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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羅.布倫

由於聚光燈的效應,倚靠同理心會造成理性思考下並無法認同的扭曲結果。這個現象透過一些有趣的心理實驗得到印證。

在一項實驗裡,受試者各自拿到十美元,並被告知可以自由捐款給其他一無所有的可憐人。一切都採匿名方式進行;受贈者以數字為代號,由受試者抽籤決定捐給幾號。控制變項在於:有些受試者先抽籤才捐款,有些受試者則先決定要捐多少才抽籤。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先抽籤的人捐款數目遠遠高出後抽籤的人,達六成之譜。專家推論這是因為決定了對象以後,受試者更能想像一個特定個體身無分文的感覺,而不再只是抽象概念。

同樣的團隊進行了另一次研究,這回實驗方式是捐錢給人道收容機構為家庭搭建住屋。兩組受試者得到不同指示,分別為「已經選好受助家庭」和「即將選出受助家庭」。即使只是字面上的細微差異結果也大不同,第一組願意捐獻的金錢多了不少,很可能是因為具體(已經被選出的人)和抽象(未來才要選出的人,可能性有非常多)的差別。

有些研究比較了我們對一個人受苦與很多人受苦會如何回應。心理學家問受試者他們願意資助多少錢幫忙研發一種能夠保住一個孩童性命的藥物;另一組受試者則被告知藥物能夠保住八個孩童的命。實驗結果顯示,兩組受試者捐助的數額相當。然而若加入第三組,並告訴受試者受助的特定孩童的姓名並展示照片,則該孩童得到的贊助明顯提高—也就是一個人能得到的援助比八個人還多。

可辨識受害者效應

上述實驗室內的發現就是所謂「可辨識受害者效應」(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四十年前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就曾說過:「一個六歲棕髮小女孩出面說她需要幾萬美元動手術才能活到聖誕節,郵局就會被湧來的捐款給淹沒。但如果新聞說營業稅調降以後,麻州各級醫療院所因為預算不足導致醫療品質下降,可預防的死亡案例些微上升,結果不會有多少人落淚或掏錢。」

可辨識受害者效應突顯了人類情感很普遍的一個現象:對數字無感。倘若我們總是關注特定個體的苦痛,就會造成一個人的處境比一千人的還重要這樣有悖常理的情況。

想瞭解我們的情感對數字多麻木,想像一下自己剛看到新聞說遠方國家有兩百人死於震災。你心裡有什麼感覺?再想像一下,原來方才看走眼了,實際上死了兩千人。你有感受到十倍的難過嗎?甚至,真的有更難過嗎?

我很懷疑。一個人可以比一百個人還重要,因為單一個體反而能夠挑動群體無法喚起的情感。據傳史達林曾說過:「一個人的死是悲劇,一百萬個人的死是統計。」連德蕾莎修女都曾表示:「面對大眾,我不會行動;但注視著一個人,我就會行動。」由此可知在道德決策上數字的重要性立足於理智而不是情感。

聚光燈特質的首要問題在於範圍狹隘,再者則是只能對準自己喜歡的方向,也就是受到偏見左右。

先前提到神經科學研究已經以很多方式證實了同理心和偏見有關,與同理經驗相關的腦部區塊對於目標是敵是友、是自己人還是別的群體很敏感,甚至會判斷對方看上去是舒服還是噁心等等其他資訊。

人們關注苦難的優先程度取決於⋯⋯

作家、記者與影視製作如何切入道德考量是個值得探討且足以獨立成書的主題,不過我們大致都能體會到文學、電影、電視節目等等確實能夠吸引目光,促使大眾關心陌生人的痛苦。哈里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一八五二年的著作《湯姆叔叔的小屋》除了是十九世紀銷售最好的小說,也轉變美國人對黑奴的態度;狄更斯的《孤雛淚》改善了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的兒童處境;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作品揭露蘇維埃集中營的恐怖。電影如《辛德勒的名單》、《盧安達飯店》擴展我們對於他人困境(歷史上的或發生在異鄉的)的認知,原本大眾根本不會注意這麼多。

可是要從眾多時空距離遙遠的主題中挑選一項專注描繪,取捨的依據是記者、製片、作家的直覺,由他們決定何者最為重要又或者最能引起共鳴,也因此有些明明對很多人都重要的事情仍舊得不到關注。有很多故事提及美國監獄內的慘況,但鮮少引起社會迴響,儘管那是數百萬人的真實人生,但外界大半不想理會這數百萬人。譬如很多人口中和心中都將監獄內的強暴案當成笑話,甚至是惡有惡報的證明。

人類的選擇性關注影響甚鉅。約莫二十年前,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便表達過深深的挫折感,因為美國社會十分關注索瑪利亞危機,卻相對無視(客觀上而言更慘烈的)蘇丹問題。他哀怨問道:「這世界幫助索瑪利亞人卻拋下蘇丹人,真的只因為索瑪利亞人比較上相嗎?」

其實在索瑪利亞之前還有比亞法拉大飢荒這個例子。記者菲利普.古勒維奇(Philip Gourevitch)描述當時美國人看到電視畫面中「四肢如柴、腹部鼓脹、眼神渙散」的孩童實在太過心疼,後來大量信件湧入國務院,每天高達兩萬五千封。詹森總統不知如何處理,忍不住要求副國務卿:「想辦法把那些黑娃娃從電視裡趕走!」

撰寫此書的過程中我發現一門學術叫做「災害理論」(disaster theory),該領域很多研究都在探討自我利益作為心理動機。以美國為例,每到選舉年,總統更可能宣布國家災害,選情激烈的州則會得到較多捐款;換言之這筆錢名目上是救災,實則為誘因或賞金。災害理論的其他研究還提到人類的關注焦點缺乏統整性,時常無法合理評估何處最需要幫助、何處能發揮善意最大的效率。沃爾特.艾薩克森埋怨的便是這樣的現象。

我並不認為前面討論到的各種偏見都來自同理心,但有一部分的確是。與自己相近的人、曾經善待自己的人、自己喜愛的人都是比較容易同理的對象。正因如此,我們更傾向幫助他們。

同理心為什麼使人善良?

一個顯然的答案也是多數人的直覺反應:同理心將我們的自私動機延伸到別人身上。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別人疼了,我們跟著覺得疼,於是我們會想要幫助對方不疼,這樣一來自己的疼痛才會消失。盧梭在《愛彌兒:論教育》(Emile, or On Education)中說得好:「如果內心湧出情感使我將自己和同胞連結起來,那麼我不願對方受苦,否則我自己也會受苦,我關心對方,因為我關心自己。這種思想根植天性,無論身在何處我都追求自身福祉。」

因同理心而感到不適,人的反應常是逃離現場。喬納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說過一個故事:納粹德國期間某位女性住在集中營附近,從她家裡就看得到裡頭慘絕人寰的景象,包括囚犯被槍擊後留在原地等死。這位女士後來寫信慷慨陳詞:「沒人想目睹這種慘劇,我感到噁心,精神負擔太重,長期下去受不了,因此要求集中營停止不人道的行為,或將場地轉移到我看不見的地方。」

她的確因為看見囚犯被殘酷對待而痛苦,但沒有因此積極援救,而是只要能將酷刑畫面搬到她看不見的地方就滿足。我們對這種感受應該不覺得陌生,有些人為了躲避處境不好的人上前乞討而改變行進路線,這麼做不是心裡不在意(若真不在意就視若無睹走過去便罷),而是因別人的困境感到不舒服所以寧願別去面對,很多情況下逃走還比較容易。史迪芬.平克提及:「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多年來在雜誌刊登廣告,一張貧困孩童的照片看了叫人心碎,底下寫著『您可以每天付出五分美元拯救胡安.拉莫斯,也可以翻過此頁』。大部分人翻頁了。」

換言之,如果同理心僅僅只是多一個人痛苦,那麼根本不具備幫助他人的意義。要消除隨同理心而來的痛苦,最簡單的方式永遠不會是致力於增進別人的福祉,而是翻頁、轉頭、捂上耳朵、思考別的事情,或者睡個覺。

如果同理心真的促使我們捨棄「逃避」這條容易的出路,並且採取更積極的行動,那麼背後應該還有其他機制。丹尼爾.巴特森團隊設計了頗富巧思的實驗,受試者確實有個選擇是離開研究情境,然而他們很少這麼做,寧願對自己同理的對象伸出援手。這個結果使自私動機理論的立場變得很尷尬。

我比較認同巴特森對於同理心的力量的分析。他認為同理心使別人的體驗成為看得見且明顯的存在,因此很難置之不理。我愛我家小寶貝,她很難受,我同理了以後將她抱起來想點辦法,主要原因不是讓自己好過(雖然這是結果之一),如果我只是為了避免那股難受,走出家門聽不見她哭聲就好。同理心讓我意識到自己喜愛的對象不好過,既然我愛她,當然就會幫助她。

從這個角度切入才能理解訴求同理心為什麼時常奏效。同理心本身無法自動轉化為善心,可是同理心能夠觸動既存的善念。它使原本就善良的人更善良,因為善人不樂見苦痛,同理心卻突顯了苦痛。反過來說,如果讓一個虐待狂的同理心更強大,只會讓他從施虐中獲得更大快感;假如我漠不關心我家小寶貝,她的哭鬧只會讓我更煩躁。

同理心也能夠支撐普遍性的道德原則。如果有人甩我耳光,我身心都不舒服,但這種感受本身並不會讓我瞭解到我不該打別人耳光。可是如果我對被掌摑的人產生同理心,明白他們被摑的感受與我被摑相同,這樣一來可以幫助我得到一體適用的結論:我被甩耳光不好,所以別人被甩耳光也不好。

可以說同理心使人意識到自己並不特殊。並非只有我不想被摑,他和她都不想,以此類推下去便懂了沒有人想被摑,進而支持禁止這個行為。在這個層次上,同理心與道德相輔相成:運用同理心以後我們發現自己與別人的感受一樣,於是支持公平的道德準則,而這些道德準則鼓勵我們繼續對他人發揮同理心。

對於支持同理心的人來說,以此為起點更容易解釋為何同理心是善的力量。

※ 本文摘自《失控的同理心》,原篇名為〈一個人的死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是數據〉,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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