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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鴻鴻

寫詩從來不是在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刻,也不是最壞的時刻。通常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情感在尋找出口,於是所遇的萬事萬物都成了表徵。詩的旅程最美好之處莫過於,它給予的遠比你所期望的要多,甚至會覺得依傍詩這塊奇妙靈動的水晶,世界正與我同悲同歡。

然而我逐漸醒覺,這只是一名年少詩人一廂情願的想像。世界非但不可能與我合聲同氣,反而處處跋扈橫行。無知不能令人置身事外,只會讓自己成為幫兇。

1998 年我因一個奇妙的機緣走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一時感悟寫下五首〈遠離耶路撒冷〉,對弱勢民族的處境開始益加留心;911 之後又寫了〈恐怖份子〉(俱收於《與我無關的東西》)。隨著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撤出加薩走廊又入侵黎巴嫩,車臣反抗軍劫持劇院及小學,加上兩岸情勢與島內紛爭緊密激盪,讓我日漸明瞭,台灣實為世界族群、文化、經濟、政治衝突之具體而微的一環。鑽研凱倫‧阿姆斯壯的伊斯蘭論述,薩依德的以巴問題訪談,杭士基對美帝國主義的批判,而後,我也開始走訪諸多文化互相衝撞或複合的國度,將所學所聞與他們的山川、人文互相印證。98 年的以巴印象更不斷回來襲擊我,每一次都帶著更強的力道。

據稱阿拉伯詩人善於洞悉部落成員潛意識的意欲,化為魔法般的詩句,令人聆聽時猶如被曠野間遊蕩的精靈附身。行走土耳其、庫德斯坦、亞美尼亞、及卡拉巴殘留烽火的土地時,我卻感到被附身的人是我。那些美麗與殘酷、痛苦與榮光、融合與對立的一體兩面,莫不鮮明地反映出我自己的生存經驗。

2004 年高達《我們的音樂》片中,巴勒斯坦詩人達維希意味深長地指出,歷史都是由勝利的一方書寫──要了解特洛伊城陷,向來只能仰賴希臘詩人荷馬──然而我們豈不當以特洛伊的詩人自許?身處無退路無倚仗的圍城小島,這句話如斯清明,召喚出我潛藏的心聲。詩人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說出的話語,能否和這傾斜的世界相抗衡。

從前我對詩的喜好,往往來自文字、音韻牽引出的朦朧美感,一種抒情氛圍。而今我以為,這種氛圍掩蓋或避開的,遠比其所揭露的多。理應對裝模作樣的人世進行「冒犯」(或者文雅一點說,「探索」與「挖掘」)的文學,卻順服了自身的成規,形成另一種裝模作樣的「詩意」。這樣的文學,也只是鼓勵讀者繼續沈湎在世界的一致性當中。德語詩人傅利特(Erich Fried)即以〈現狀〉一詩指出:

誰想要
世界
像它現在的模樣
繼續存在
他就不想要
世界繼續存在

我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藉口迴避。一如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云:「人長大到某一年紀之後,再沒有權利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健忘。」詩人誓言發掘事物的隱密靈魂,但若對怵目驚心的現象與問題都視如不見或無力回應,若其力量甚至比不上一行塗鴉標語或新聞跑馬燈,詩也終究只能如大多數人(包括詩人自身)所認為的,不過是人生的裝飾品而已。

此刻,我並未覺得詩不可為,反而覺得詩更形重要。記得試以「微物史詩」態度寫作前一本詩集時,讀到亨利.波卓斯基的《利器》,曾讓我眼界大開──迴紋針、釘書機、拉鍊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物件,卻是在迂迴了不知多久之後,才被某個發明家忽然找出如此簡單卻幾近完美的形式。詩人不也如此,不是繞遠路的人,而該要截彎取直,發現更直接剖析、針砭、重組或縫合真實的利器。寫作不是為了添加世上原已車載斗量的文字,而應以更精簡的方式直命要害,終結這些繁縟的夾纏。因此,比起瑰麗優美的辭藻,我寧願回頭學習詞不達意的小學生作文,後者至少更直接地面對他所感受到的真實。

不再妄想詩能納進世界的一切脈絡──即使納得進又如何?我退而希望詩能被納入世界的脈絡中。不再甘於詩的無用之用,我希望詩也能有其有用之用。少年時我以遊戲性的寫作,回應赫塞、紀德對於個人自由的召喚。前輩瘂弦曾準確點出這種寫作態度──「詩是一種生活方式」。然而面對逐漸曝顯在眼前的現實,我卻難以再這麼悠然自得。遊戲只能贏得個人的自由,更多人的自由則需要戰鬥。忍一時不會風平浪靜,退一步也換不來海闊天空。如今,我希望詩可以作為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因為甚至不會做白米炸彈,我只能試著用詩來製造武器,並希望它經得起反復使用。

回想起來,寫詩從來不是在我生命中最好或最壞的時刻,但是卻得以幫助我徘徊在這些時刻當中。它給予的遠超過我所期望的。詩中的我比實際上的我更激烈、更敏感、更脆弱、也更勇敢,世界在詩中也變得更複雜或更簡單。但是至少,這是詩與世界正面相對的一刻。我等著看誰會被誰改變。

鴻鴻 2005.12

※ 本文摘自《土製炸彈》後序,原篇名為〈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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