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娜拉.塞美

什麼樣的人會犯下這種罪行?這本書就是從這個問題出發。我們總喜歡把「邪惡」定位在我們自身和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之外,而「邪惡」具有什麼樣的本質?「邪惡」在醫學上究竟算不算個主題?這是否更應該落在哲學和神學的專業領域?

「邪惡」不是醫學用語,也不是精神醫學用語。一如其他與司法有關的科學,不管是犯罪學還是法醫學,司法精神醫學所處理的是「邪惡」的一個特定部分,亦即人類毀滅性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表現為犯罪行為而成為法治國家懲罰的對象。然而「邪惡」其實遠遠超出這個範圍,自古以來就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一神論的宗教深入地探討邪惡,我們只要想想耶穌基督被釘上十字架這個主題,古代大師畫過許多描繪此一主題的畫作,當我們站在這樣一幅畫前面,我們看見的是一個折磨和處決的場景。人類在受苦,而且主要是由於人類自身而受苦,或者說由於別人將痛苦加諸在他身上而受苦。我們明確地把「邪惡」這個概念和別人加諸於我們的傷害相連結,誰也不會想到要把一座火山或一場海嘯稱之為「邪惡」。天災造成了可怕的災難和極大的痛苦,卻超出了道德判斷的範圍。

至於犯罪意義上的「邪惡」,亦即法律所禁止的事,隨著社會、時代、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別。通姦在某些伊斯蘭教國家是犯罪行為,在德國卻不是。同性成年人之間彼此合意的性行為在德國從一九七三年起就是法律所允許的,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在一九九四年被完全廢除,但這種行為在其他某些國家卻會受到法律懲罰,甚至會受到死刑的制裁。對兒童的體罰在四十年前還是常見的教育方式,如今的兒童則有權接受不含暴力的教育。也就是說,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對兒童的發展有益,什麼有害,這一向取決於複雜的文明化過程。殺人本來是法律所禁止的,但在戰爭中或是在打擊恐怖行動時就適用另一套複雜的規則。

一個人甚至不必是個完全邪惡的人,也能做出邪惡的行為。而一個完全邪惡的人,甚至也未必有什麼不尋常的特質。有可能正是從平庸之中產生了一股特別的能量,為了自己的虛榮目標,這股能量被用來從事破壞性的行為。德國的納粹歷史正好清楚地展示出我們每個人基本上都有可能或有能力做出邪惡的事。

奧地利作家瑪麗.馮.埃布納─埃申巴赫(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 1830-1916)以她一針見血的警句聞名,她曾說過:「如果絕不以行善之名去作惡,那麼世間的惡就會減少許多。」這句話適用於以政治和宗教為由的罪行,最終也適用於個人的犯罪行為,犯罪者往往也告訴自己,他的犯罪行為是合理的,以在內心給予自己動手犯罪的許可。但是其實我們全都會以可能的「善」為由而給自己許可,只是後果比較沒有那麼戲劇性。

如今會有人問,一個成年男子怎麼會在田野道旁襲擊並殺害一個小孩,然而就在幾十年前,卻有許多為人父者在孩子的母親面前殘忍地殺死幼童,這件事總是一再令我心情沉重。意識型態決定了價值觀和道德。而當意識型態扭曲了價值觀,亦即顛倒了是非黑白,那麼義務感、責任感、自制力也就遭到扭曲。如今個別犯罪者在這種可怕的意識型態之外犯下罪行,也許這正促使了世人去問「為什麼」。然而精神醫學也無法真正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這個提問將世間的痛苦指向更高一層的意義問題,並且遠遠超出醫學的專業範圍。人類為什麼必須受苦?為什麼人類必須承受由他人所帶來的痛苦?到頭來這是神學問題,或者說是世界觀的問題。針對「為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能夠安慰我們嗎?

為什麼他們會選擇犯罪?

我之所以挑選了本書中所述的案例,是因為它們在司法精神醫學醫師經常要鑑定的案例中具有代表性,也因為它們在本質上其實並不特別聳人聽聞。

像傑弗瑞.達默(Jeffrey Dahmer)或約阿辛.克羅爾(Joachim Kroll)這樣著名的連續殺人犯終究是罕見的例外,前者在一九九一年由於十五樁殺人案在美國被判處終身監禁,幾年後在監獄裡被一個患有精神病的牢友打死;後者以「杜易斯堡食人魔」之名在犯罪史上留名。對於人性中的「邪惡」,基本上這些罕見的例外能告訴我們的少之又少,因為它們發生在人性的極端邊緣。塔姆、布魯克斯和哈弗勒都殺死了自己的妻子,但他們並非典型的罪犯。他們成長於守序的環境,犯罪之前的人生平凡無奇,肯定不會把自己描述成罪犯或殘暴之人,而在犯罪之前也的確不是這樣的人。基本上他們彰顯了我的論點:人人都可能成為凶手。事情只取決於個人的處境、個人的犯罪門檻和個人的觸發點─或是取決於相應的極權意識型態。

不過,把危險性、犯罪行為和精神障礙畫上等號,卻是大錯特錯。

如果撇開暴力行為的典型「瘋狂」理由不談,那麼暴力行為就只有兩種根本的源頭:「自我價值的膨脹」和「衝動控制不良」。第一個原因比較是心理學上的,第二種原因則比較是神經生理學上的。我要再次引用瑪麗.馮.埃布納─埃申巴赫的一句話,這句話對我而言意義重大:「大多數的人所需要的愛比他們所應得的更多。」面對由人所造成的痛苦,我覺得這種態度是個關鍵。並不是說我認為該以固執的天真去面對所有的人,而是因為我認為這句話總結了那份理解,明白人類的脆弱乃是其惡劣行為的根源。

不過,如今暴力根源的問題也許由於其他原因而變得同樣重要。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和社會,基本上對於譴責暴力已形成共識。整體而言,比起六○和七○年代,更別提二十世紀上半葉,如今的教育過程中肯定更少出現暴力。社會意識中對於各族群所受到的歧視遠遠更為敏感,而且我們極其幸運地生活在一個沒有戰爭的時代。對我們來說,暴力基本上是個人所犯下的行為。大家也許很難相信,但是在六○和七○年代遠遠有更多兒童成為性侵殺人罪行的受害者,然而直到如今我們才在社會上及刑事政策上對這些可怕的罪行做出反應。面對特定形式的暴力,我們的反應並非取決於該罪行的發生率,而是取決於社會對此一罪行的譴責程度。

現今大家更強烈地意識到性暴力的存在、害處與不當。如今若是有人把性暴力的犯罪責任歸咎於受害者,保證會使自己喪失評論的資格。不過,似乎正是由於社會對暴力的接受度低,反而使大家對暴力更感興趣。否則很難解釋為什麼儘管實際上暴力犯罪的發生次數減少,相關報導卻增加了幾十倍乃至上百倍,因此在大家的主觀感受上也加倍感受到威脅,雖然數字顯示實情不然。直到如今才曝光的七○和八○年代發生在育幼院的性侵醜聞也正顯示出這些罪行並非變得更常發生─這些罪行一直都存在,而且是在任何時代都有。只是如今的社會有了更好的基礎來消除禁忌,讓受害者能夠為自己和自己的權利發聲。這一切都是文明上的進步。儘管如此,我們不該無視一件事實,亦即我們的整體生活條件大大促進了我們的集體道德意識,使我們得以維持一種自我形象,以為我們頂多只會做出違規的事,卻不會犯罪。

同樣的犯行,不同的動機,不同的評價

當我看見汽車上貼著「停止用動物做實驗─改用性侵兒童者」字樣的貼紙,我就會覺得我們的文明水準在某些地方有點薄弱。在一個只不過三代之前曾經在人類身上進行過所謂「醫學實驗」的國家,這種口號居然沒有引起口誅筆伐實在令人訝異。我的意思絕對不是說我把性侵罪行當成小事,將之美化,更絕非贊成。性侵兒童之所以應受懲罰自有其道理。

但我想談的是「我們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此一意識─除非是由於嚴重的精神疾病、智能嚴重異常、或是人格的錯誤發展導致責任能力降低,並且獲得證明。這是所謂「雙軌制刑法」的成就,在懲罰行為罪責以及對無責任能力之人的治療(與保安收容)之間做出區分。也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也要對自己所受的誘惑、所追求的愛好和價值觀負責,但我們不必為自己實際上是什麼樣的人負責。而要接受「我們自己原本的樣子」有多難,從某些經濟產業的興盛即可看出,這些產業的目的在於謊稱我們可以變得比自己原本的樣子更好、更美、更完整。基本上各大宗教正是以比喻指出了每個人在世上的意義就是活出他本來的樣子。這絕對沒有將惡行合理化,但並未否認作惡之人的人性。

世人出於種種不同的動機而犯下惡行,而我們傾向於對這些動機做出不同的評價。例如,當我與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人士交談時,我發現比起出於貪婪而殺人,因嫉妒或失戀而犯下的殺人罪行會受到更多包容。其原因也在於比起承認自己的貪婪和虛榮,要認同失戀的痛苦對我們來說比較容易。在世人的評價等級中,由於貪婪和虛榮而殺人與性侵殺人同屬於最低一等,只有對兒童的嚴重性侵罪行等而下之。因此,在針對暴力犯罪行為做道德評估時,受害者的年齡和自主程度也很重要。老年人和兒童獲得的同情最多。

如果受害者是特別成功的人士,在討論時就涉及較多的矛盾情感。這時要看此人是否屬於公眾認同的對象,或是在何種程度上具有名人的地位。如果一個受害者是富有的銀行董事夫人,遭到職業罪犯綑綁並塞住嘴巴、關在別墅的地下室裡,使她一整夜都沒有水喝也不能上廁所,而另一個是領養老金的老太太在提款機前被人搶走皮包,公眾對後者的義憤會大得多。常會有人說:「如果一個人這麼有錢,發生這種事就不必感到奇怪。」最近我聽到有人說「誰叫她這麼有錢。」在一個社會政治具有爭議性的時代,當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中產階級愈來愈小,這種看法逐漸獲得贊同。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還從未見過真正劫富濟貧的羅賓漢。

那些具有強大犯罪衝動、有時本領也很大、奪取了鉅額金錢的人幾乎不可能跑到市政機關去說:「這裡有錢讓你們成立新的托兒所。」而是會把偷來或搶來的錢用來及時享樂。因此,我們的「不法意識」在這些地方有點軟化。也就是說,問題不總是只在於哪種行為是惡行,邪惡的程度顯然也和惡行是發生在什麼人身上有關。

如果去問一個具有犯罪性反社會人格的人,他為什麼爬進某一棟屋子裡,他會說:「因為那裡的窗戶沒關。」在犯下偷竊罪時他會說:「因為那隻手機就擺在那裡。」碰到這種情況讓我想起我的少年時代,那時強暴罪的受害者常被認為長得太漂亮,犯罪者的過錯因而和受害者的裙子長度被扯在一起。認為受害者對自己的受害也有責任,這種基本想法可以擴大到許多犯罪領域,而且不無可議之處。最近我在一本一九五一年份的犯罪學專業期刊裡發現了一段文獻資料─以如今的眼光來看可能會令人嗤之以鼻。一位克羅茲哈格先生在發表於期刊中的文章裡寫道:「……在任何其他犯罪行為上都不像在妨害風化罪行上可以經常確認受害者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在此事上,古老的犯罪學經驗得到證實,亦即在許多情況下一樁犯罪行為的受害者乃是導致犯罪行為的原因……」這位作者接著以華麗的辭藻描述了那些受害的年輕女孩的外表,讓人不禁搖頭。

加害者vs.受害者

如今政治與社會層面都發出了明確的信號,表明我們不願意接受罪行的重演,而我認為對暴力犯罪行為的譴責實是社會的一大進步。然而,即使在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距離克羅茲哈格先生的思考邏輯以及把責任推給受害者的思考邏輯,並不像我們所自以為的那麼遙遠。

在這一點上,在一些針對所謂「強暴迷思的傳播」所做的研究裡描述過一種特別邪惡的現象,亦即,一個比較有魅力的女人對於強暴犯來說會是比較好的對象,因此,一個外表比較不漂亮的受害者想來多半是特別挑起了施暴者的犯罪行為。嘴巴被塞住、在地下室裡尿濕了衣服的銀行家夫人和其貌不揚的強暴受害者其實相距不遠。這公平嗎?我們的感受合理嗎?在我們的規範和價值觀裡,我們的思考方式有時是否更接近犯罪者,遠超過我們所樂意的程度?我常聽到暴力犯罪者說,被他們揍得必須住院的受害者「挑釁」了他們。這時我偶爾會追問對方,如今只有犯罪者被拘留待審是否不公平?是否也該一併起訴受害者?我們心目中「善良受害者」的形象是那個完全不帶攻擊性、無力自衛、徹底居於劣勢的對象。

如果以「生命原則」作為值得保護的最高良善,這種考量就毫無用處。

對我個人來說,邪惡存在於違背了「生命原則」的思想與行為。凡是阻礙、切斷、毀掉或破壞成長與發展的一切均屬之。舉例來說,因此我們在日常用語中也會說癌症是「惡性」的,因為癌細胞雖然會蔓延和生長,但是隨著它們的蔓延過程卻會危及當事人的生命並且使他日漸衰弱。破壞和暴力也一向表達出敵視生命的經驗。幾乎不曾受到父母照顧的兒童乃是在敵視生命的環境裡成長,因為兒童需要關懷、支持、鼓勵,也需要限制、秩序和前後一致的回應。罹患思覺失調症的人遭遇了值得我們嚴肅以對的命運,理應得到協助和支持,因此當我們碰到由這類病患所犯下的嚴重暴力罪行,我們也必須自問我們的協助體系和法律制度在具體的個案中是否在哪裡失靈了。這是個牽涉很廣的問題,在此處無法適當地加以詳述。

然而另一方面,我認為把犯罪行為的責任從犯罪者身上往社會上推也同樣是種致命的錯誤發展。首先,一個人要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在我們(德國)的社會裡,十八歲就被視為成年,並且可以參與政治、具有決定權。凡是享有權利的人就也負有責任,但是,一種想要兼顧人性尊嚴與預防再犯的合理刑事政策,無法迴避強調治療的基本態度。

我堅決反對把那些犯下嚴重罪行、深深傷害了他人的人視為泯滅人性的妖魔。我在做精神鑑定時,面對的從來不是怪物。事實上,作為人類,我們彼此間的共同點遠遠多過差異。當然,偶爾會有一、兩個被鑑定人難以相處,有時明顯考驗著我自己的耐心。這些犯罪者由於他們的罪行而未能完全發揮他生而為人的可能性。

看出動機和關聯遠遠不表示替罪行開脫辯解、把罪行當成小事,更不是贊同罪行、或把罪行描述為某種致命錯誤所發展出的必然結果。每年的離婚案件多達幾千樁,其中絕大多數最後都還算文明地解決,只有極少數人會殺死自己的伴侶。可是倘若我們更擅於理解關聯,在人身上更早、更可靠地看出錯誤的發展,並且更精確地診斷出人的精神健康風險和疾病根源,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便有能力提供幫助,以走向一個少有暴力的理想社會。

這一切都不可能免費取得。促進心理健康的社會協助體系需要花錢,不是因為在這些體系中工作的人領有高薪,而是因為這類協助體系若要有效就難免需要很多人力。比起現在的作法,社會協助體系必須要更早介入。如今我們花了很多錢(雖仍嫌太少),但協助體系介入的階段對當事人的生命而言還是太遲。社會協助必須堅定地在童年時期介入,而且是在童年的早期,那是為人格與性格培養基礎的時期,是我們對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繫與關係發展出信賴、或是信賴遭到破壞的時候。破壞性行為是人類固有的可能性,這一點我們無法改變,因為我們無法改變人性。我們就是這樣。但正因如此,正因為我們都是用同一種木材刻成的,只在細微的紋理上有所差別,我們必須辨認出那些犯下醜陋罪行的人也是人─從而在其中也看出我們自己。

※ 本文摘自《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暴力犯罪者的內心世界》後記,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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