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茱莉亞.蕭

有時候假記憶會變成真正的恐懼。

這個案子開始於一九八四年的春天,地點是麻薩諸塞州的莫爾登(Malden)。一個叫做莫瑞.凱斯(Murray Caissie)的四歲半小男孩住在這裡。根據他母親的說法,凱斯已經尿床一陣子了,但是最近情況愈來愈嚴重。那個夏天,他開始學他十六個月大的弟弟那樣呀呀兒語,而且愈來愈頻繁。有人發現他會和較小的親戚玩帶有性暗示的遊戲。他的母親愈來愈擔心他的行為。

有一天晚上,凱斯又不能好好去尿尿,然後開始哭了。他的母親開始懷疑,凱斯也許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才會出現這些有問題的行為。這樣的憂慮一發不可收拾,她顯然懷疑她兒子可能受到性侵害。這樣的顧慮,可能來自於她知道自己的哥哥以前曾經受害。

凱斯的母親要她哥哥和凱斯聊聊。她哥哥告訴凱斯自己小時候去露營時,曾經被猥褻的事。他告訴凱斯,如果發生過那種事,如果有人曾經脫他的衣服,或是強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他應該要說出來。凱斯想了一想,然後告訴舅舅,他曾經被帶到自己的房間,然後特叔叔「脫掉我的褲子」。「特叔叔」是在凱斯去的費斯阿肯托兒所(Fells Acres Day Care Center)的工作人員,本名是傑拉德.阿米羅特(Gerald Amirault),特叔叔是他的綽號。幾個月前,凱斯的老師要阿米羅特幫弄濕衣服的凱斯換衣服。

那天晚上,九月二日,週日,凱斯的母親通知社會服務部的熱線,通報阿米羅特把她兒子帶到秘密的房間裡進行猥褻。社會服務部和莫爾登警方開始詢問凱斯。他們問他這件事,但小男孩根本不能解釋有沒有發生性侵害之類的事,只說阿米羅特脫掉他的褲子,碰了他的下體。

阿米羅特在隔天遭到逮捕,以強暴罪遭到起訴。在接下來的那一週,警方到托兒所要求托兒所的小孩名單。阿米羅特會不會也猥褻了其他小孩呢?他們訪問了幾個小孩,根據法庭文件,他們大部分都表示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此時媒體知道了這個消息,父母的憂慮開始擴散。九月十二日,警方召集托兒所的家長進行會議,共有超過一百位家長參加。這些父母獲知情況後,恐慌感接踵而來。社工人員也在場,發給他們一份可能暗示曾遭性侵害的行為症狀清單。他們要這些父母回報他們的小孩是否有這些症狀,讓專業人士能在安全的環境中和他們面談。這份症狀清單包括尿床、夢魘、食慾不振、去上學的時候會哭。

有些小孩符合這些條件。警方給予了更多指示,要這些父母重複且持續地問小孩關於性侵的事。他們告訴父母,如果小孩否認性侵害曾經發生,他們不應該相信小孩。根據當時在場的某些人表示,警方明確地說:「袒護被告的人會遭到天打雷劈,你們的小孩可能永遠不會原諒你們。」

很快地,超過四十個小孩被指認為受害者。被借調來調查的小兒科護士蘇珊.凱莉(Susan Kelley)與其中十九個小孩面談,她曾發表過許多與兒童性侵與嚴重虐待的恐懼相關的文章。很多小孩一開始否認這些指控,但是凱莉宣稱這些小孩只是還沒到達準備好揭露真相的程度。為了建立一個安全的空間,她用芝麻街的角色,畢特(Bert)和恩尼(Ernie)的布偶,加上解剖學正確的娃娃,一面和兒童說話,一面重複鼓勵他們說出自己承受的恐懼。

根據法庭的檔案,這些小孩後來開始描述非常生動、匪夷所思的侵犯細節。他們說之前有裸體泳池派對,他們被壞小丑帶到「神奇房間」。根據他們的說法,這個「壞小丑」會一邊侵犯他們,一邊「在房間周圍丟火」,還用他的魔法棒猥褻他們。他們也描述如果他們不遵守那些性要求,會有像《星際大戰》(Star Wars)裡的「R2D2機器人」咬他們的手臂。他們說自己被龍蝦猥褻過。他們說看過動物獻祭。其中一個四歲大的小女孩,還說有一把十二英吋的菜刀曾經插入她的陰道。

這只是費斯阿肯托兒所案的一部分而已,還有更多進一步的指控,以及其他暗示的指控。很多小孩都給出證詞,阿米羅特被判定虐待有罪,判處數十年的監禁。他的母親薇拉特和妹妹雪兒同樣在那間托兒所工作,也因類似的罪行被判有罪。三位被告都否認有任何失當行為。這個案子所描繪的那種虐待如果為真,絕對是恐怖至極;想到受害者經歷這些痛苦,如果沒有加以處理,當然是件駭人聽聞的事。然而,這種案件向相關兒童取得證詞的方式也讓專家有所疑慮,尤其是根本缺少了補強證據。

一九九八年,伊薩克.包倫斯坦(Isaac Borenstein)法官提出費斯阿肯托兒所案的數項疑慮,因此推翻了薇拉特和雪兒的有罪判決。包倫斯坦在州政府控告費斯阿肯(Commonwealth v. LeFave, 1998)的判決中直言:「過度熱心又沒有足夠訓練的調查人員,可能沒有意識到使用不適當的面談與調查技巧導致的重大危險;在恐慌,甚至可說是歇斯底里的氣氛中詢問這些小孩與父母,最終導致偏見極大,且無法彌補的種種錯誤。這些嚴重的錯誤使得小孩的證詞永遠受到了污染。」阿米羅特的罪名並沒有被推翻,但是他最後在二○○四年於海灣州立矯正中心(Bay State Correctional Center)獲假釋出獄。他的母親與妹妹即使獲釋,仍要面對關於她們罪名的種種法律糾葛。阿米羅特兄妹自始至終都堅持他們的清白。母親薇拉特在一九九七年過世。

我不能告訴你這個案子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我確實認為這個案子集合了各種問題百出的記憶相關技巧,我會在此一一檢視,希望能說明未來如何避免這樣的一團混亂。

懷疑論者

我們一一來檢視這些議題,先從懷疑態度開始。身為懷疑論者的意思,就是盡量找到支持某種說法的證據,而不是直接假設該說法為真。懷疑論者和批評者是不一樣的,批評者主動想找到論點中的錯誤,但懷疑論者是同時尋找支持與反對說法的證據。在費斯阿肯案中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指控出現當時,大部分進行調查的人都不是懷疑論者。

當時在托兒所工作的一位老師接受賽諾特訪問,曾說:「他們嚇壞我了……整件事都朝向將他們定罪的方向發展,沒有人問:『你覺得這真的有發生嗎?』沒有人想聽一些用常識就能說明的事。」負責面談的人毫不懷疑小丑、機器人、龍蝦猥褻兒童的這些奇聞,而是假設這些是不了解自己經歷的小孩會做出的合理描述。他們無視提供證據的責任,偏好那些能滿足他們抓到假設存在的侵犯者的慾望的解釋。

在這個案例中,缺乏證據的程度相當驚人。有些指控,包括與菜刀有關的恐怖說法,應該都會留下傷口或疤痕。然而,這些小孩身上完全沒有任何疤痕或是可疑的傷勢。如果這種殘暴的行為曾經重複發生,合理的假設是一定會有其他老師注意到不對勁,但是其他老師完全沒有提供與此一致的說法。小孩口中的所謂「神奇房間」也從來沒有被找到過。事後檢視警方和治療師的面談影片,調查人員也會看到小孩一開始都否認曾發生性侵,但是卻受到玩具的鼓勵,也被暗示性的面談技巧引導,直到他們說出似乎暗示性侵發生的答案。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心理學家瑪姬.布絡克(Maggie Bruck)對可能引導兒童編造故事的面談策略有廣泛的研究,她表示:「我不能告訴你阿米羅特案中的小孩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相,但是我能告訴你,當時的提問是有高度暗示性的質問過程。而我們的研究顯示,在那個情境中,小孩會編故事。」如果我們應用在前面章節中學到的內容,就能看得出來當時使用的這些調查技巧如何具有引導性與暗示性,而且還結合了已知會創造出假記憶的那種想像練習。

但是這些議題都遭到忽視,可能是因為小孩的說法非常詳細,充滿情緒。當然,當案件涉及如此駭人的虐待指控,相信潛在的受害者是重要的,但盲目地相信回憶的敘述卻是有欠考量的。就連直言不諱,相信根本沒有性侵發生的批評者,也沒有說是小孩說謊,而是說他們的記憶被誤導了。如同我們在本書一直討論的假記憶文獻中學到的,假記憶通常看起來、感覺起來都像真的,因為它們不是一種形式的謊言,所以不太會有虛偽的感覺。

因此,使用問題百出的面談技巧所導致的指控,就值得令人懷疑了。若在事後回顧,那些不具懷疑態度的思維型態所導致的錯誤就很顯而易見,也很容易判斷。然而,如果是我們的小孩、朋友的小孩,或是家人向我們說出這些噁心的卑劣行為,我們難道不會有相同的反應嗎?指控可能會帶來假設,假設則可能會導致本能反應。「把那個怪物抓起來!」我們可能會這麼大喊。除非那個罪犯被找出來伏法,否則我們不會罷休。我們可能不會相信,我們所愛的人也許在無意創造出關於這種創傷事件的豐富假記憶。就算是詳細到無以復加的記憶,也沒什麼奇怪的。

這個案子以及很多其他案子內在的假設是:我們能根據某人的行為或情緒,判斷他們是否遭受性侵害。但我們可以嗎?

性侵害順應症候群

在費斯阿肯案中,小男孩凱斯被判斷表現出曾遭性侵害的跡象,包括不當的行為、性暗示遊戲,以及尿床。當托兒所其他家長獲得一份注意自己小孩的症狀清單後,性侵後行為症狀的假設進一步獲得背書。其中一位家長表示,「報紙上有一份清單,告訴你應該注意哪些暗示小孩被性侵的跡象……晚上睡不好、做惡夢、尿床。」

這些都不令人意外,因為在一九八三年,美國通報兒童性侵案的相關法律出現重大改變。同一年,就有人提出了「性侵害順應症候群」(sexual abuse accommodation syndrome)。

性侵害順應症候群這個概念,最早由羅蘭.桑密特(Roland Summit)醫生提出。基於當時對於性侵案件意識與顧慮開始提高,他想建立一個模型使用。他有很多主意,有些與兒童在面談中揭露性侵害直接有關。他聲稱,兒童會因為性侵害的創傷效應在心理上承受數種痛苦的後果,包括覺得羞恥、難堪、對加害者的忠誠,以及覺得應該對此事負起責任。因為這些心理反應,桑密特宣稱兒童通常會延後揭露或否定性侵事實,撤回他們的指控。根據托萊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ledo)的心理學科學家卡瑪拉.倫登(Kamala London)與同僚在二○○八年發表的研究,「桑密特一九八三年的論文對鑑識面談的實務造成巨大的影響」。

這篇論文對於涉入費斯阿肯案的那些心理治療師特別有影響力。這代表,本案中幾乎所有兒童一開始否認遭到性侵的反應,都被視為是一種心理防禦機制,因此遭到忽視。即使缺乏指控,對於性侵行為的假設依舊維持不墜。當時協助兒童訪談的主要治療師瑞妮.布蘭特(Renee Brandt)在阿米羅特受審的法庭上表示,兒童沒有立即承認遭受性侵很正常,而且「一旦小孩開始揭露性侵害內容,就不會在內心壓抑這件事。所以症狀通常不是一開始就出現,就是一旦出現了,就會變得非常誇張」。

因此,這個模型到底有什麼證據能支持所謂否認性侵發生的現象呢?倫登與同僚回顧了兒童如何向其他人揭露性侵事件。他們總結數十項研究的證據後,發現「在接受鑑識評估後成立的性侵案件中,否認與撤回控訴的情況並不常見」。他們主張,科學文獻並不支持桑密特提出的模型,因為他們發現這個模型「缺乏實證支持」。換句話說,認為兒童面對提問時經常會否認性侵,很大部分是個迷思。

除此之外,倫登和團隊也主張,經常被用來假設能暗示兒童遭受性侵害的那些症狀並沒有用,因為「心理學和醫學的數據無法可靠分辨受性侵以及未受性侵的兒童」。他們明確表示,可能與遭受性侵有關的行為,例如焦慮、尿床,以及性遊戲,「在很多沒有被性侵害的兒童身上也會發生」。

可是,認為「遭受性侵的小孩會出現一些可靠的症狀」這種假設,至今依舊廣為流傳。舉例來說,二○一六年,英國的全國防止兒童虐待協會(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的網站上,還是有一份暗示性侵的症狀清單,內容包括「對其他兒童表現過度暴力行為」、「到校時間與出席率不佳」、「尿床或在床上大便」。當然,這些症狀可能和性侵害有關,但必須要強調的是,這些症狀也可能與性侵害無關。

費斯阿肯案以及許多其他案件涉及的另外一項臆測,就是有一個進行撒旦虐待儀式的祕密世界。當時這個理論驚人地盛行,至今世界仍有某些地方對此深信不疑。我們接著就來探討這個部分。

祕密的撒旦性行為

在問題百出的司法調查台詞中,不只一次引導出兒童照顧者對小孩犯下撒旦般的性虐待罪行的明確指控。關於戀童癖性侵團體的眾多指控在一九八○年代與九○年代具體成形,這段時期後來被稱為「撒旦恐慌」時期,社會瀰漫著對托兒所性侵害事件的歇斯底里情緒,最終影響了全世界的家長與警察。大肆宣傳這種撒旦性侵最不遺餘力的,就是《米雪兒的回憶》(Michelle Remembers)這本暢銷書,作者是米雪兒.史密絲(Michelle Smith)和勞倫斯.帕茲德博士(Dr Lawrence Pazde)。

這本書在一九八○年出版時造成轟動,內容是真實心理治療療程的長時間記錄,精神病醫師是帕茲德,患者就是史密絲。史密絲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於帕茲德在加拿大維多利亞的私人診所接受他的治療。在史密絲為了治療流產後憂鬱而定期前往診所的過程中,她告訴帕茲德,她覺得有什麼很重要的事想說,但她不記得內容。對這位好醫生來說,這種遺忘事件的奇怪現象似乎很重要,以致於在接下來的十四個月裡,帕茲德據稱投入超過六百小時的時間,試圖利用催眠協助史密絲回想起她遺忘的過去。

而她也想起來了。在某次療程中,她顯然尖叫了二十五分鐘,然後開始用五歲小孩的聲音說話。她開始回想到虐待,撒旦儀式般的虐待,下手的人是她已逝的母親,以及她宣稱是維多利亞當地一個邪教團體的其他成員。她記得自己五歲的時候備受折磨,遭受性侵害,被鎖在籠子裡,被迫參加可怕的儀式,目擊邪教殺生。她甚至記得自己渾身是血,有人用獻祭後被肢解的嬰兒與成人身體部位摩擦她。

這本書一問世就造成轟動,引發大眾討論透過心理治療取得長久遺忘的記憶這個觀念─尤其是與性侵害儀式有關的部分。這本書也使得大家開始討論據說愈來愈嚴重的撒旦崇拜問題,以及這種特定的虐待行為。隨著這本書的發行,據稱是撒旦教虐待儀式的受害者傾巢而出,而處理這些控告所謂撒旦教徒的案件律師,都用這本書做為情報來源,準備法庭上的攻防。這本書甚至還成為社工人員的訓練教材。帕茲德成為心理學大師,是這個重要性遽增的議題專家。一般認為這本書很重要,出版的時機恰到好處,而且內容正確。

不幸的是─以書中恐怖的內容而言,也許可以說是幸運的是─這一切似乎都是憑空捏造的。記者與調查人員不斷質疑這本書,因為他們找不到任何的補強證據支持書中的種種指控。還在人世的家庭成員均駁斥那些指控。在那些據說曾經發生過的事之中,很多都非常不可能,甚至絕對不可能發生;敘述前後矛盾的情況也隨處可見。觸發一整個世代做出種種指控的這套說法,似乎很有可能只是基於作家的想像。

專職打手

如果你告訴別人,質疑所有的記憶是你的專業,而且整體來說,你在審判中協助被告的情況多於協助所謂的受害者,那麼你會被當成是罪犯的擁護者。大家總是會問我,「你怎麼知道你不是幫強暴犯或殺人犯脫罪呢?」答案是,我不知道。我確定的是,某些有罪的加害者曾經用假記憶的說法辯護成功。其他官司的被告也一定有這樣的例子─某人可能用暫時精神失常辯護成功,但其實在犯罪時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幹嘛。然而,不論我們對此感到多麼地遺憾,暫時性精神失常的正當性以及存在並不會因此消失。

因此,雖然承認假記憶以及其他記憶扭曲現象的存在具有潛在的代價,但我完全相信我的研究,以及我的同僚的研究,整體而言是有助於彰顯正義的。每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公平的審判,而審判只會在有以實證為基礎的證據標準時才是公平的。我們需要確保審判對於那些受指控者沒那麼有偏見,並且謹記那句老生常談:只因為你被指控做了壞事,並不表示你真的做過那件壞事。由於我對記憶有這些了解,我並不希望住在一個單憑一段記憶就足以執行法律判決的世界裡。

專門協助深信是清白的人免受牢獄之災的國際組織「清白專案」表示,假記憶,尤其是目擊證詞,是導致冤獄的最大原因。舉例來說,二○一五年透過現代 DNA 測試結果證明超越合理懷疑的三二五件清白案例中,有高達二三五個案例和目擊者錯誤指認有關。這代表假記憶對於冤獄,扮演了絕對關鍵的角色。

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解決的事,但也不能否認假記憶的真實性。讓我們告訴大家,假記憶確實存在,看起來、感覺起來就像真的記憶,我們可能會對嚴重影響情緒或造成創傷的事件有錯誤的記憶。讓我們更深入了解心智是如何運作,接受記憶的延展性是生命的一部分。知識就是力量,而對這項主題的知識愈豐富,最後也能讓我們獲得力量,保護自己不受可能導致失控後果的面談技巧與假設擺佈。

因為不論我們想不想要,豐富的假記憶確實存在。

※ 本文摘自《記憶如何對你說謊》,原篇名為〈特叔叔脫掉我的褲子〉,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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