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金.葉爾欽

二○一三年夏天,我在美國密西根州的奧克蘭大學,發表了一場關於史達林主義的心理與情緒影響的演講。學生們都倍感震驚,儘管俄羅斯人民受到自己政府殘酷無情的迫害,卻從來不敢公開表達反政府的言論或尋求公義,少數敢說的,也只敢私下議論或竊竊耳語。

演講結束後,有一輛車負責送我去機場。司機將我的提袋扔進車子的行李廂,重重的關上門,然後操著濃濃的俄羅斯口音大聲說:「你好,我是來自聖彼得堡的尤利!」我不常遇見同鄉,於是,前往機場的路上,便用俄語和尤利開心的聊了起來,直到他得知我造訪密西根州的原因,便突然沉默了。我從後照鏡看著他的臉,他顯然有苦難言。最後,當他的眼神在後照鏡裡和我交會時,才又開口說:「史達林將我祖父送進勞改營整整十年,他們釋放他後,他就死了。他根本虛弱得沒有辦法活下去。」我發現自己不得不向前傾著身子靠近尤利,因為他的聲音小到幾乎是在喃喃自語。

事實正是如此。史達林主義對俄羅斯人民帶來的恐懼感,並沒有隨著那些受難者的凋零而消失,反而一代傳給一代的持續造成影響。彷彿只要在蘇聯出生的人,都會身染動亂後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且永遠無法痊癒。原因很簡單,在蘇聯時期有上百萬無辜的人民無端被逮捕、流亡海外,或是以人民公敵的罪名被處決。因為憂心潛在的反抗勢力,掌控蘇聯的共產黨全力打壓那些可能反對其政權的人士。這種恐懼感來自政府對俄羅斯人民多年來先發制人的惡行。共產黨並確保,在共產主義消亡後,這樣的創傷也會繼續下去。對於遭受迫害的人民公敵家庭而言就是如此。他們的家人不管是在居住地、工作或食物配給的申請都被拒絕。小孩的遭遇尤其悲慘,嬰兒被迫和他們的母親分離,安置在由警方管理的孤兒院,而且常常被更改姓氏;大一點的小孩則被冠上「社會危險分子」的罪名,被以成人犯罪法審理、判刑,即使只有十二歲的小孩也會被判死刑。那些孩子的一切都被剝奪殆盡,不管是家庭、父母、手足、身分、健康,甚至是性命。

人民公敵的孩子常常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夠擺脫身上的汙名,變成和普通人一樣。他們想要過沒有羞辱和歧視的正常生活。有些人想盡辦法洗刷自己的汙名,有些人則是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不讓別人知道真實的身分。大家都不敢公開談論自己父母的遭遇。

因此,即使史達林已經過世六十年了,即使這是距離俄羅斯幾千公里遠的美國,來自聖彼得堡的尤利開車載我去底特律機場時,談到自己那位曾經是人民公敵的祖父時,還是只敢輕聲囁嚅。我為尤利感到心疼,為自己感到心疼,也為我們所有來自俄羅斯,曾經身受史達林主義重創的人感到心疼。我的腦中突然浮現一行詩句,那是在史達林手諭下慘死於集中營的俄羅斯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坦姆(Osip Mandelstam)的作品:「我原本能像隻椋鳥,終生輕聲低鳴,細細啃嚙核果派,但現在看來,卻是做不到的。」

※ 本文摘自《我的足球爸爸》,「作者的話」 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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