓流重襲!韓劇、K-POP、男神、女子天團用娛樂征服全球的軟實力》(The Birth of Korean Cool: How One Nation is Conquering the World Through Pop Culture),其中一章的標題超搞笑:〈暴跳如雷的恨〉(The Wrath of Han)。她是這麼描述的:

「恨」不只代表你恨那些世世代代蹂躪你的人,它還意味著,你生活中隨便哪個張三李四都可能引燃憤怒之火。在路上超你車的人,或不講義氣的朋友,都可能挑起塵封已久的怒氣。我從沒見過任何國家有那麼多街頭鬥毆、那麼多人一輩子跟朋友斷絕往來。

「恨」深藏在韓國人的靈魂裡,當國家發生重大悲劇,它就會以嚎啕大哭的哀慟沸騰起來,比如二○一四年的渡輪船難。在韓國這種單一種族社會裡,渡輪上那二百五十個罹難高中生是所有人的孩子。「恨」展現在災難發生後,人們毫不掩飾地失聲痛哭。你幾乎聽得見那淚水裡的弦外之音:「不會吧。為什麼是我們?為什麼是我們?」「恨」也展現在國會爆發的扭打畫面。「天哪!明天又要上國際新聞了。」

正如有陰就有陽,「恨」也有個開心的夥伴:「情」。

在一次跟外國記者的晚餐會上,某位非常友善、曾經在現代幾家海外分公司任職的主管同仁站起來告訴記者們,如果大家想了解韓國,就一定得認識「情」這個字。

用英文對外國人解釋「情」這個字,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英文裡沒有相對的情感。不過,外國人卻必須知道這個概念的存在,也得知道它對韓國人無比重要。事實上,曾經有個韓國朋友告訴我,在韓國文化裡,過度注重分析、過度講究事理是一種缺點。人如果不夠情緒化、沒有激情—意思是他們沒有表現出「情」—就會被視為缺乏關鍵性的民族特徵。

那位現代主管用簡單的英語告訴記者們:「『情』就是,即使你對某人深惡痛絕,你還是能理解那人的處境。」它的涵義比單純的「愛」廣泛得多。我是在接觸到「情」這個概念之後,才開始稍稍理解很多南韓人對北韓的情懷。表面上看來,跟北韓往來、信任北韓根本毫無道理。對於北韓,你唯一該做的就是對抗它、扳倒它,可是「情」讓南韓對北韓的態度軟化。邏輯上這完全說不通,情感上卻天經地義。

加州精神科醫師克里斯多夫.鍾(Christopher K. Chung)與薩姆森.趙(Samson Cho)治療韓裔美籍患者多年之後,共同發表一篇研究報告:〈「情」在韓國文化與心理治療上的重要性〉(Significance of ‘Jeong’ in Korean Culture and Psychotherapy)。他們寫道:

如果明白「情」的「離心」傾向,也許更能理解這個概念。相較於「我感受到『情』」,韓國人更常說「jeong deulda」。字面翻譯就是「充滿了『情』」,更大膽的譯法可以是「我被『情』掌控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把它拿來跟英文裡有關愛、沮喪、恨或焦慮這些表達方式相對照,例如「我愛你」、「我有點緊張」、「我很沮喪」等。如果愛的作用是向內的,那麼「情」恰恰相反。換句話說,它的作用力是對外的……「情」影響個人的自我界線,個人的「細胞膜」變得更易滲透,也就是說,自我界線變得薄弱。

最後一個句子最為關鍵,因為它與儒家的和諧觀念完美接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種觀念向外延伸,變成韓國人對朋友與家人—對公司與國家—的忠誠與奉獻。這種忠誠與奉獻通常沒有理由,也不保證能得到回報。在西方社會,我們以契約將承諾制度化。在韓國,「情」代表承諾。

重要的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充滿「情」。我來到韓國不久,就經常碰見西方人所謂的缺乏基本禮貌的現象。在街上被人撞到,別奢望聽到一句抱歉。開車時得靠一點侵略性格才能匯入車陣。在電梯裡跟陌生人哈啦幾句?別傻了,隨便跟陌生人說話是很沒禮貌的行為。另一個美國外交人員聊起跟太太推著嬰兒車到韓國超市的經歷,超市裡熱鬧滾滾,他走在前面幫太太開門。可是,太太還沒來得及推嬰兒車進去,就有一大群韓國人擠開她,自顧自地從那位外交人員拉開的門扇走進去。我發現到,韓國人跟他人之間似乎有一種二元關係。如果你是朋友或家人,他們可以為你兩肋插刀。如果他們不認識你,就把你當空氣。倒不是因為你恨他,而是因為你沒有正式機會認識他。

任何人只要造訪韓國不只一次,就會發現那是一個社會學家所謂的隱性、高情境文化。就像韓國其他很多事,這點也跟美國南轅北轍。因為美國跟很多西方社會一樣,屬於顯性、低情境文化。[1]

從務實的觀點來看,這意味著,在韓國,重要的文化課程除了直接教導外,很大部分也靠潛移默化。這在單一種族社會比較容易實現。套用鍾醫師與趙醫師的辭彙,在同文同種的社會裡,個人的細胞膜比較容易滲透,人與人之間的訊息流動比類似美國那種多文化社會更自由、更快速。在美國,我們的細胞膜非但滲透速率互異,而且通常更利於排斥,而非接納。

在高情境文化裡,一個訊息—比如敬語、「努溫奇」、人與人之間年齡、性別、身分地位等關係—的傳遞方式,就跟訊息本身一樣重要。在西方卻不是這麼回事。我們可以稱之為「形式重於實質」。正因如此,美國的商務電郵常常只有幾個字:「這個如何?」韓國的電郵卻不是這樣:「敬愛的金第一副社長:感謝您稍早來函。但願您今天一切安好。關於下列程序,我們很希望您不吝賜教……」

我在韓國和現代那段期間,經常因為事先未被告知而飽受挫折,這讓我更覺得自己是個外人,而且比我最基層的部屬還狀況外。這些驚奇從重大到瑣碎都有。我進現代的第一個五月某一天,我走進辦公室,發現所有男性職員都穿著白色或淡藍色短袖襯衫,沒有打領帶,也沒穿外套。這種大規模又突然的服裝換季太過醒目,讓人有點迷惘。這怎麼回事?我沒走錯公司吧?我後來才明白,由於韓國夏季高溫炎熱,韓國政府嚴格規定企業要把室溫設定在攝氏二十六度以上,以免夏季限電,而且會派稽查人員拿著溫度計突擊檢查,所以韓國辦公室的溫度很高。大企業因此放鬆對男性員工的服裝規定,允許他們夏天只穿襯衫。女性的服裝沒有嚴格規定,但還是需要表現專業,一年四季差異不大。讓我震驚的是,改變來得如此突然,就跟韓國大多數變化一樣:大規模、說變就變,像戲劇裡的場景變換。前一天幾千個韓國男人穿著同款式黑西裝白襯衫、打著各色領帶走進現代總部,隔天這幾千個韓國男人又穿著同樣的深色長褲和淺色襯衫走進來,彷彿特地為「外國人」上演一齣表演藝術惡作劇。

我在韓國很久以後才想通,如果你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學習到某些事,你就會假設別人也是如此,所以沒必要明說。就像我不認為有必要告訴朋友天空是藍的,因為太明顯。

註釋

[1]譯注:在高情境文化中,許多東西都是不言明、留待文化做解釋的。因為少數幾個詞就能很有效地對圈內人傳達複雜的含意(但對圈外人時,這樣的單詞的傳達效率較低),因此單詞和單詞的選取在高情境文化中是重要的;而在低情境文化中,進行溝通者需要更加明確地傳達詞意,而單一單詞的重要性在低情境文化中也比較低。(參考自維基百科)

※ 本文摘自《韓國,原來如此!》,原篇名為〈韓式歡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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